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史研究的路上跬步前行

我今年八十四岁，似乎是敲响了人生终结的鼓点。在这生命的冬日，我不禁回忆起那些已逝的好时光。我第一次变成铅字的习作发表于1959年，距今六十五年；第一次发表关于鲁迅的文章是在1962年，距今六十二年；1976年调入鲁迅研究室，至今四十八年。此后曾参与《鲁迅全集》1981年版日记部分的注释定稿和2005年版的编注，《郭沫若日记》1982年版日记部分的注释，《鲁迅年谱》四卷本的编纂，《鲁迅大辞典》2009年版的撰稿，《鲁迅手稿全集》2021年版的编审。这些都是我躬逢的学术盛事。

我个人出版的专著和文集有二十多种，其中《搏击暗夜：鲁迅传》被评为“2016年三十种好书”之一和同年“大众喜爱的五十种图书”之一。为青少年撰写的普及性鲁迅传记《民族魂》，经不断修订，被不同出版社再版五六次。我因为撰写了《宋庆龄传》，一度被宋庆龄基金会聘为学术委员。因为出版了《胡适与周氏兄弟》《胡适与蒋介石》《胡适心头的人影》等书，我在胡适研究界结交了不少朋友。因为发表了《扑火的飞蛾》一书中那些研究丁玲的文章，我有二十年忝任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因为我发表了有关高长虹和狂飙社的研究文章，《高长虹全集》出版时我被列名为顾问。这些也都是我在学术界的荣光。

我编书的数量确实记不清了：有些是市场行为，书卖得很好；有的是学术行为，书销量很差。比如我以“金隐铭”为化名编选的《鲁迅小说全编》《鲁迅散文全编》《鲁迅杂文全编》，都是赚钱书，但我当时收的是一次性支付的编选费，所以个人的所得有限。我编的《陈漱渝藏学术书信选》，被陈子善誉为“一本可胜百本”的好书。因为那些写信人都是名流大咖，所以此书史料价值很高，但因销行寥落，出版方连版税都无法全额支付。

除了这本《陈漱渝藏学术书信选》，我还想再介绍一部《鲁迅论争集》。这部大型资料汇编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册，包括了鲁迅生前死后有关论争的主要文章，查阅起来十分便捷。我认为，作家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斗士型、学者型、隐士型。斗士型强调要有明确的是非，热烈的好恶，行文如投枪匕首，寸铁杀人。学者型强调正面立论，充分讲理，心态平和，语言严谨。隐士型往往逃离是非，清静无为，悠然散淡，清俊通脱。鲁迅是斗士型作家。林语堂在《鲁迅之死》一文中说：“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正因为鲁迅是这样一种文化性格，研究鲁迅的论争就成了研究鲁迅文化业绩的一个重要方面。鲁迅认为战斗的文章是章太炎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对鲁迅亦应作如是观。

《鲁迅论争集》这部书之所以编得内容翔实，选材精当，是因为此前有两本书作为基础：一本是我主编的《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另一本是我主编的《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另有两位副主编）。前者囊括了鲁迅生前亲历的论争，后者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研究领域的主要论争。《一个都不宽恕》这个书名是表弟王平取的，出自鲁迅的杂文《死》。这个书名响亮好记，有吸引力和震撼力，出版后相当畅销——当时就出现了两种盗版，后来又再版了两次。书名是一本书的亮点和看点，对营销特别起作用。我的一些朋友钩深探赜，煞费苦心辑录了《鲁迅演讲集》，但读者限于学术圈内，印数很少。后来有一位新秀用同一材料编书，书名改为《鲁迅报告》，就在一次书市上卖火了。

我主编的其他书，值得一提的还有《他山之石：鲁迅读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教材中的鲁迅》《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说不尽的阿Q：无处不在的魂灵》等，都有参考价值。我主编的《鲁迅语录》（四分册）、《鲁迅青少年读本》，首先在台湾出版，是台湾解禁后鲁迅的普及性读物，在鲁迅传播史上也可以留下一笔。后来这部《鲁迅语录》印成了对开本，长七十七点五厘米、宽五十四点五厘米，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有人说这种做法浪费纸张，不符合鲁迅勤俭节约的精神，但此书在1994年卖了约一百万元。我个人未收分文，全部捐赠给了当年举办的广东省文学节。

