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上痛哭的霍英东

“如果人生的满分是100分，我要给自己打100多分。”

究竟是怎样无憾、无悔、无愧亦无怨的人生，才配得上这样的自我评价？

一

霍英东是香港同代华人富豪里“最苦”的一个。他1923年出生于一条2米多长的舢板上，一家7口全在这条舢板上生活。

7岁那年，霍英东失去了父亲和兄长，他说自己从未想明白，为什么生活会如此决绝。

从上岸流浪到经历日军铁蹄，黑暗的日子仿佛永夜般没有尽头，霍英东偶尔会想：或许生活就是这样，命运就是这样。

他一度一事无成，干了7份工作全被辞退。直到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黑暗褪去，这个水上孩子才迎来曙光。此后，香港从小渔村发展成为东方之珠，期间大事件里几乎都有他的身影。

货运买卖、拍卖日军遗留物资、出海打捞“海草”、打破英美封锁线向内地运送物资……年纪轻轻的霍英东，以一往无前的狠劲闯出了一片天。值得一提的是，他给大陆运送过很多物资，但从来没有如谣言般运送过军火。

后人总结称他在每个行业的发挥都堪称独到，是个标准的经商天才。霍英东自言从未负过人，凡是和他有过合作、对他有过帮助的人，后来都有钱赚。朋友有困难、要救急，只要他能帮得上，一定责无旁贷。

如此到了1953年，霍英东迎来了令他一跃成为香港巨贾的买卖——地产。整个五六十年代，他以“气势如虹，雄傲港九”、华商第一人的姿态引领香港地产与建筑行业。期间，霍英东首创“卖楼花”（商品房预售），为全球地产行业贡献了一次经典的创新。

1955年初，英姿勃发的霍英东在铜锣湾建成了当时香港的最高建筑——蟾宫大厦，自己住在顶层。站在全香港“最高”的地方，霍英东百感交集。这个舢板上出生的孩子，从未想过自己会在短时间内站上这样的高度。

香港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变化，记忆中的小渔村，正蜕变成为世界级的贸易和金融中心。高楼大厦取代曾经的小船，成了香港的新标志，而全港最高的一栋楼，就在自己脚下。

在“卖楼花”引领的地产狂潮中，霍英东攒下近2000万身家，当时香港的中英商人中，有如此家财者屈指可数。

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名利双收的霍英东，却在不久卷入时局的“阴谋”，迎来人生中最严重、最持久的一次打击。

因为这次打击，他在人生的第一个高点上黯然淡出，就此与香港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黄金时间擦身而过。

二

蟾宫大厦在建期间，突然出现了许多霍英东的负面消息，包括他曾向内地走私物资、贩卖军火等，这些诽谤信息至今仍在流传。

霍英东逐渐意识到，流言并非不胫而走，其背后有力量在推动。他回忆认为，力量来自两方面：一是港英政府因为朝鲜战争时期与大陆的贸易往来对他“有意见”，二是一些传统地产商对于他这位后起之秀的“羡慕嫉妒恨”。

这些传闻对霍英东的影响很大。此前，他天不怕地不怕，但之后却愈发谨慎，事业也受到波及。时局左右了他的一系列选择和决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霍英东决定慢慢淡出香港商界。

“在香港，没有哪一个富豪在发家后，像我一样如履薄冰地生存，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问题上，就像是走钢丝、险象环生。”霍英东曾回忆。

谣言影响了霍英东的决策，但并不能动摇其巨商的地位，因为霍英东当时的影响力已经大到地产界、甚至港英政府都离不开他。香港金融、地产波动期间，救急的港商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全香港只有霍英东一个人能救你”。

为了香港的发展，霍英东做了几十年不赚钱的海沙生意，只因没有海沙，香港不会在短期内出现高楼大厦林立的景象。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在市政工程方面，港英政府找不到比霍英东更合适的合作对象，《文汇报》因此称霍英东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实业家。

几乎所有生意伙伴都称霍英东为人无可挑剔。出于影响力和“不负人”的原则，霍英东相继进入不少产业，其中就包括他从未想要涉足的博彩。

他在因缘际会之下帮助何鸿燊成为澳门“赌王”，兢兢业业兑现“成就澳门”的承诺，以大毅力完成了葡萄牙人400年没做成的事情——建设现代化港口。

对于这一点，霍英东非常自豪，很少自夸的他甚至曾说：“没有我当日开通外港码头，所有澳门的一切都是假的。”

虽然鼎力澳门的发展，但霍英东从未干涉赌场生意，还将投资分得的澳娱股份全部捐给了基金会，在当时，这些股权的价值就超过100亿人民币。

三

朝鲜战争后，霍英东时刻关注大陆的局势。上世纪60年代初，他和新华社驻香港的人员成为好朋友，虽然港英政府给的压力越来越大，但霍英东始终谨小慎微地维持着这段联系。1964年，霍英东受邀参加国庆15周年大典，为了缓解内地的粮食压力、避开香港移民局记录，他背着大大的行囊辗转了几十个小时。

那一年，霍英东第一次到北京，高规格的礼遇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虽然全程秘密进行，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从北京返港后，霍英东的压力终于从流言缠身上升为实质性的压迫。

港英政府开始对霍英东展开全面“歧视”，不仅他中标的地收回不卖，其旗下的星光行也被加入“黑名单”，通过断电话的方式逼迫霍英东卖出。

黑幕之下，星光行最终以成本价交易给了英资地产公司，霍英东拿到手的只有一张欠条。一栋大楼换一张欠条，对于霍英东而言，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耻辱。

