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后，犹太人成了互联网“头号恶人”
回想第一次听到“巴以冲突”这个词，许多人还只是个对着电视机看新闻的小学生。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曾经坐在电视机前的孩子长大了。
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对当今世界最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的总结是：
犹太人当年还是死得太少了。
情绪
大家上学的时候，想必都学过《安妮日记》吧？
在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里，犹太人是一个可怜的存在，然而这种情绪在2023年10月7日被打碎了。
随着巴以冲突的新一轮炮火打响，部分对犹太人的仇恨言论在中文互联网上蔓延，很难想象，这种仇恨情绪会像火星子一样漫山遍野。毕竟怎么看，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没什么历史上的关联和过节。
关于言论的烈度，你去翻翻以色列驻华大使馆以及相关内容的评论区，就能看见各种令人恐惧的地狱笑话，由于过于丑陋，我们就不展示了。
一系列情绪堆积导致的结果是，关于二战期间犹太人的电影被批为“犹太资本控制下的文化产物”，网友们一拍脑门：原来我们这些年都被骗了，他们的一切苦难都是咎由自取。
于是《辛德勒的名单》在B站被刷低分，一度跌至5分以下。豆瓣电影也多了不少新差评，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犹太人身份尤为刺眼。
相应的，二战电影《美丽人生》《钢琴家》和《波斯语课》等等也被冠上了“犹太人的文化产品”的恶名。
一些恶毒之人，甚至总结：“一个民族不会无缘无故就遭报应”。
一面是对犹太人的负面评价，一面是对哈马斯凶残杀戮的赞扬。
可惜，网友们对纳粹的满腔热情扑了个空，德国人并不想承认这些海外学徒。
2023年10月24日，德国驻华大使馆也发布声明澄清：不要美化纳粹主义。
“德国很不幸经历过纳粹主义肆虐的年代，我们深知那意味着什么。”
跟当下对犹太人负面情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一开始并不反感犹太人。
学术界一般认为，从古至今，在中国的土地上从没出现过自发的、土生土长的反犹主义。一是因为中国主流社会尊崇儒释道，没有反犹的宗教土壤；二是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深受法西斯的蹂躏。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人对犹太人的理解，从一开始就是模糊的。
据费成康教授考证，“犹太”一词在中国首次出现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于1833年至1838年编印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反犬旁的“犹”字本义带有贬义，学界推测与德国传教士的反犹主义倾向有关。但对于中国民众而言，对犹太人与反犹主义并不了解。当时，人们将开封犹太人称为“兰帽回回”，也间接说明当时的中国人甚至连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差异也不清楚。
随着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爆发，一些中国政治家与外交家开始接触犹太文明，试图从犹太民族的曲折经历中吸取有益的借鉴。梁启超曾经就把“犹太人”看作是落后的“中国人”的反照，认为犹太民族精神正是自己所倡导的“新民主义”精神的最好例证。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们发现锡安主义在许多方面与自己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强烈的民族主义，崇尚民主与自由，复兴民族文化，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后来还有反法西斯主义。胡适也曾高度赞扬犹太人的治学本领和排除万难的精神，称犹太民族为“智慧型民族”。
二战时期，上海容纳过16000名从欧洲逃亡而来的犹太人，他们在中国旅居约十年，而后迁徙到了世界各地。根据这些犹太人的回忆，中国人与他们的相处总体来说比较友好，“中国人非常勤劳且多才多艺”。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学教授史蒂夫·霍克施塔特（Steve Hochstadt）在《上海犹太难民记忆里的中国人》一文中采访了许多当时流亡上海的犹太人。
犹太受访者回忆，当时中国总领事何凤山为他们颁发签证，对于犹太人而言异常珍贵。他们在屠杀开始前拜访了许多国家的领事馆，都被拒绝了。无意间敲响了中国领事馆的大门，最终得救。
上海也让流亡的犹太人逐渐熟悉了中华民族的生活，对中国百姓的评价也比较友善。
受访者Herbert Greening说：“你一旦成为他们的朋友，就会是他们终生的朋友。中国人很难接近，但一旦交上朋友，他们非常好、非常值得。”
受访者Doris Grey说：“ 我们与最底层的中国人生活在一起，他们帮助了我们。他们教我们怎样用泥土和水做炭，怎样用日式炉子。战争结束后，我们也回报他们。每次收到从美国亲戚那里寄来的东西，每次收到慰问包裹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他们请到我们的房子外面，分给他们一些。我们很高兴能够这样做，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帮助真的是太大了。”
也有犹太人在中国人身上看到了两个民族的相似之处。
Herbert的妻子补充：“他们还爱学习，非常努力。中国人在很多地方跟犹太人相似，比如家庭观念强、重教育等。我们感觉跟他们很亲近。”
最重要的是，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反犹主义”。有了在德国的遭遇之后，犹太人感到跟中国人打交道舒服得多。
而在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犹太人的态度，大约停留在共情苦难的层面。
