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生认识鲁迅

朱正已经92岁了，他慢慢接受了“躺平”的生活。

作为鲁迅研究的学者，如今能引起朱正感兴趣的选题不多了，他的笔渐渐慢下来。在2023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本中，他写道：“这是本书最后一个版本，今后再不作什么改动了。”

鲁迅去世后，他才在初中国文课上第一次听到鲁迅的名字，对鲁迅文章痴迷而决定中断学业加入革命，在承受厄运的多年里，他一边干体力活，一边研究鲁迅。

他在鲁迅研究界以考据史料出名，修正了20世纪以来对鲁迅的诸多曲说，大多数学者会以他鉴别过的史料为研究资料。他的前半生用鲁迅的眼光看中国，尤其欣赏鲁迅为中国寻找的出路、药方。

如今，他坐在长沙的家中，用“看热闹”的心态观察这个世界。他已活得足够久了，比鲁迅多活了近40年。他观察鲁迅的角度，从仰视慢慢变为平视。他有了自己对中国出路的想法。这是岁月带给他的礼物。

用22年纠正

外出讲学时，很难看出朱正是受邀上台讲课的专家。刚下火车，他直接把大包行李扛到肩膀上，旁若无人地走出火车站，这是他多年留下的劳动习惯。

出生于1931年的朱正，没有见过鲁迅本人，鲁迅去世那年，他5岁。在鲁迅研究界，他的前辈冯雪峰、孙用见过鲁迅本人，能写与鲁迅相处的回忆文章，而他的后辈有更宽松的鲁迅研究环境。

相比而言，朱正是在崇拜鲁迅的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当时的相关文章真伪难辨，鲁迅被称为革命的化身，被捧上文学的神坛。

朱正戳破了围绕着鲁迅的一些“泡沫”。他根据阅读大量书籍交叉印证，辨析史料真伪，更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真相，让笔下的鲁迅更像真实的人，而不是神。

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他把所有相关文章都读过一遍，剔除错误的细节，再运用书证、理论、物证等考据方法还原真相。

一位研究朱正文章的学者在论文里说，朱正的鲁迅研究最讲科学，最扎实可靠。

与他年龄相仿的钱理群，研究重点是鲁迅的思想。但朱正更侧重史料挖掘和辨析。他希望在他之后，未来的鲁迅研究者可以不再做考据了，把精力和智慧用来研究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让鲁迅研究接触到当前青年关心的问题。

“鲁迅当年就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奔走呼号的，如果能说明这一点，如今的青年就不会对鲁迅有隔膜感了。”朱正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高远东是一名鲁迅研究的青年学者。他说，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给当时的鲁迅研究界带来极大的震动，那是第一次有人系统地给许广平写的鲁迅回忆录纠错。

朱正回忆，从1960年第一次阅读《新观察》杂志上连载的许广平写的《鲁迅回忆录》，察觉到事实出入，到这本书的出版，他花了22年。

朱正的父亲在朱正“文革”坐牢期间，节衣缩食地买了《鲁迅手稿选集》《鲁迅全集》，等朱正出狱后使用。他在22年的时间里，尽力搜罗考据必需的书籍，把能掌握的细节分析到极致，完成初稿，寄给冯雪峰，向前辈求教。

冯雪峰那会儿生病，咳得厉害，全身无力，嗓子也哑了，但依然在病床上给没有见过面的朱正看稿，他回信，“你‘正’的是对的，不这样细心和认真加以核正，会很容易这么模模糊糊地‘错误’下去的。”

但他也发现，朱正写稿的口吻流露出似乎压制不住的骄傲，“你确凿地指出了许先生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指正本身已很有说服力，而用不到‘论战’的以至‘谴责’的口吻和锋芒的词句”，他希望朱正能把稿件再改一遍。

那是朱正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封回信，26天后，冯雪峰去世了。后来，孙用帮他寻找珍贵的资料，包括20世纪30年代原版书籍，再一本一本从北京寄到长沙。