接连的打击和压迫间，霍英东至少损失了过百亿港币，他明白，由于当局的“政治歧视”，自己很难再有大作为。

尽管仍是资金最为充裕的地产商之一、尽管长期看好香港的未来，但霍英东决定放手，彻底淡出。他离开后，郭得胜、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等崛起成为中流砥柱，开始了新一轮的风云际会。

四

1964年受邀观礼后，霍英东每年都到北京，还去各大革命老区，每次回港都带回大批东西，堆得满屋子都是。

不仅买工艺品，霍英东还引入国产电梯等物资，支持大陆企业发展。他回忆称：自己其实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他只是想通过消费，表达对大陆的支持。

彼时，中国还未改革开放，经济很封锁，“体育外交”成了霍英东率先实践爱国抱负的平台。霍英东是个体育迷，年近50的他见到偶像球王贝利时，仍旧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得手舞足蹈。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虽然返回联合国，但大陆在国际上没什么体育空间。

实际上，那时候的体育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合法席位，承认席位就是承认政权。

为了恢复中国在各项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霍英东到各种国际赛事中奔走呼吁，不遗余力。他一边和反对者们辩论，一边搭建关系网。几年间，中国获得国际羽联、足联、篮联等席位的背后，都有霍英东的身影。

席位的获取并不是个人能解决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的力量和外交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解决问题需要个体去推动，处理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纠纷，霍英东就扮演这样的角色。

为了应对各种麻烦、危机，霍英东父子使出了浑身解数。这些还是次要的，霍英东还因此遭遇多次“生命威胁”。

五

霍英东并没有因此退却。1984年，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不顾威胁，带着全家人一起前往美国洛杉矶。在那里，他见证了许海峰、李宁一战封神。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升起时，霍英东情难自已，他回忆称：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

奥运会期间，霍英东特别情绪化，中国选手输了比赛，他连饭都吃不下。家人觉得霍英东有点“过”了，但是他说：港英政府统治下发家的人，那种民族感情，其他人恐怕理解不了。从洛杉矶归来后，霍英东随即捐出一亿港币，作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基金。

后来，凡是大大小小的国际比赛，他都带头捐钱。北京申办亚运会成功，他捐建了亚运村的游泳馆；为了配合亚运会的组织工作，他又兴建了北京贵宾楼。

亚运会期间，霍英东非常兴奋，在北京，他看到了一个干净、礼貌、井然有序的城市，国家形象非常好。赛事结束时，霍英东爆发强烈愿望：中国一定要举办一次奥运会。这成了他晚年最大的愿望。

为了配合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霍英东再一次全球奔走，通过自己的关系和声望“拉票”。他多次私人宴请萨马兰奇，又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捐钱在瑞士洛桑兴建奥林匹克博物馆。同时，霍英东还宣布，如果北京申办成功，他将捐资至少10亿兴建一座可容纳10万人的奥运主会场。

可惜，霍英东的努力没能一蹴而就，北京以一票之差不敌悉尼，痛失2000年主办权。宣布结果后，霍英东极度失落，见惯大风大浪的他甚至连夜搬出了原先的酒店，因为他不知道见到中国奥组委人员该说些什么。一些陪同的老朋友看他不对劲，甚至连夜跟着他，怕他会干出愚蠢的事情（自杀）。

这次申办失败后，因为身体原因（淋巴癌），霍英东逐渐放下了体育大使的工作，将体育重任交给了长子霍震霆。不过，霍英东依旧以其他方式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的工作：

2008年的场馆中，水立方是唯一接受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捐赠建设的奥运场馆，其中最大的一笔捐赠即来自霍英东。

六

为中国体育出钱出力、不断奔走的霍英东，在大陆的经济发展史上也留下了身先士卒的贡献。

中国人讲究认祖归宗，1978年夏天，霍英东带着全家老小，第一次回到祖籍地广东番禺。大陆方很重视，出动了代表最高礼遇的红旗牌轿车接送，路上还有人夹道欢迎。

霍英东心中满是骄傲，但一路走过，他又很惆怅。番禺全是破旧的茅屋和低矮的平房，霍英东想：家乡还很落后，同胞们仍在受苦。回乡期间，儿媳问接待的姑娘哪里有洗手间，对方二话不说端来一盆热水：可以洗手啦！家里人都乐了起来，霍英东却笑不出来，心里堵得慌。

回去之后，霍英东立刻捐钱给番禺建了一座园林式、占地6万平米的宾馆。但捐完他又觉得：捐点钱算什么呢？捐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方的落后，我要回家乡、回大陆投资，以实业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当时，改革开放政策刚刚提出，外商投资大陆的先例是零，霍英东成了第一个投资内地的港澳商人。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在中山建酒店，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外商投资项目。

在当时什么问题都上纲上线的背景下，投资酒店也不好做，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涉外旅游酒店会有精神污染吗？内地东西会不会被吃光吃贵？宾馆耗电大，影响群众用电怎么办？

霍英东不怕亏本，他的计划是即便全亏了，就当是又一次捐资。但也有怕的地方，他担心改革开放遇到阻力，国家的经济再度停步，牵涉外资的人也受到“批判”——在时局中如履薄冰近20年的他，最担心的就是这类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