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

从小到大，每隔十几年就要搬一次家，而每搬一次家，都要丢掉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儿子今年上初中，到了可以和我们一起做决定的年龄了。家中日用品什么的，我和儿子没有发言权，需要遵照妻子的指挥；家里的书有点多，也必须有所取舍才行，我和儿子当仁不让地把这个权利争取到手。我们把书从书柜里、地台里取出来，然后席地而坐，一本一本地挑选，顺便回忆一下当时阅读的感受。有些书需要装进箱子里随我们搬往新家，另一些则要堆在墙角等着当废纸卖掉。我忽然想起，30年前，我像儿子这般年纪的时候，也和父亲一起给家中的书打过包，也如这般席地而坐。

父亲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母亲则是下乡知青。儿时听姑姑说，父母亲谈恋爱的时候，奶奶怕爷爷因为此事再挨批斗，很是害怕了一阵子，寻死觅活地不同意，生怕惹出些祸端。我不懂其中的原委，更不了解那个时代的恐惧，还暗暗替母亲鸣不平。问过母亲才知道，父亲年轻时也算是乡里的风云人物，书读得多，字写得好，还是文宣队的队员，用现在的话来讲，妥妥的一枚“文艺青年”。关于这一点，我自己就可以作证。我小时候住在城里姥姥家，乡下的亲戚帮着在小院子里盖了间20平方米的房子。房前屋后纵横交错着七八条巷子，晚饭后邻居家的大人经常会凑在一起打麻将、打扑克，父亲从来没有参与过。父亲是邻居口中的读书人和文化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古诗词，过年的时候可以自己写春联，还是一个能在报纸上发表“豆腐块”的人。

那时的稿费是装在土黄色信封中寄来的，隐约记得最多一次有30块钱，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于我们家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每次有稿费寄来，母亲很骄傲，父亲很开心，我也跟着傻乐。他会喝点酒，然后豪气干云地和我说早晚要发表个“大的东西”，又给我讲“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道理。虽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是苏东坡写的，更不知道这句诗的上一句是“粗缯大布裹生涯”，但并不妨碍这句诗成为我人生中第一个座右铭。隐隐约约地，我觉得自己会成为一个读书人，所以其他小伙伴在外面叫嚷着“拍洋画”“弹流弹儿”的时候，我大多是在心猿意马地读着书。其实也不是不想去，主要还是因为母亲正坐在我身边织着毛衣，而我的洋画和流弹儿早被小伙伴们都赢走了。“虽然玩游戏玩不过你们，但是我读书比你们多呀！”这也许是我小时候喜欢读书最主要的内在动力吧。

从小学到初中，读书也好、写作业也好，都是母亲在陪伴、督促我。因为父亲工作一直比较忙，总是很早就离开家，很晚才能回来。印象中只有一次，他是在我放学之前回的家。父亲去世停灵的时候，一位伯父告诉我：“当时你爸爸是农村户口的临时工，干的是工地上钢筋工的活，但是识文断字，喜欢读书，还能写文章，所以我就把他调到了办公室，做做文字宣传的工作。他是单位里唯一一个从工地干起，最后进了公司班子的工人。”然而我却清楚地记得，那段时间父亲发生的变化。那天，我放学回家推开家门的一瞬间，看见他躺在床上，腿上缠着渗了鲜血的纱布，吓得一下子就哭了出来。父亲却笑了，没等我开口询问，就把我喊到跟前说：“来来来，儿子，我给你说一下啊，没事的，就是一根钢筋扎腿上了，别怕啊。”隔了几天，我才从父亲和来探望他的同事的对话中得知，当时搭在脚手架上的棚板断裂了，他和另一个工人从三楼一起摔了下来。父亲算是幸运的，落在了二楼的棚板上，而他的工友直接摔在了建筑垃圾上，成了“植物人”。父亲在家休养了没多久就回去上班了，从此腿上留下一尺长的伤疤，父亲管那叫“男人的勋章”，我后来懂了。不过，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家的书架上多了一些《建筑设计入门知识》《工地安全管理》之类的书；父亲拿回来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味道也变了，不再是《谷熟好个秋》之类的抒情散文，而是《我也谈刘备“摔”孩子》之类的“管理学”文章；父亲从此不再同我说鲁迅、李白和苏东坡了，好像也不再继续写日记和小说了，每天都是画图纸、算报表。