许广平回忆，章太炎为反对袁世凯称帝绝食，许多人不敢劝阻，最后鲁迅亲自到监狱劝说，章太炎才恢复进食。但朱正查阅了章太炎绝食期间的书信、鲁迅的日记、其他人的回忆文章，发现章太炎并不是听了鲁迅的话才吃饭的，而且绝食期间，章太炎的多名学生都去劝慰过。

最后，朱正不仅纠正了许广平的误记，还纠正了其他人的回忆文章的失实之处。

比如，1932年鲁迅为探视母亲的病去了一趟北平，其间应邀作了5次公开演讲，许广平回忆鲁迅是应了朋友的邀请才做“北平五讲”，但作家陆万美说这5次演讲是左翼文化团体布置的。

朱正考据后发现，鲁迅到北平后，左翼文化界邀请他演讲，亲近革命青年，但这不是事先制订的周密计划。他认为，陆万美给这事赋予了过多政治色彩，而许广平的说法抹掉了原有的政治色彩，都不是确切的。

“绝不想当然地添上什么”

认真严谨，是朱正留给许多朋友的印象。老友钟叔河说，就连做不擅长的体力活，朱正也总是认认真真地干。

有一次，他在工地外看到朱正在筛沙子，就在篱笆外等着和朱正碰面。但好几天，朱正一直埋头认认真真筛沙子，没有抬过头朝篱笆外张望。后来，他凑到离朱正最近的门口，喊了朱正的名字，朱正才抬头看篱笆外，两人才说上一两句话。

“文革”期间在劳改农场采茶，大多数人老叶嫩叶一把抓，增加茶叶的重量，但朱正老老实实按照规定摘取树枝上最嫩的三瓣叶子，速度慢，半天也摘不到几两鲜叶，过秤时总被管教批评。

他出生在长沙一个工人家庭，有8个兄弟姐妹，朱正是长子，被宠着长大，在家没干过体力活。在劳改农场，他被认为劳动力太弱，丁等都够不上，列为等外。“我是一个很无能的人，劳动力的评级总是很低。”

他承受厄运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时也是鲁迅被捧得最高的时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高远东也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鲁迅被神话了，不少人“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有些人直接把鲁迅批评过的人当成坏人。

朱正举例，鲁迅在上海生活时，没有太多空间放书，就在家附近租房放书，但“四人帮”的笔杆子说，那个租的房子是鲁迅秘密读书室，是他秘密学马列的地方。作为鲁迅的忠实读者，朱正不愿意鲁迅以这样的形象“错误”示人。

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要出版新版《鲁迅全集》，出版前，先印制少量征求意见本（红皮书），寄给鲁迅研究的专家征求意见。冯雪峰、孙用推荐了朱正，出版社也给朱正寄了一份。

朱正认真地给收到的每一本红皮书写批注意见，再一本本寄回北京。

他当时在工地上做测量工作，空闲时就在工地旁看书、批注。从1975年到1980年，他批注了28本红皮书。

他没有和工友们提及，早在25岁那年，他就出版过第一本鲁迅传记《鲁迅传略》。那本书是鲁迅逝世20周年的纪念之作，给年轻的朱正带来一笔丰厚的稿费，1260元，足够在当时的长沙买一套房子。

那时，他在报社工作。他还记得，1956年的除夕之夜，他一个人在报社过节：囫囵吃了一点糕点后，他开始动笔，写下他酝酿了许久、腹稿打了许多遍的《鲁迅传略》。谁也不会打扰他，他在隔壁除夕舞会的音乐声中奋笔疾书。

从那天开始，他白天上班，晚上写书。写得最快的一天是“五一”节，同事放假都离开了，他一个人在报社从早晨写到下午4点多，写了1万多字。

他那会儿就体现出严谨的态度，“资料不足之处，我就宁可让它单薄一点，绝不想当然地添上什么”。

书里大多信息是按鲁迅的自述说的。只有一处，当鲁迅批评中医时，他作为党报工作人员，觉得这与20世纪50年代中医政策相悖，就模糊把鲁迅父亲的死亡归结为“某位庸医的责任” 。“你看，从这件事上，我是个老实、很守规矩的记者。”回忆起这件事时，朱正忍不住自我调侃。

