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如渣男,钱多就变坏
写下“教育如渣男,有钱就变坏”这一文章标题前,我经过了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犹豫不决的是,作为一名站了22年讲台的一线教师,我这么评价教育合适吗?就算这样的评价是合适的,可是我吃着教育的饭,这样骂教育的娘,合适吗?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2024年新年伊始,教育界接连曝出两起震动全网的“恶性事件”,一是2024年1月16日华中农业大学11名学生实名联合举报他们的导师黄飞若教授学术造假;二是2024年2月4日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薛鹏举着身份证在其抖音账号举报她的单位对她的不公平对待,随即薛鹏的举报反转,全网掀起了对“精致利己主义高级知识分子”的批判。
在教育圈、学术圈的丑闻已经盖过娱乐圈的当下,作为教育圈的一份子,我自己都觉得羞愧脸红。高级知识分子向来被称为国之栋梁,理工科的高级知识分子们负责为国家打造国之重器,文科类高级知识分子们负责为民族维护道统,也就是负责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价值观。
如果一个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无视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专事投机钻营,甚至为了利益铤而走险坑蒙拐骗,那这种风气对整个民族对整个国家都是灾难性的。作为教育圈里的人,如果我愿意写论文,那也算学术圈里的人,我觉得我有义务以内部知情者的身份来批判当前的教育和学术,以鞭策同行,推动教育和科研的改革。
一、为什么说“教育如渣男,钱多就变坏”?
中华民族向来重视教育,就算在国家很穷的时候,我们的领导人也提出“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口号。党和政府为了振兴教育,这些年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为教育拨付了庞大的资金,可以说当前的教育与“穷”已经不太挂得上钩了。
根据2023年末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61329.14亿元,首次超过6万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48472.9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01%,这已经是自2012年以来第11年做到了“不低于4%”。
近些年来,党中央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不断扩大教育投入。中央明确了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要坚持“一个不低于、两个只增不减”,即“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一般不低于4%;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这些政策保证了教育经费相对充足的投入,尤其近些年GDP总量大增的情况下,分配到教育的财政支出也是水涨船高。
可是,投入到教育的钱增多了,教育变好了吗?
教育在大量财政投入的推动下肯定发展了,至少教育的硬件提升了不少,一座座新的学校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教室里的桌椅、黑板、电脑、电子屏,实验室里的各种设备都更新得很快。可以说,从乡村到城市,现在的教学条件都没得话说,拿到全世界去比,都不落后。
可是,充足的教育投入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为了花掉巨额的教育投入,在教师的基本工作之外,设置了大量的“科研”、“教研”和“竞赛”项目,并给这些项目投入了巨额的资金支持;然后再把这些“科研”、“教研”和“竞赛”项目与教师“职称”绑定,进而把“职称”高低与工资多少绑定,用“利益的旗帜”把广大教育工作者引导到“与教育学生关系不大”的“科研”、“教研”和“竞赛”工作中,导致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学生方面耗费的心力越来越少,而在利用研究和项目给自个儿捞钱捞职称方面耗费的心力越来越多。
这使得本该淡泊名利的教育界充斥着投机钻营和追名逐利的恶劣风气,而且这样的风气越来越盛。
一句话,大量以教育之名投下去的钱,没有落到教育学生上,而是落到了科研、教研和竞赛项目上,这些投给教育的多余的钱严重腐蚀了教育本身,使得老师没有办法心静如水地搞教育,这使得整个教育环境和教育风气严重变坏。再这样下去,中华民族的教育大厦将会在金钱的腐蚀下岌岌可危。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说“教育有钱就变坏”不是说给老师多发点工资,老师就变坏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以教育的名义,投向“与教育学生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所谓科研、教研、竞赛项目的钱越多,引诱老师“不务正业”的诱惑就越大,对教育的腐蚀就越严重,教育环境教育风气就越糟糕。
没钱时候的中小学教育是这样的:
老师们100%的心思都在教学上,评定老师工作的唯一依据是学生的成绩,决定老师工资高低的标尺主要是教龄。老师们安安心心地教书,心平气和地熬教龄,育人环境一片祥和。
有钱之后的中小学教育是这样的:
设置很多项目、很多竞赛、很多帽子,把国家多投入的钱向这些项目、竞赛和帽子倾斜,一时间名校长工作室、名师工作室、名班主任工作室满天飞,各种先进、骨干的称号如雨后春笋,中小学副高正高职称越来越多。一些多年没在一线教学或者没有担任主要教学任务的人一夜之间名师光环加身,当然这样的光环主要戴在了领导的头上。
于是中小学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景象:从早到晚跟着学生兢兢业业教学的一线老师啥也不是,通过项目拿到高职称和专家帽子但几乎不在一线教书的各种“专家”横行校园,他们对一线老师指手画脚颐指气使,充分发挥外行指导内行的不要脸精神,对一线老师各种折腾。
一线老师被摆布得精疲力尽,气得鼻孔冒烟,但敢怒不敢言,始终不敢说出“你行你倒是讲一节课让我们学学啊”这句话。育人环境变得非常复杂且极不和谐,不干正事只负责搞项目瞎折腾的“专家”和一线负责教学的老师之间的矛盾非常大。
这也让一线老师醒悟,光好好教书是没有出路的,你得写论文,你得拿项目,你得在各种比赛上去表演,你得把精力和心思放在教育学生之外的地方。于是中小学的育人环境和育人风气一天比一天差。
