给“富二代”做家教：他们比普通人卷多了
最富有的那群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是如何教育子女的？由于圈层的壁垒，外人很难真的去感受到那些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对他们有很多的想象，也在许多艺术作品中看到过他们，比如电影《寄生虫》、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但真实深入日常生活的资料，却并不多见。
《我在上东区做家教》里，作者布莱斯·格罗斯伯格以家庭教师的身份，进入住在美国第五大道的、全美国最富有的那批人的家中。她写道：“那些田园诗般轻松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前1%的人和其余99%的人同样努力。”内卷像这个时代的顽疾，谁也逃脱不掉。
下文摘选自《我在上东区做家教》，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富人区里，像“盖茨比”一样生活的小孩
我的第一个学生是15岁的苏菲。我们见面那天，她像一阵旋风一样从铺满纯白地毯的豪华旋转楼梯上跑下来。这座位于纽约公园大道的复式公寓洁白无瑕：陈列着白色沙发、白色长绒地毯，两只白色的迷你贵宾犬围绕在苏菲脚边狂叫不止。她一把抱起一只小狗，让它不要叫唤，并调整了一下小狗头上的蝴蝶结。她穿着私立学校校服，裙裾飞扬。在我们上楼讨论作文前，她的管家——两名菲律宾女佣——询问我们要不要吃点或喝点什么。
她掏出一本《了不起的盖茨比》后，开始跟我讲她的作业：写一篇文章，说明盖茨比是否实现了美国梦。她的两只白色小狗又开始嚎叫，一名管家过来把它们拽下了楼。
她说：“我认为盖茨比没有实现美国梦，因为我的老师是这么认为的。”她停顿了一分钟，紧张地舔了舔嘴唇：“除非你认为我不应该这么写。”
我们反复讨论这个问题，我能感觉到她很紧张，因为我认为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让她在书中寻找论据来证明她的论点，即盖茨比没有实现美国梦。她机械地翻着书。她读着描写盖茨比举办盛大奢华的派对的一段文字：每周五，纽约一家水果商送来五箱橙子和柠檬。每周一，这些被切成两半、榨干汁水的橙子和柠檬堆成小山，从他家后门被运走。
苏菲正打算继续读下去，我让她停下来，想一想这个场景。“我爸妈有一次开派对，家里厨房也是那样，”她说，“吧台旁边堆满了柠檬皮。一晚上的派对过后，我妈妈看起来就像只被榨干了的柠檬。”她意识到，参加派对的客人把盖茨比的家弄得一片狼藉，她父母在汉普顿的度假别墅每到夏天也是如此。派对过后，徒留空虚。这段文字似乎引起了她的共鸣，让她联想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
随即，她拿起书桌旁边的壁挂式对讲机，让女佣端两杯绿茶上来。几分钟后，嵌着柠檬片的瓷杯和茶托被送到楼上。我们终于敲定了写作提纲，我认为她提出了一个不错的论点，也从书中搜集了不少论据。在我要走的时候，她露出了淡淡的微笑。“或许盖茨比实现了美国梦？”她自言自语道。
我愉快地离开了。这段经历太美妙了——有绿茶、白色贵宾犬，还有人花钱和我讨论盖茨比。在公立学校读书时因为热爱诗歌和阅读而被嘲笑的我，从未想过自己竟然找到了这样一份既有报酬又有意义的工作。进入这个女孩居住的公园大道那幢建筑的宁静、安全、安静的大厅，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可以享受富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沉醉于艺术博物馆之中，通过安抚一个紧张不安的15岁孩子获得满足感。
我丝毫没有觉察到，我在研究生院漫不经心地拒绝过的弗洛伊德，正潜伏在公园大道那些幽静的、百合花盛开的大楼里，那里有各种各样的神经症患者在等着我。