在75岁那年，他第三次写了鲁迅的传记《鲁迅传》

如今回头看，朱正也觉得第一本书写得粗疏肤浅，只达到当时研究界的一般水平。更重要的是，年轻的朱正仰望着偶像式的文学巨匠，总不自觉地把鲁迅的一切思想通盘接受，在行文的时候，受到当时环境影响，把鲁迅标签化为铁板一块的革命化身。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朱正“平反”后，受邀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十六卷本的《鲁迅全集》的编辑，有机会接触了更多史料。他又重新改写扩充了一版《鲁迅传略》。

那年他50岁，仰望鲁迅的角度越来越小。他细致地考证了鲁迅的生活细节，他也是当时国内较早考证鲁迅兄弟失和原因的学者。他笔下的鲁迅开始像一个“人”，会遇到与朱安感情不好、兄弟失和等问题。

他花了一生的时间认识鲁迅。在75岁那年，他第三次写了鲁迅的传记《鲁迅传》。他觉得自己一本写得比一本好，越写越厚，每一版都有新的发现。

他加入了一些新的考证成果：鲁迅和朱安在定亲前，鲁迅的母亲提前通知过在外求学的鲁迅，当时的鲁迅没有不同意；他也删除了第二版里，提到朱安不像妻子的细节，减少了对鲁迅道德拔高的评语。

朱正决心给鲁迅祛魅，曾给1981年版《鲁迅全集》挑错，又因为新版没有修正错误感觉可惜。有人说，朱正是《鲁迅全集》最挑剔的读者。

他从仰望鲁迅，慢慢也开始变为平视。他说，当他真正理解鲁迅伟大在什么地方，欠缺在什么地方，自然而然就平视起来。在他看来，鲁迅的长处在于，在五四运动期间，第一个创作出新文化代表的小说《呐喊》，而后接连创作出有批判精神、关注中国文化的杂文、小说。

“鲁迅始终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奔走呼号，”朱正说，鲁迅敏锐地观察到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矛盾，毕生都在思考中国的出路，“我读书那会，中国也还在面临着这些矛盾，当时读鲁迅的书，觉得心心相印，鲁迅说出了那个时代共同的心声。”他至今还喜欢自己从少年就沉迷的几篇鲁迅的文章《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记谈话》，能清晰记得这些文章对于曾是高中生的自己的冲击力——在那会，没有人会像鲁迅一样，直接地写出中国的问题。

《灯下漫笔》描摹的民国银行兑换银元的乱象，等到朱正上高中时，依然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社会。

鲁迅细致地描述自己身处停兑风波中复杂的心理感受：当他好不容易兑换到一包现银，忍不住暗自欢喜时，却突然想到，人很容易变成奴隶，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鲁迅概括，中国史的分期只有两种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他呼吁当时的青年创造第三种时代——中国人不再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是享有充分人权的“人”的时代。

他少年时跟着鲁迅学写文章，以致于后来写的杂文，被朋友说有鲁迅的影子，“我没有刻意模仿过，可能是读得多了，风格相似。”鲁迅写文章从不美化现实，于是朱正写的鲁迅，也是抛弃他人对鲁迅的美化，还原本真的鲁迅，呈现长处与短处。朱正承认，鲁迅后期有少数几篇没写好的文章，人云亦云为不深知的东西做辩护，背离了鲁迅一贯的批判精神。

人文学者刘再复曾说，朱正写的鲁迅传记，写法干净老实，没有脂粉的遮蔽，没有概念的语障，没有意识形态的“隔”，也没有春秋笔法的旁敲侧击。

这不仅是朱正个人阅历增长后的进步，也是时代的进步——学术界变得开放，他还有机会看到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资料。“要是我（对鲁迅）的看法没进步，那就是辜负了新时代。”他曾经以鲁迅的是非观为自己的是非观，听鲁迅的话，看了许多西方的书，“全盘西化”，但年纪渐长发现，中国的书籍也有许多值得看，“我是矫枉过正了，鲁迅怎么说我就这么做。”他慢慢有了自己的标准，而不是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鲁迅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丧失对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