没钱时候的大学教育是这样的:
老师们主要是抓好自己的专业,兢兢业业地把课上好,先做好知识的传播者。因为用心教学,所以师生关系融洽,学生有人生的疑惑也会找老师沟通,关键是老师有时间有精力有耐心跟学生交流指导。至于科研和项目,全凭老师的兴趣和国家的需要,有能力有兴趣就写一点,至于正高副高职称能不能评上,反正收入差别不大,一切随缘,教好学生就行,无需钻营打洞搞职称。
1952年进行了高等院校的院系大调整,同时对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体系进行了调整。那时候的大学老师没有整天想着写论文申项目搞科研,但我们的高等教育却成就显著,在一个百废待兴且文盲率极高的国家,我们的高等教育本着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才为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底子。
在高科技领域,那一时期的高等教育也颇有建树,两弹一星的成功、牛胰岛素、青蒿素的合成等全球领先的科技突破都得益于那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我国迄今为止唯一的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就是那一时期的北京大学培养的。
有钱之后的大学教育是这样的:
每个大学都在争排名,因为排名决定着大学获得拨款的多少。排名按什么排?重点大学按照教育质量、社会声誉、国际化程度等来排名,而教育质量方面最主要的考核指标是科研水平,老师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老师获得的基金项目的数量、档次和金额等是最主要的指标,此外学校获得的竞赛奖项、老师主编的教材数量、精品课程建设数量、教学资源库建设数量等都是主要考核指标。
学校为了争排名,就在这些可量化的项目上放肆砸钱。本来国家投入到这些项目中的钱已经够多了,但学校为了鞭策老师,防止老师躺平,就把老师基于完成基本教学任务后应得的报酬想办法扣一部分出来,奖给搞项目的人,导致一般高校专心教学的老师穷得叮当响。
据我所知,全国范围内,省级主管的高校,老师的基本待遇普遍都很差,甚至比中小学老师还差。这些学校的老师如果只做好教学工作,真的会很穷,所以只能按照单位的要求去做科研、教研等项目赚钱。
2023年12月末有个网红事件颇受关注,湖南长沙的“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有教师代表向学校反映:“青年教师每月发放四五千元工资,难以养家糊口。建议青年教师的绩效工资能每月足额发放”。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网站12月初公布人事处的答复称,绩效工资分为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根据学校的相关方案,基础性绩效工资与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比例由原来的各占70%、30%调整为各占60%、40%。
这一热点事件揭示了一般高校这样两个现实:1. 尤其省属高校,老师的工资确实很低;2. 基础教学工作所对应的劳动报酬被压缩克扣,挪用到各种能提升学校排名的项目建设中去了。
可见,这些年国家对教育的巨大投入,并没有推动教师基本工资的大幅度上涨。增加的教育经费,更多地投入到基本教学之外的各种项目中去了。做项目的过程,其实就是分配资金的过程,大量的教育经费随着项目被分配了出去。
当然这也无可厚非,老师在完成基本教学工作后还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做项目做科研,干活了就得拿钱,天经地义。当前各种花里胡哨的项目层出不穷,一篇科研教研论文奖励多少钱,一个科研教研项目奖励多少钱,一个竞赛获奖奖励多少钱,编一本书奖多少钱,这些都归为“绩效”。只干好教学工作,那你的绩效工资就会很少,有些老师年底的绩效比别的老师一年的工资还多,高校老师绩效差距越来越大,高校的贫富差距让人瞠目。
自古以来教师的“天职”就是教书,是教育学生。可是当前,从中小学到大学,教师最主要的工作已经不是教书了,而是对照着“绩效分配办法”和“职称晋升条例”去挣绩效攒条件,而这些项目中的绝大部分与教育学生没有关系,比如科研和教研成果,以及各种获奖证书。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老师不是圣人,老师也得养家糊口。如果教育部门在微薄的教师基本工资之外,设置了大量可以赚钱的项目,而且还用一些手段驱赶着老师必须去做这些与教育无关的事情,那么老师在诱惑和压力之下对这些可以增收的项目趋之若鹜,也是人之常情。赚钱,不丢人!
有人可能会说,通过绩效考核激发老师的积极性,让老师努力工作,难道不对吗?人民的教育事业难道不需要老师通过努力工作向前推进吗?那些说三道四的老师,自己又懒又无能,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岂有此理!那好,让我们看看老师在基本的教学工作之外所做的科研、教研、项目和竞赛等到底价值几何,到底对教育事业本身有没有好处。
二、科研:不会理发的铁匠不是好教师
当前中国是全世界“科研”第一大国,2022年,在全世界178个学科中的159种高影响力期刊上,我国的科研工作者发表的论文数为16349篇,占世界总量的30.3%,排名世界第一位;2023年更厉害,截至2023年7月,我国热点论文数量占世界总量的45.9%,排名世界第一。
这还只是在全球有影响力的期刊上的发文,如果算上中国国内多如牛毛的中文期刊,以及国外没什么影响力的“水刊”,那么中国每年的科研论文生产量恐怕是个天文数字。
而中国这么多的研究论文,绝大部分都是1880多万教育工作者撰写的,广大教育工作者是我国的“科研主力军”。
作为教育工作者当中的一员,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每个教书匠就能同时是一个科研工作者?逻辑在哪里,依据在哪里?教育工作者何德何能,就一定具备或者引领高科技,或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或者纵论微观经济宏观政策甚至世界和平的学识和能力?教育工作者有这个智慧吗?
如果在100年前,说教师是社会的精英人才,那么在90%以上的人都是文盲的当时,这个结论是成立的。可是在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超过1000万(2023年是1158万)的今天,还说教师就是社会的精英人才,就是应该通过“搞科研”来引领社会发展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是不能让人信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