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糖丸爷爷”顾方舟：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一辈子救亿万人
20世纪50年代，身患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的人相当常见，这种疾病的患者终身都会收到影响，余生都离不开轮椅、拐杖、腿托等装置。
病毒学家顾方舟临危受命，牵头研制疫苗，对抗脊髓灰质炎。2000年7月21日，“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上，作为国家消灭“脊灰”证实委员会委员的顾方舟，在报告上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中国实现了无脊灰的状态，中国千百万儿童彻底远离了小儿麻痹症。
2019年，被国人誉为“糖丸爷爷”的病毒学家顾方舟去世了，享年92岁。在他病逝之后，无数的人们试图寻找自己儿时记忆中脊灰糖丸的味道：“谢谢您，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的糖丸。”
临危受命
说起顾方舟的事迹，还要从1955年的一次疫情开始说起，当时在全国各地，都爆发了“脊髓灰质炎”的疫情，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小儿麻痹症”。
当时这场疫情，在江苏南通最为严重，期间有将近2千多个孩子突然之间瘫痪在床，数天内就有466人因此死亡。这场疫情也迅速蔓延到全国，这种病，每年的流行发病率大概是十万分之二三，而在1955年，南宁、上海、就到了十万分之三十几，并发率已经是往年的十倍之多。
当时广西南宁这座城市不足5万人，却是接二连三的发病，七八月份天气非常热，但家家户户都把窗户关了起来，不让孩子们出去，对疫情都怕成了这个样子，成为了多少家长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脊灰通过病毒进行传染，一般破坏脊髓神经，导致会有不同程度的瘫痪，甚至会破坏呼吸中枢，产生呼吸麻痹导致死亡。而没有死亡的人，支配腿的脊灰前角的运动细胞也会遭到破坏，细胞一旦被破坏，就再也恢复不了了。
一时间，全国人民谈“麻”色变，即便是现在，老一辈人谈到小儿麻痹症时，往往也是感慨万千，庆幸自己躲过了这一关。
当时的美国、欧洲，都在想办法研究可以预防的疫苗。而当时的中国对于脊灰病毒学的研究，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很多孩子得了就没有办法治疗。
当时，29岁的顾方舟刚刚从苏联学习归来，当时的中国由于乙型脑炎闹得很凶，所以顾方舟当时，也主要是研究乙型脑炎的问题。
时间到了1957年，为了有效进行防控，并研发疫苗，当时请来了一位苏联的病毒学专家，叫索柯洛夫（Cokolob），到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办班
由于顾方舟也曾经做过一些脊灰病毒学的工作，这位专家点名指定顾方舟为他担任翻译，就这样，顾方舟和脊灰打上了交道。
顾方舟去上海之前，卫生部的崔义田副部长，找到了顾方舟谈了一次话，他的表情非常的严肃。
“崔部长，您的意思是，让我一辈子就搞这一个事儿？”
崔义田非常的严肃：“对！让你一辈子就搞这个，要解决脊髓灰质炎的问题！”
“好，领导既然交给了我这个任务，那我就努力干！”
当时顾方舟就带着使命，临危受命，全身心投入到了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中，当时的他才31岁。
如此重担落在了顾方舟的身上，他唯有竭尽全力，救民于水火之中，才不会辜负祖国多年来对自己的培养。
致力于活疫苗
在当时，因为儿童的发病率非常高，卫生部对此非常的重视，将其列入了国家传染病的序列，一旦发现疫情的存在，就必须要去部门进行报备。大家每个人都清楚，所谓的“脊髓灰质炎”究竟有多么可怕。
当时全国各地，在统计并不是非常明确的情况下，粗略统计也有上万病例，很多的家长不懂，四处求医之后也不见效，一旦感染上了，就没有可以治好的方案可以拿出，所以只能想办法预防。
有一天，一位家长在医院中看到了顾方舟，于是便和顾方舟搭上了话：“顾大夫，我的孩子得了这个病以后就瘫痪了，你把我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还要参加国家建设呢！”
顾方舟看着眼前这位哀求的老者，心里很不是滋味，很遗憾地告诉他：“同志，非常抱歉，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而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整形、矫正，还恢复部分的功能，如果要让他完全恢复正常，是不可能的。”
这位家长充满希望的眼神，顿时暗淡了下来，瘫坐在了走廊的长椅上，直到很晚才离开。
看着悲痛欲绝的病人家长，听着医院里撕心裂肺的哭声，顾方舟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陷入了沉思，他发誓，一定要研制出疫苗，他的一生只做这一件事。
当年，对于小儿麻痹症的疫苗，美国是最早研究的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所成就，但是他们所研究出来的方法是：将病毒本身进行灭活，杀死的病毒注射到人身上，让人体自然产生抗体，但在注射之后，肠道不能动，并不能彻底阻断病毒的传播。
在之后，美国又研制出了“减毒活疫苗”，但这种疫苗仅仅是减弱其毒性，让病毒不具有病发的能力。
