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叫陈景润的人

在我们这代人小时候的记忆中，他是个天才，也是个“怪人”。长大后回过头看，他其实更是一个战士。

壹

1966年5月，中国科学院的第17期《科学通报》上，刊登了一篇论文。这篇文章的标题，外行人光读出来就已非常拗口：《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但光这个标题，就足以在业内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这篇论文实际上是在论证“哥德巴赫猜想”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证明了“1+2”——之前全世界数学家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只能做到证明“1+3”。

不过，这篇论文虽然引发了业界的震动，却没有给出证明的过程，所以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称之为“成功论证”。但是，发表论文的作者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是一个在数学圈里几乎没有人听到过的名字：陈景润。

贰

1933年，陈景润出生于福建福州。陈景润的父亲在邮局工作，母亲前后一共生了12个孩子，只活下来六个，陈景润排行老三，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陈景润从小就不是一个太受关注的孩子，在家中如此，在学校里也是如此——因为从小瘦弱多病，他在学校里还总是受欺负，但从不吭声求饶。13岁那年，陈景润的生母因病去世，父亲续了弦，他的性格也开始变得更加内向。

陈景润初中读的是福州的三一中学，高中念的是英华学校。从初中开始，陈景润就明显更喜欢数理化，尤其喜欢上高中的数学课，这背后有一点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的数学老师、班主任沈元很喜欢启发学生们思考问题。

有一次上课，沈元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关于哥德巴赫，关于欧拉，关于那个著名的猜想。沈元告诉学生们，哥德巴赫和欧拉直到去世也没能证明这个猜想，而后世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也没能实现这个心愿。所以，“哥德巴赫猜想”被称为“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这是陈景润第一次听说“哥德巴赫猜想”。

高中毕业后，陈景润顺利考入了厦门大学数学系，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但由于当时国家的建设需要，陈景润这批大学生只读到大三就提前“毕业”了，奔赴各个工作岗位。

陈景润被分配到北京四中当数学老师，按理是他自己喜欢的专业，但这个岗位却难倒了他：他生性内向，不擅长表达，一开口又是福建家乡话，学生们都表示听不懂。结果越急越慌，越慌越急，身体本来就不好的陈景润在中学当了一年教师，住了六次医院，动了三次手术。

尽管学校后来为了照顾陈景润，给他提供了一个只批改作业的岗位，但他还是无法适应。一年之后，学校无奈和陈景润解除了聘用合同。

1954年，确实不胜任教师岗位的陈景润回到了福州，利用微薄的积蓄摆了一个书摊，他自己已经想好了：大不了一辈子摆书摊，能吃饱就行，其他时间都用来自学数学。

但正是这个是时候，陈景润的母校厦门大学又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当时厦门大学的校长是王亚南。王亚南欣赏陈景润的才华，也知道他的“短板”，认为那次工作分配并不合适，所以又重新接纳了陈景润，并根据他的性格特点把他分配到了学校图书馆担任管理员。

成为图书管理员后的陈景润倒果然“如鱼得水”，每天沉浸在书堆里。那段时间，他一直在看华罗庚写的《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并完成了自己的论文《他利问题》。他还给华罗庚写了一封信，提出《堆垒素数论》中的“塔内问题”有几处地方似乎还可以改进。

那一年，陈景润23岁。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他应该就会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埋首看一辈子书，做一辈子研究。

但他的那封信，却在1957年意外换来了一纸调令：选调陈景润同志前往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担任实习研究员。

叁

征调陈景润的，正是当时担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华罗庚。

华罗庚恰恰是因为陈景润的那篇论文而注意到他的。当华罗庚了解到陈景润的背景后，更是觉得有些惊异，他曾对自己的弟子、同样是著名数学家的王元说：

“你们待在我身边，倒让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改进了我的工作。”

1957年，只有24岁的陈景润走出了图书馆的狭小天地，来到了当时全中国最顶尖数学高手云集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

初入研究所，陈景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买个半导体收音机，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想收听一些英语新闻，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他非常清楚，当时最先进的理论知识和资料都是由英语写成的。

按陈景润当时的收入和积蓄，买一台全新的收音机还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却去五道口花15元淘了一个国产坏掉的旧货，然后买了一本《电子管原理》，自学技术，居然把收音机就给修好了。

在中关村88号中科院集体宿舍的三楼，陈景润住的是一间6平方米的小房间，楼下就是锅炉房。房间很小，连桌子都放不下，他把被褥掀开，用床板当写字台。整个房间除了床、脸盆、椅子和两个暖瓶以及一堆药瓶之外，就是一麻袋一麻袋的演算纸——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陈景润全靠一张纸和一支笔人工计算。

但简陋的环境完全不影响陈景润的工作热情，相反他觉得非常快乐：数学研究所只有30来人，像个小家庭。而更让陈景润感到欣慰的是，当时的数学所的数论研究水平堪称世界一流，这也让他大开眼界，获益匪浅。

研究所的“数论组”是在1953年的冬天成立的，所长华罗庚亲自组织领导了两个讨论班，其中一个就是“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而陈景润就属于这个班，他经常得到华罗庚的亲自指导，这也让他非常感动：“我每前进一步，都和华老的支持和鼓舞分不开”。