两个民族都是二战的受害者。教科书上有《安妮日记》和《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电视上能看到关于纳粹和集中营的纪录片。
在共情之余，我们还对犹太人留下了“精明”的微妙印象。这得益于欧洲文学中对犹太人的商人、高利贷者形象塑造。
犹太人在各个领域的频繁刷脸，从爱因斯坦到马克思，从毕加索到卡夫卡，从奥本海默到冯·诺伊曼，让大众对其有一种模糊的、似乎“智商很高”“重视教育”的印象。
截至2017年，犹太人在902位诺贝尔奖得主中占据203席，比例高达22.5%，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百倍。其中，在经济学奖得主中高达36.71%，物理学奖26.21%，医学与生理学奖25.23%，化学奖19.77%，文学奖13.27%，和平奖8.65%。
在改革开放深入阶段，犹太人变成了一种微妙的褒义词，表示精明算计、头脑灵光、会做生意。甚至搜索“东方犹太人”，关联的结果显示了“客家人”或“温州人”。
随着时间推移，犹太从模糊的词语，变成了聪明的象征，随后又演化为学习的榜样。直到人手一本的《货币战争》占领了中国老百姓的床头后，犹太人被塑造的神秘形象，到达了新的顶点。
作者认为，从滑铁卢战役、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南北战争，到美国多名总统被刺杀、以至经济大萧条，全部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所领导的犹太国际银行家在背后操控。他们透过策划和资助暗杀、战争、经济萧条而获得巨大利润，并进一步掌握货币发行权，控制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命脉。
这本书争议很大，真实性存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认为该书编者对现代金融概念、金融交易和金融市场的理解非常欠缺。此外，郎咸平在各地演讲和采访节目中多次批评《货币战争》：“就是一本小说，而且写的都不对”。经济学者茅于轼以及作家梁文道都认为该书有抄袭之嫌。
另外一本被网友津津乐道的《锡安长老会纪要》，曾经被希特勒要求纳入德国教科书并广为流传，被广泛认为是现代阴谋文学的开端，讲解了犹太人是如何通过控制媒体和金融来操控世界，如何用大量宣传洗白自己。众多不同的独立研究皆证明，这是一本剽窃其他作者、以煽动和欺骗为目的虚构文学作品，但网友们仍然用这些流传许久的阴谋论故事，反复论证犹太人的只手遮天的暗黑神话。
而这些讳莫如深的印象，如今成了彻底破碎的滤镜。
世界上没有没来由的恨意。既然有人提出了“犹太人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为什么招人恨”，我们不妨从理论上拆解一下原因。
根据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教授徐新在《反犹主义解析》中的分析，自古以来，各个区域对犹太人的反感，大都出自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就是犹太人的宗教本身。
“对犹太人的生活和犹太民族而言，基督教的《新约》无疑是历史上危害最大的反犹主义书籍。” （伊莱泽·伯克维茨）
简单来讲，犹太人信仰一神教，即俗话讲的上帝，《塔纳赫》是犹太人唯一的律法，只有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
而基督教的《新约》主张耶稣即弥赛亚，犹太人背叛了耶稣，导致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而耶稣的主张是，只要你信我，就是上帝的新选民。
所以，犹太教与基督教本身在宗教层面就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彼此看对方都是异端。信仰东正教、新教、天主教为主的欧洲人，天然地在宗教文化层面对犹太人抱有敌意。
自罗马帝国基督教化后，欧洲历史便开始出现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十字军东征时期对犹太人进行掠夺与屠杀；15世纪西班牙对犹太人彻底驱逐及灭绝；19世纪和20世纪，沙皇俄国对犹太人进行屠杀。再往后就是希特勒和纳粹了。
另一方面，犹太人遵循的律法，也让他们与其他社区的人群分隔开来。
比如我们熟悉的犹太洁食Kosher，制作过程非常严格。比如犹太人的安息日，不可烹煮，不可用电，不可劳作，不参加公众活动等等。怎么看都是一群“怪人”。
徐新教授强调，反犹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再造性”，也就是“旧的反犹主义导致新的反犹主义”。
比如在中世纪，犹太人在职业选择方面有严格限制，所以许多犹太人迫于生计进入了放债业，由此诞生了“高利贷者”的丑恶形象。到了19世纪，这一形象逐步进化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站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对立面，反犹主义进一步加深。
一切敌意都不是无源之水。恶性循环运作了几个世纪，导致了最终的屠杀。
那么话说回来，和欧洲隔了十万八千里的中国，大多数人一生甚至都没有见过犹太人，为什么也会产生对犹太人的负面情绪？
仰视犹太人创造财富的时刻，正好赶上了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而攻击排斥犹太人的时期，恰好也是社会趋于保守的时间段。
犹太人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神秘、被塑造出来的抽象名词。我们没见过，但总听说。
这种情绪和宗教与生活方式无关，而是和犹太代表的符号有关。
在一部分人眼里，犹太变成了一个形状接近完美的靶子。这个靶子还可以是美国、盎撒、资本、白人、殖民者。人们在厌恶犹太人，也是在厌恶另外的东西。
即便再怎么诉说历史上犹太人的遭遇，他们的共情通道也只会迅速关闭。
于是，很快就有人接住了欧洲反犹主义的衣钵：犹大背叛耶稣，所以犹太人背叛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