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聪的35岁危机：不做万达接班人的最后一战？

据媒体报道，王思聪近期成立了新公司杭州梅鹤雅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疑进军外卖、人工智能等行业。

曾几何时，王思聪的泛娱乐商业版图风头无两，其主导的熊猫 TV、香蕉计划、香蕉娱乐、iG 俱乐部等都备受业内关注。不过近年来，随着熊猫TV关闭，香蕉计划、香蕉娱乐等公司频频陷入股权冻结等风波，王思聪主导的泛娱乐商业版图也走向下坡。王思聪新的投资方向，可能表明他开始转战另一个领域。

今年，出生于1988年的王思聪也要迈入35岁——一个令无数打工人格外焦灼的年纪。我们不禁好奇，这位行事颇为张扬、一举一动都会吸引外界注意的“国民老公”，是否会迎来他的35岁危机？他能否从New Money进阶为Old Money？

王家有儿初长成

198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除了王思聪的出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出台与实施，经历了长久磨难与艰难探索的中国私营/民营企业正式获得合法身份，从此踏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而王健林的万达集团，就成立于这一年。

对于时年34岁的王健林来说，这无疑是双喜临门的一年，王家迎来了王思聪。

不过，因为王思聪的成长期正好撞上了老爹的创业期，所以老爹的缺席成为王思聪年少时最隐秘的伤痛，“我的父亲对我确实特别宽容，除去‘老来得子’，这中间难免有些内疚之情，我算是父母创业的牺牲品。”

上一辈的缺席，在那个年代出生的富二代群体中并不少见，比如董明珠的独子董东东。

同样是80后，董东东也没有在自己的成长期享受到父母的太多关爱。除了父亲在自己2岁时因病去世，母亲也在他8岁时一心扑在格力的工作上，并对他采取了更严格的教育措施，“儿子从小学读到大学，我没有用车接送过他一次。即使我开着车在路上看到他，也不会停下来叫他上车，他会坐公交车回家。”相比之下，王思聪要幸福很多。王健林也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企业家一样，除了为自己的儿女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也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大概在1995年前后，伴随九二南巡后进一步获得释放的社会/经济活力，以及席卷全国的深圳热与下海潮，年幼的王思聪被老爹送到新加坡读小学。

等到2001年前后，就在国人因加入世贸欢欣鼓舞、国内经济迈上更高台阶的同时，王思聪又被老爹送到英国的温彻斯特公学接受中学教育。

作为英国最知名的中学之一，温彻斯特公学因为自带“培养精英”的光环与属性，是中国一些实力派富二代留学时的优选项。比如霍震霆之子霍启刚，就是王思聪事实上的师哥。有趣的是，虽然王思聪在生活中总给人一种玩世不恭的感觉，但他在学习上却也“反差”般地异常努力，并以满分成绩拿下了难度极高的雅思考试。

很多从名校毕业的学生在向外界展示自己时，常常会将重点放到自己的学历上，并对此深感骄傲。王思聪也因为总被外界贴上“不学无术”的标签，不止一次向外界表达过自己的不满，“说我学习不好我最生气啦！老子学习那么努力，成绩特别好，居然说我的文凭是买的。”不过，纵使外界误会颇深，王思聪还是凭借过硬的实力考进伦敦大学学院，并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哲学专业。

对于家境普通的年轻人来说，哲学专业从来不是一个优选项。就比如最近那位泪洒直播间的38岁哲学硕士，求职屡屡碰壁，窘迫时一度跑去送外卖，就算想去青城山出家也被告知只收35岁以下有缘人……这份真实且窒息的经历，令无数打工人感同身受、唏嘘不已。

对于家境优渥的年轻人来说，哲学专业同样不是一个优选项。《中国富二代调查报告》就曾做过调查：在当下的中国富二代群体中，大约有64%的人会在父辈的建议下选择与经济，或者与父辈/家族生意相关的专业。比如新希望六和的现任董事长刘畅，与王思聪同时代出生的她就在父亲的建议下攻读了北大的国际MBA。