可能是因为我做了以上工作，在两部《鲁迅研究史》中我都被列为史料研究专家，名字荣幸地置于朱正先生之后，《鲁迅史实新探》和《鲁迅史实求真录》为代表作。这肯定是出于对我的抬爱。有刊物称我为“史料大家”，我更是感到过誉。

不过，我毕生的学术追求是理论、文采和史料的统一。最能体现这种写作风格的是我的序跋文字。2017年，我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血性文章：鲁迅研究序跋集》，收录了我近三十万字的序跋文字，权当为自己留下一个纪念。下面分别谈谈我对理论、文采和史料的看法。

我说的理论指的是科学理论，相当于“史识”。理论具有抽象性、逻辑性、系统性，可以“证实”，也可以“证伪”。只有掌握和运用科学理论，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外来文论如潮水般涌进，导致学术界有了图新求变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固守传统盲目排外和囫囵吞枣唯“洋”是从，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引进新名词、新概念固然必要，但要明确其内涵与外延，特别是不能食“洋”不化、盲目跟风。比如苏联文论家巴赫金借用音乐术语，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称为“复调小说”，我们就不能不顾中国作家的创作实际，把现当代小说通通视为“复调小说”。又如法国符号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理论”，分析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运用这种理论，作家之间必须确有借鉴和交流关系，不能因为鲁迅和徐志摩都描写过枣树，就断言他们的作品有互文性；更不能因为徐志摩笔下的枣树比鲁迅《秋夜》中的枣树早出现一年，就断言鲁迅的这篇散文受到了徐志摩的启发和影响。此外，学术理论文章也没有一个刻板的写作模式。在中国古代，一些儒家经典采用的是语录体，谁能质疑其中没有原创理论？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用二十四首四言古诗写成，如诗中用“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来形容“含蓄”风格，谁能说它没有学术价值？在西方，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和《歌德谈话录》是对话体，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独白与倾诉的抒情语体，但丁的《致斯加拉大亲王书》采用的是书信体，达·芬奇的《笔记》采用的是笔记体，又有谁能否认其理论价值？

文采在古代文论中亦被称为“情采”。文章的形式和内容是紧密相关、相互依存的。没有真情实感作为基础，追求文采就会变成单纯堆砌辞藻，卖弄技巧。我们这一代学人很多都是怀揣作家梦考进中文系的，懂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一粗浅的道理。理论与文采相得益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有口皆碑，除开其深邃的美学内涵之外，跟其炉火纯青的文字、比喻贴切的语言也不无关系。无怪乎著名学者胡绳感慨道：“读一篇极精彩的论文时，每每能浮起读文学作品的兴趣，而从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又似乎能读出一篇论文来。”（《夜读散记·谈理论研究与文学欣赏》）。中国古代文论一贯重视文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开篇强调“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就是要求文章华美的文辞变化在外，真切的内容充实于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打了两个比方：虎皮和豹皮如果没有毛色纹彩，就会跟狗皮和羊皮一样；雄犀牛和雌犀牛的皮革虽然有用，但还是要靠朱红的油漆来显示色彩。

既然我被有些人认定为史料研究专家，又在全国政协担任了十年文史委员会委员，我想借此文多谈谈我对史料的看法和我从事史料研究的实践。

文史资料有不同的分类法。有人分为两类：实物史料（如文物古迹）、文字史料（如典籍碑刻）。有人分为三类：文字记载、实物遗存、口耳相传。有人分为四类：书籍报刊、文书档案、实物工具、口传回忆。无论分为几类，史料均须经过严密考证、去伪存真，使之成为能够支撑观点的史实。现在的问题是：确凿的史实是否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西方相对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后现代主义史学，宣布敲响了传统史学的丧钟。这种理论强调，所谓历史，就是由活人来讲死人的事，由今人来讲过去的事。这是对已逝岁月的一种叙述和重构。因此，历史的符码根本无法承载真实的过去，说穿了只不过是一种拟仿物（simulacra）或语言游戏罢了。历史的“本相”我们无法直接触摸，也无法定型，其中必然会蕴含不同程度的想象和创造的因素。

后现代主义尖锐地指出传统史学中渗透了史家的各种主观性和见解性因素，我认为这是其合理内核；但如果因此认为历史真实并不存在，进而宣布“历史已死”，这又是后现代史学的一种偏颇，必然导致历史虚无主义。