父母亲搬过两次家。

第一次是父亲在城里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楼房。他拿到钥匙的时候比拿到稿费的时候更开心。搬家前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和父亲席地而坐，那时候家当不多，所以我们把所有的书和写着字的纸都装在箱子里，一点也没有落下。父亲看着那些日记和小说，神情有些落寞，欲言又止。在新家里，我读完了高中，考上了大学。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晚，我第一次光明正大地在他面前喝酒、抽烟，父亲叮嘱我好好学习专业知识，还有就是一定要多考点“证”，却再也没有说过“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样的话。去大学报到是父亲安排单位的车送我去的，那时候坐着小汽车去报到的同学不多。

第二次是我有了自己的儿子。为了让孙子能上一所名声比较好的小学，父母亲卖掉了原来的房子，在那所学校附近买了一个学区房。这次搬家的时候，母亲的身体已经不大好了，觉得那些书太重，搬来搬去的也是累赘，要求父亲和我挑一挑，其他的都卖掉。我把几套感兴趣的旧书拿回了自己家，其余的书也没有在意，至于那些日记和小说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在此之前企业改制的大潮中，父亲离开了原来的单位，和朋友合伙投资的一个工程也黄了，欠的外债好几年才还清，过程一言难尽。家中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事情本就都是母亲在张罗，经此一事，父亲变得沉默寡言了，只有在见到孙子的时候才会开怀大笑，也只有在指出我把“难”的繁体字写错的时候才流露出一丝骄傲的神色。

母亲经历两次大手术的时候，父亲手足无措得像个孩子，自己说自己“百无一用是书生”，却早已没有了书生意气。母亲在交代后事时，最放心不下的是小孙子，一遍一遍地对我说：“不要打大为呀，小时候为了让你能够好好学习，打了你那么多次，很后悔。”母亲也放心不下父亲，心疼又无奈地对父亲说：“我走了，你怎么办啊？”母亲去世之后，最难受的人是父亲，我们怕他出意外，将他接回了自己家里住。住了没多久，父亲便执意要自己回去住，我们拗不过他，只好请了人帮忙做饭做家务，也被他撵走。他总是说：“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你们不要管。”有一次在下班的路上，遇到父亲在看别人下棋打牌，我问他学会了吗，他说没意思，学那玩意儿干啥。除了看电视，父亲偶尔也会提笔写写毛笔字，书也读，但多是地摊文学了。

母亲去世两年半以后，父亲查出癌症4b期，已经没有手术的可能了。在经历化疗的巨大痛苦之后，还是追随母亲去了。按照家乡的规矩，老人走了以后，只能留下很少的几件东西，其他的都要扔掉或者烧掉。父母亲只有我这一个孩子，所以必须由我来决定。看看这个，摸摸那个，每一件不起眼的东西，都承载了我对父亲和母亲的思念，一拖再拖。妻子听人家讲，老人的东西不能总留着，对孩子不好，就劝我早做决断。真正做出决定的时候，反倒没有那么难了，因为在收拾他的遗物的时候，我找到了放在供桌下面箱子里的日记本和小说手稿。我无法直面这些文字，就将它们重新打包好，放在自己家的地台里。就这样放着，时时想着，却从不翻开。儿子那时还小，不知道我里三层外三层包裹起来的是什么。

如今，儿子要上初中了，几经权衡还是决定带他到我工作的学校去读书。我上班的地方离现在住的地方很远，以前是为了离父母近一些，方便照顾他们，奔波一些也就无所谓了。现在为了孩子，我也要搬家了。新买的房子离市区远了一些，但比原来的房子大，房间也多了，有地方可以放下一张大大的书桌和整面墙的书柜。整理的时候，儿子对爷爷看过的旧书最感兴趣，对那些书的出版时间和价格啧啧称奇，他从来不知道1毛9分钱就可以买到一本书，而那些书的年纪居然比自己的爸爸还要大。他翻开爷爷的日记本，里面很多字因为年代久远和潦草而辨认不清了，即使能够看清，也无法看懂其中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内容。他也很难将写出厚厚几本小说的人，与他记忆中不善言辞、只会对着他傻笑的爷爷联系起来。

儿子很快便没有了兴趣，问我这些东西怎么办，我对他说：“你找个最好的盒子装起来，我们带到新家去，这是你爷爷留下的最珍贵的东西。”

（作者单位：江苏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责任编辑 晁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