从这方面来看，在商界叱咤风云，但在生活中却没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王思聪身上的王健林，确实做到了对孩子的最大爱护。而从小在父辈宠爱下长大的王思聪，也因此形成了我行我素且分外张扬的性格。

高开低走的前半生

2009年，21岁的王思聪学成归国，在不掺和万达具体事务的前提下被老爹火箭提拔为万达的董事。这倒不是说王健林瞧不上自己的好大儿，实在是因为王思聪太过年轻。结合王思聪回国后几年的经历和家族企业接班的大致节奏，不难推导出王健林对儿子的养成计划大概为三步：

第一，将王思聪时常带在身边，在跟自己一同参加各类社会交际的同时，向身为业界大佬的自己学习何谓经商之道；第二，正式参与万达的经营与管理。如果力有不逮，也可以像宗庆后培养自己的80后闺女宗馥莉那样，将集团内部某个不是很重要的公司单独择出来、交给儿子练手；第三，只要王思聪真的能做出一番成绩，并证明自己有能力接手万达。王健林就可以像方太集团的创始人茅理翔（实践出“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的二代成功接班案例）那样，将公司真正交给儿子，顺利实现集团的代际交班。

计划很完美，可惜卡在了第二步。

王思聪不是宗馥莉。宗馥莉虽然也从小被送到海外留学，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但父亲的苦口婆心还是让她选择接下自家企业的传承重任。王健林也不是宗庆后。面对自我意识更爆棚的王思聪，王健林深知自己无法左右儿子的思维，“我和思聪谈过几次，但他对接替我的工作不感兴趣。他认为管理超过10万人太难了。”

在中国的富二代圈子里，像王思聪这样对自家企业的传承不感兴趣的年轻人不在少数。慧谷家族在与德勤的联合调查中就曾发现：目前只有20%的富二代有意愿接手自家企业，超过40%的富二代对接手家族企业表示抵触，其中又有30%更愿意自己创业。显然，王思聪就属于这30%。

年轻人有想法总是好事。为了表示对儿子事业的支持，王健林给了他价值5个“小目标”的启动资金，“我不过问他任何投资计划，就准备一些钱，让他自己干5年，上20次当，看看能不能成。”“反正我允许你失败两次，但不能失败第三次，失败第三次你回来上班，老老实实到万达上班。”

在老爹的支持下，王思聪在学成归国的同一年就建立起自己的投资公司——普思（在希腊语中意为“先见之明”），开始了自己创业生涯。创投，也算是中国的富二代们最乐意涉足的行业。为了向外界证明自己的优秀与父辈没有太多关系，从事父辈们鲜少涉足、来钱更快、更充满“现代”气息的创投行业，就成了很多富二代的不二之选。比如柳传志之女柳青，在滴滴崛起过程中做出了很大贡献；又比如王苗之子王兴，离开父亲的荫蔽后接连创建了校内网与美团，成为业内翘楚……

与上述两位以商业精英形象示人的前辈相比，外界对王思聪的关注点虽然总集中在怒怼明星与频繁更换网红女友这两件事上，但彼时尚且年轻的他还是做出了一番成绩。以普思为例。这个倾注了王思聪大量心血的投资公司，在成立的前8年时间里斩获颇丰。

一方面，通过对中国游戏行业的深度涉足，普思在组建起知名的IG电竞俱乐部的同时也收获了云游控股与乐逗游戏这两单IPO；另一方面，通过对国内殡葬（没错，地产大亨的儿子“卖墓”），以及实时社交等行业的广泛涉足，游走在传统与新潮之间的普思进一步打响了自己的名气。