但当时的顾方舟对这两种疫苗进行了对比，然后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寄给了中国医学院的沈其震副院长，在信中，顾方舟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中国如果要彻底消灭小儿麻痹症，决不能选择死疫苗！要研制出活疫苗才行！”
这个建议，是顾方舟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充分考虑当时中国现状后作出的决定。如果用死疫苗，造价的成本太高了，材料又必须进口。这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无法承担的一笔费用。而活疫苗的成本仅仅是死疫苗的百分之一。
况且治疗效果并不明显，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的医学发展至今，一直都是主张药到病除，力求彻底根治。
卫生部接到顾方舟的建议后，经过几番商量，最终决定采纳顾方舟的建议，而顾方舟也因此获得了活的毒疫苗，并对疫苗进行观察和分解。
当时中国科学研究的环境还很差，做研究工作非常困难，很多条件都需要科研人员自己去创造。
当时在研究中，需要牛血清，而血清是从牛的血里分离出来的，而且并不是什么牛都可以用，只有胎牛的血可以用，也就是在牛妈妈肚子里的小牛的血。
当时很多国外的研究人员，都是把孕牛杀了，把腹中的胎牛拿出来采血，但那样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把大牛和小牛都杀了，只为了取一点牛胎血。于是和屠宰场说好，等小牛要生产时，就叫他们去那里，对刚刚出生的小牛采血。
当时，他们的研究所在昌平，距离昌平县城还是很远，在听到小牛要生产的消息时，他们立刻骑着自行车，自己带着采血设备，到了昌平的县城里，这些研究人员之前哪里干过这样的事情？可是没有办法，工作的需要，就必须要这样，可见当时研究条件的艰苦。
义无反顾亲自试药
1958年，顾方舟经过多次的实验后，终于分离出来了“脊灰”病毒，之后又成功研制出来了液体疫苗。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就结束，或许顾方舟的事情还并不会让人那么的津津乐道。而顾方舟的伟大之处，是他试药时的这段经历。
当时研制出的疫苗，在实验的恒河猴体内进行实验，恒河猴在度过危险期后，很多科研人员都为之兴奋，这意味着他们研制的疫苗，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获得了成功。
而恒河猴没事，并不代表人体会没事，下一个阶段，就是要让少数人进行试药，用来观察疫苗对于人体是不是安全的，是不是有副作用的。而这一个阶段才是最难的，面对接下来这一未知的风险，没有谁愿意去尝试。
当时美国的医学专家Sabin教授，就是在研究到这一步时，而停滞不前，研究无法继续。
此时的研究进程，已经到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对于人体的试药该如何进行，成为摆在顾方舟眼前的一个难题，也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一道题目，他必须要去面对。
中国人是伟大的，每一位科研工作者，心中都有着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在顾方舟的研究室里，所有的医学家都决定从自己开始，让自己成为第一个试药者，而这可是冒着瘫痪的风险，一旦研制的疫苗失败了，自己终身都将会处于瘫痪之中。
此时的顾方舟，力排众议，决定自己亲自作为试药的第一人，如果身体出现不适，让其他的人对他进行记录和分析。就这样，顾方舟义无反顾地喝了一小瓶疫苗溶液，静静地期待着……
一个星期之后，顾方舟的生命体征一直平稳，并没有出现什么不适。所有的工作人员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一夜，顾方舟兴奋地睡不着觉，这说明他所研制的疫苗对人体并没有什么副作用。但在同时，又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顾方舟的面前。
因为“脊髓灰质炎”被称为“小儿麻痹症”，大多数的感染者还都是几个月乃至几岁的孩子，这个疫苗只是对大人有效，对小孩子会有效果吗？如果小孩的身体不能适应疫苗的药性呢？
可作为大人，有人愿意自愿进行试药，可小孩子呢？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每位家长都宁愿自己试药，也不愿意让孩子去冒险。这该如何是好？
顾方舟想到这个问题，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的内心开始犹豫不决，他看着自己身边的小儿子。孩子很小，才刚刚满月。他是那么的无辜，面对试药这件凶险的事，可谓生死未卜。
看着自己熟睡中的儿子，他咬了咬牙，并未与自己的妻子商议，将疫苗溶液倒进了儿子的口中。顾方舟非常清楚，自己这样做的风险，自己的儿子如果出现不适，轻则瘫痪，重则死亡。
而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呢？此时的妻子刚刚从分娩的痛苦中恢复，如果知道自己对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喂药，心又会有多痛？他只能偷偷地去做，但作为父亲，他的心里难道不痛吗？当然也痛。
可他没有办法，因为还有几十万、几千万的孩子在等着他，等着他的药救命。
自己研发出来的疫苗，如果自己的孩子都不能去用，又怎么能给别的孩子用呢？在灌药的那一刻，孩子生死未卜，抱着以命换命的决心，顾方舟的心，痛到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