在我看来，世界上只有尚未认识的事物，不存在不可认知的事物。同一事物总会有相对和绝对这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属性。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如果片面强调事物的变动性、不稳定性，否定事物的客观性、稳定性，那史料研究就失去了意义。庄子讲“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但鲁迅认为，似是而非总体上就是“非”，而“非”中之“是”其实就是“是”。尽管黑暗中总有X分之一的光，但黑夜就是黑夜。我的祖籍是湖南长沙，决不能说成湖北武汉；我毕业于雅礼中学，决不能说成是明德中学。当然，我在追忆长沙和雅礼中学的求学经历时，某些细节跟事实会有出入，但基本史实还是可以还原的。这就叫作相对当中有绝对。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讲的事实不是个别的、局部的、偶发性的事实，而是从事实的总和以及事实之间的联系中掌握事实。否则，个别事实就可能成为任人摆弄于股掌之中的儿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蒋廷黻先生有一本回忆录，书名叫《国士无双》，2016年8月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他说印象中，鲁迅“有点儿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而在冯雪峰的回忆中，鲁迅走路的姿态总是一往无前，从不左顾右盼，更不回头观望。为什么在蒋廷黻的印象中鲁迅成了一个瘸子呢？因为他跟鲁迅接触是在1924年7月中下旬到西北大学讲学期间。鲁迅1924年7月23日不慎摔倒，跌伤了右膝，所以在跟蒋廷黻一起游览的过程中显得一瘸一拐。这就表明，一个人在某种特定时空中呈现的状态，并不见得就是这个人物的真实全貌。可见讲事实不能只讲局部的、偶发的事实，只有能够揭示本质的事实才能反映真实。

当前，世界出现了一种无极无序的状态，国内也存在现实利益不尽相同的群体，因此对于同一问题，彼此看法不尽相同，难以取得共识，形成了所谓“多元化语境”。在这种情况下，真实可靠的史料往往就能显示出强大的威力。2013年6月，国家图书馆在京举办了一次“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整理出版座谈会”，国图整理有关文献约一百二十种，图片二百六十幅，有力证明了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1989年秋天，我初次到台湾探亲访学，曾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的大厅观看了“寻根探源——台湾开发史迹展览”。在台湾发现的石器和陶瓷遗物，有力地证明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但有古文献记载，而且有考古学的证据。

多元化语境中，史料的作用虽然可以凸显，但史实性的错误同样具有很大杀伤力，无法用“一家之言”“各抒己见”之类的词语来掩饰开脱。四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鲁迅北京时期与一些报刊的关系》，收入我的一本小册子《鲁迅在北京》，其中提到1919年1月15日《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本报之新宣言》，署名“知非”，是李大钊的笔名。其实，“知非”是蓝公武的笔名，他1917年后曾任《国民公报》社长。这件事虽然从未被人公开批评过，但于我而言却如芒刺在背。因为这是学术硬伤，有脸面丢尽之感。《鲁迅在北京》一书没有再版机会，这个学术硬伤的疤痕就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我此生的主要工作是鲁迅研究，而研究的重点确实是史料。《鲁迅研究资料》创刊时影响颇大的前几辑就是金涛和我具体编辑的。《鲁迅研究资料》创刊于“文革”末期，发行于粉碎“四人帮”初期，当时还不允许探讨什么理论。学友罗宗强想在《南开大学学报》探讨鲁迅思想发展过程，让学者各抒己见，几乎酿成大祸。罗兄因祸得福，回到中文系任教，成了全国闻名的中国古代文论专家。但就鲁迅研究而言，想要发现新的史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鲁迅研究前辈陈涌曾说“鲁迅研究的资料已大体齐备”。他讲的“齐备”，并不是说不可能再发现佚文、佚信、佚事；而是说，即使发现了某些新的资料，乃至于绝密档案，都不至于颠覆我们对鲁迅的基本认知。比如2021年9月，国家图书馆出版了七十八卷本的《鲁迅手稿全集》，体现了全、真、精、新四个特点，比此前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增添了近一万五千页，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鲁迅的文化遗产。但这些也不足以改变我们对鲁迅的基本评价。这是实际的情况，也是让一些年轻学者对鲁迅研究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但是，学无止境。鲁迅史料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鲁迅研究的新史料也时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