本着“只投行业前三”的原则，普思在2017年到达巅峰，年收入高达63亿元。王思聪的身家也因此水涨船高、达到50亿元。王思聪只用了8年时间就为自己赚到45亿元。

虽然比不过更早“出道”，2015年就已经拥有30亿美元身家的宗馥莉，但王思聪的成绩还是得到了老爹的肯定，“思聪人比较聪明，现在做投资有一点进展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需要敬业一点”。出于对游戏的热爱与对国内娱乐领域的关注，王思聪还在2015年成立了玩咖性质颇为浓厚、主打游戏直播的熊猫互娱。

在当时的业内人士看来，实力仅次于虎牙与斗鱼的熊猫，无疑寄托了王思聪想要“通过直播平台连接电竞、体育、影视、音乐等多个版图，最终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泛娱乐帝国’。”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由于入局较晚，且迟迟找不到盈利增长点，熊猫互娱自打成立之后就一直靠融资勉强维持经营。叠加王思聪早些年为融资草率签下的对赌协议，熊猫在2018年时被曝陷入严重的经营危机。

内部人士曾透露，也许是意识到熊猫无力回天，王思聪早在2017年下半年就“手撕”自己事必躬亲的人设，开始了不闻不问的摆烂模式。

2019年，曾经盛极一时的熊猫互娱轰然倒塌，余波一直延续到去年熊猫TV的正式破产。

熊猫娱乐的失败，无疑是王思聪事业的滑铁卢。随之产生的20亿元巨额亏损，既让普思遭受重创，也一度让自己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如果不努力唱歌，就要回去继承亿万家业”的林俊杰。外界对王思聪的关注，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问题：时年31岁的他是否会因此乖乖回家继承家业？

家族企业如何传承？

现实就是，除了今年年初被牵扯进打人事件，在互联网世界沉默许久、现年35岁的王思聪仍没有表露出明确的接班意向。不过，王健林倒也不着急。除了自己的身体还硬朗，摆在他面前的家族企业传承方式从来就不是一条，“如果觉得他（王思聪）靠谱，交给他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觉得他能力欠缺一点，那就让他做股东好了，我就交给一个职业经理人，这没有什么。”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曾说过：“考验成功CEO的最后一关是他能否成功地选择一个继任者。”目前，可供王健林参考的、国际上给出的家族企业的传承方案一共有三个：引入职业经理人、企业内部培养与子承父业。

先来看引入职业经理人。

2012年，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将大位让给了职业经理人方洪波，两人也因此成就业界传承的一段佳话。

在已经进入股权分散、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阶段的现代企业中，职业经理人（团队）是最常见的接班人选。对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也往往被外界视为中国家族企业向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深受学界看重。

在这背后，也反映出国内舆论场对家族企业“子承父业”传承模式的普遍不认可。

这与长期的舆论宣传有关。

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占比高达80%以上。庞大的基础数量加上常常见诸报端的富二代炫富闹剧与豪门宫斗大戏，让家族企业成为落后、低效乃至狗血的代名词，似乎这是一种注定要被扫入历史故纸堆的企业模式。

这其实是严重的误解。

如果放眼全球，我们就会发现家族企业是一种相当常见且普遍的企业模式。全球家族企业研究所在2017年的一项调查中证明了这一点：家族企业已经占据全球企业总量的2/3，对全球GDP的贡献率高达70%。

咨询巨头麦肯锡也曾预测，到2025年时，家族企业在新兴市场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的企业中，占比将超过37%。

具体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家族企业在全美企业中的占比已经达到96%。在为美国吸纳了50%以上劳动力就业的同时，为美国贡献了64%的GDP。

在全美前500强企业中，家族企业的数量也超过了1/3。其中就包含我们熟悉的洛克菲勒家族（美孚）、兰黛家族（雅诗兰黛）、福特家族（福特汽车）、耐特家族（耐克）与沃尔顿家族（沃尔玛）……

一向被王健林推崇的美国前首富、创建了沃尔玛的山姆·沃尔顿，去世前也将公司交给了职业经理人团队，而不是自己的4个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