当时全世界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进度条”，基本是这样的：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证明了“9 + 9”；1924年，德国数学家拉特马赫证明了“7 + 7”；1932年，英国数学家埃斯特曼证明了“6 + 6”；1937年，意大利数学家蕾西证明了“5 + 7”和“4 + 9”；1938年，苏联数学家布赫夕太勃证明了“5 + 5”；1940年，苏联数学家布赫夕太勃证明了“4 + 4”；

然后，就基本进入了“中国时间”：1956年，中国数学家王元证明了“3 + 4”和“3+3”以及“2+3”；1962年，中国数学家潘承洞和苏联数学家巴尔巴恩证明了“1 + 5”， 王元证明了“1 + 4”；1965年，苏联的布赫夕太勃和小维诺格拉多夫，及意大利的朋比利证明了“1 + 3 ”。

到了“1+3”，“进度条”就停止了。

然后时间就到了1966年5月，陈景润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第17期发表了那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

他宣布，自己证明了“1+2”。

但业界在震动之余，也有疑问：陈景润并没有列出完整的证明过程。事实上，不是陈景润不想列，而是他的证明过程有200多页，一本杂志都登不下。但陈景润并不慌，因为路已经初步走通了，他接下来只要简化下证明步骤，就可以完整发表了。但那根原本来以为很快就会实现突破的“进度条”，忽然停滞了。

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事实上，在1964年的时候，陈景润的好多同事就已经中断工作去参加“四清”运动了，陈景润因为体弱多病被留了下来，他能拿出来那篇论文，和研究工作没有受到打扰也有关系。平时沉默寡言，几乎和政治无缘的陈景润，原以为自己不可能陷入政治漩涡，但他毕竟还是天真了。整个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都在“文革”开始后停滞了下来，而针对陈景润的议论和指责，也开始多了起来。

和中科院的很多研究员一样，陈景润一开始被“定点看管”了起来，不允许从事任何研究工作。工宣队进驻中科院之后，情况开始好转了一些：陈景润被允许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并且可以开始搞一些运算。

1971年以后，情况开始进一步好转。1972年，周恩来在接见了归国的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后，趁机会提出中科院在理论研究上还是要有所突破。 很快，中科院不少科室都开始恢复了正常的上下班制度，科研项目也慢慢开始恢复运转。陈景润所在的科室和其他科室还成立了联合支部，有了新的支部书记。

新的支部书记姓李，特别关心陈景润的生活，到岗后第一时间就去了陈景润的宿舍，然后被他那个6平方米的“蜗居”给震惊了。他提出给陈景润修好电线好让他用电灯，后者却连连摆手：

“不要灯！要灯不好。要灯麻烦。这栋大楼里电线负荷太重，常常要检查线路，一家家的都要查到。但是他们从来不查我。我没有灯，也没有电线。”

但电灯毕竟还是重新装好了，“重见光明”的陈景润很快就投入到“1+2”的论文修改中。知情者都知道这是一篇份量极重的论文，但也有人对这篇修改中的论文迟迟没有面世而传起了“风言风语”：“现在发表论文没稿费，他肯定是想等到恢复稿费制度后再发。”

这种传言把陈景润也逼急了，连忙解释：“我之前的解答太复杂了，写了200多页。就像从北京城里走到颐和园那样，可有许多条路，要选择一条最准确无错误，又最短最好的道路。我那个长篇论文是没有错误，但走了远路，绕了点儿道。”捷径当然是要找的，但当初陈景润自己也没想到，整整耽搁了七年。

伍

1973年2月，春节刚过。

陈景润从宿舍里走出来，把一叠厚厚的稿纸交给了李书记。“这是我的论文。我把它交给党。”

那叠稿纸，就是陈景润经过大幅度优化，从200多页精简到100多页的“1+2”的证明过程。

数学研究所立即组织了一次内部会议，陈景润当着十几位顶尖数学家的面解释了自己的论证过程——所有人都一致给以高度评价。

1973年4月，中科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杂志，在英文版16卷2期上全文刊登了陈景润的这篇论文，立刻轰动全球数学界。当时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哈勃斯丹和原联邦德国数学家李希特的著作《筛法》已经进入校印阶段，在看到陈景润的这篇文章后，他们立刻叫停了印刷，要求必须在这部原本由十个章节的著作中再增加第十一章，章节命名为“陈氏定理”。

哈勃斯丹在这一章的前面写道：“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十章已经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

不过在国内，因为这篇论文过于专业，陈景润的名字只是在业内传了开来。中科院在第七期的《科学工作简报》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这篇报告被某位中央领导看到后，立刻要求中科院再交一份详细报告。

在那份详细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陈景润证明了‘1+2’的消息震撼了中国数学界，也震撼了国际数学界。在此之前，数论专家们普遍认为，要想沿用已有的方法（包括筛法）来证明‘1+2’是不可能的：而陈景润居然对筛法‘敲骨吸’加以改进，创造出了加权筛法，使筛法的效力发挥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