苏菲经常从家长手里得到很多零用钱，或者干脆是信用卡。上等私立学校的中学生可以在校外吃午餐，而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一些地区，午餐并不便宜。他们很少在学校食堂吃饭，而是会在市区闲逛，喝奶茶，吃寿司卷和15美元的汉堡。这些私校生一周午餐的花销不会低于100美元，这还不包括他们在课间和放学后买的7美元一杯的咖啡。这些小孩早早成为了美食品鉴家。苏菲说：“我不可能去一所买不到好喝的卡布奇诺的大学。”因此，她不会去纽约市和洛杉矶以外的地区上大学。这些小孩还知道不同沙拉的区别。我曾经看到一名五年级的私校小学生走到沙拉台前欢呼：“哇，有菊苣！”我从没想过会有小朋友如此钟爱菊苣和布里奶酪。
被规划好的孩子们，不被允许休息
住在公园大道的家长每时每刻都在给孩子“打鸡血”，这让我感到新奇。
在第五大道，休闲就和赘肉一样罕见，但恰恰是这些闲下来的时间才会让孩子们受益。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胜枚举，然而无论我如何宣扬休闲的重要性，家长们只会用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我。要想提高学习效率，孩子们需要时不时地停止思考，就像关闭电脑一样。他们需要休息来整理思绪。
其实在休息时，大脑会下意识地运行，这就是为什么最好的想法往往是在洗澡或洗碗的时候冒出来的。在大脑处于放松状态时，自由联想能力更加活跃。如果孩子们的生活一直被规划好了，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无聊或孤单。他们的大脑时刻准备接受来自他人或电子设备的信息，丧失了认识自我、梦境、灵感和顿悟的机会。在形成价值观的童年，这些时刻尤为重要，但我辅导的学生们似乎都没空体会。
莉莉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她从来没有体会过“心流”——这是匈牙利裔美国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工作中的一种高效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精力高度集中，甚至会忽视时间的流逝。“心流”能产生幸福感，令人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体验这种感觉，但它并不存在于当代许多儿童的生活中。
莉莉每天早晨先参加壁球训练，然后去私立学校上一天课，放学后再去打壁球，最后回家写作业和补习。对她来说，壁球不只是一种小众运动，更是通往名牌高校的入场券，因为这类学校的学生很多都是壁球高手。莉莉对我说，她很喜欢做针线活。我见过她的作品，穿针走线颇为讲究。“我想当一名服装设计师，”她看着手边的《ELLE》杂志伤感地说，“但我没时间上时尚课。”我有一次看到莉莉做针线活，神态平和，动作娴熟，这是她能够放松并获得慰藉的方式。她对针线比对壁球拍更加得心应手，却不能自行做出抉择。
我在辅导学生时会和他们聊会天，开开玩笑，这可能是他们这一天来第一次放松，由此他们往往对此心怀感激。打壁球、一整天高强度的学习、再打壁球、接受两名家教的辅导，这样一天下来实在太累。在学生们永不停息的日程中，我只是一个中转站。
给这些孩子当家教让我既振奋又感动。我同情他们的脆弱，又惊叹于他们的气质。他们就像普拉达生产的泰迪熊玩具，毛茸茸的，可爱又时尚。这些孩子身上那种漫不经心的时髦感是我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他们自带法式气质，似乎应该再配上一辆浅色单车和一根法棍面包。
不过，有些住在公园大道的孩子也没有那么强的优越感。特雷弗的父亲不苟言笑，看起来像从《唐顿庄园》走出来的男爵，而特雷弗完全不受父亲的影响，他脸上有雀斑，穿着T恤衫和松松垮垮的牛仔裤，踢完球后身上散发着汗臭，口无遮拦地说学校的老师都很差劲。他会帮公寓楼门卫冲洗人行道上的口香糖。他总是活力四射，走路蹦蹦跳跳，灵活地穿过牵着贵宾犬散步的老太太们。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和阴沉的父亲一起生活还如此快活的。
特雷弗的父亲庄重肃穆，他走在纽约街头居然没有使路面塌陷，可谓是个奇迹。他连在夏天和周末也穿灰色服装。在工作日，他穿西装和白衬衫，佩戴棱纹领带。他的皮鞋永远锃亮，浑身上下没有一丝赘肉。他脸颊凹陷，连眼睛也是淡色的。挑剔是他与生俱来的特质。
特雷弗告诉我，他对父亲唯一的温暖回忆是，“小时候，父亲在周六上午会带我去他的办公室，他在一旁工作，我就在办公纸上写写画画”。我不明白特雷弗的父亲为什么只允许儿子在方格纸上画画，却从来不给他买画布。特雷弗在回忆童年时露出了笑容，他似乎认为这段经历充满欢乐——在我看来，这也算是某种奇迹。
上流社会里，男人和女人的分工泾渭分明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全国各地，富人比穷人生的孩子更多，这与上一代人恰恰相反。我的很多客户都有三四个孩子， 且名字大多比较中性：亨特、杰克逊、德文、泰勒。最富有的 1% 的富豪在经济蛋糕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他们在养育孩子方面有更强的经济能力，也能为孩子投入更多资源。所以，私立学校门口的一辆辆林肯豪车里总会走出好几个孩子。如果一个家庭有多个孩子在同一所私校上学，这个家庭往往会获得学校的更多青睐，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家庭会交更多的学费并且对学校更加认可，而这样的家庭也往往是最富裕的。20世纪70年代的标准家庭是夫妻都有工作，养育两个孩子，而如今越来越多富人选择生育更多孩子且妻子在家当全职妈妈。这些超级妈妈带着孩子穿梭在运动场、补习班和医院之间，她们从事金融工作的丈夫则投身于事业。
这些妈妈在家没有一丝懈怠，不会像我一样用微波炉热晚饭、垃圾袋用了好久也不换。她们不会错过每一个返校夜，不会在五天后才看到老师的邮件，也不会忘记带孩子去看过敏科医生。她们全力操持家务，家庭就是她们的研究课题，是她们的使命和热情所在。如果孩子考试没考好，就说明妈妈的工作不到位。在她们的世界，男女分工泾渭分明。
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家长 90% 都是妈妈，偶尔会碰到一个爸爸。在大多数情况下，妈妈都是照顾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请家教并和家教沟通的人。这些妈妈基本都在名牌大学接受过良好教育，对养育孩子十分上心。与她们相比，我简直无地自容。我的儿子从出生到上幼儿园都穿着不合身的衣服（部分原因是他不喜欢去商店试衣服），头发常常都长到戳眼睛了还没剪。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我的成就屈指可数——喂他吃几瓣橘子，在他三岁时送他去上绘画课，给他找了一个不会说英语的声乐老师却成功教会他如何用丹田发声。
在私立学校工作的许多老师大多也和学生一样幸运。我们接受过高等教育，能有一份和小孩打交道的工作。私立学校的学生总体上对学习很有热情，而且基本没有公立学校学生普遍遭遇的校园暴力问题。但私立学校老师与家长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在纽约——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它会影响双方的互动以及许多学生的人生观。
纽约的老师们生活得越来越窘迫，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房子，因为这里的两居室公寓价格动辄超过100万美元。
2007年左右，房地产泡沫导致纽约房价飙升，我在布鲁克林租了一套两居室公寓，一个长着菜花状耳（显然是打架的结果）的男子是公寓楼里的常客。这栋公寓楼外表不堪入目，墙面上布满密密麻麻的空调孔。
后来，我租住进了布鲁克林一栋摇摇欲坠的木屋的地下室，那里有冰凉的地砖、微弱的暖气，门廊上的洞大到可以钻进一只雪貂。债台高筑的房东住在我楼上，他们常常把房子一连几周租给爱彼迎房客，其中包括一对比利时夫妻和他们已经成年的儿子，以及一群法国音乐家。
比利时一家人白天基本在外， 而法国人有一次开派对开到凌晨 3 点，然后敞着大门就走了， 而我们所住的地方枪击案频发。再后来，我搬到了皇后区，附近全是十元店、废弃医院和按摩店，我去学校需要坐一个小时的地铁。我的很多同事也住在纽约郊区。纽约的私立学校都位于老师住不起的地方——上东区、格林威治村、布鲁克林高地、公园坡。老师和学生之间横亘着与日俱增的地理和经济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