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重庆“跑警报”

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重庆大轰炸”。有时候，一天用一两百架飞机来轰炸重庆；有时候，用三五架，甚至一两架，从早至晚施行“疲劳轰炸”。“五三”、“五四”大轰炸震惊中外，“六五”大隧道惨案导致重庆两千五百多名无辜百姓窒息死亡。抗战时期，“跑警报”成为大后方独有的一番景象，也是老舍在重庆的日常生活必修课之一。

日寇进攻武汉后，老舍携“文协”总会印鉴，与何容、老向、肖伯青一道乘船驶向重庆。“卢沟桥事变”后，老舍离妻别子，逃离齐鲁大学的一幕再次上演。正如老舍所言“我由青岛跑到济南，由济南跑到武汉，而后跑到重庆”。老舍在重庆工作生活了近八年，作为“文协”总务部主任，组织并参加文艺界抗敌救国活动，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同时，他还创作了众多文学作品，为全民抗战努力宣传。

“五四”大轰炸来临时，多日未曾出门的老舍正在赶写剧本《残雾》。连日的空袭未曾打断他的工作。当天下午，周文、宋之的和罗烽找他商谈“文协”工作。没多久，防空警报就响了。对此，老舍已经习惯了，他不慌不忙到院中观察一番后，又返回屋中继续谈话。一个小时后，防空警报再次响起。这时，大家才离开房间到地洞中躲避。在“跑警报”时，老舍还不忘把未完成的剧本《残雾》紧紧抱在怀里。晚上七时，警报解除，他才从洞里慢慢地出来。对于当晚大轰炸的惨状，老舍在《“五四”之夜》中这样描述：“不错，这晚上有月；可是天空的光亮并非月色，而是红的火光！多少处起火，不晓得；只见满天都是红的。这红光几乎要使人发狂，它是以人骨、财产、图书为柴，所发射的烈焰。灼干了的血，烧焦了的骨肉，火焰在喊声哭声的上面得意的狂舞，一直把星光月色烧红！”

老舍看到“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火车飞也似的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像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火与血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他痛惜“那美丽的建筑，繁荣的街市，良善的同胞，都在火中”，但他也相信，“烧得尽的是物质，烧不尽的是精神；无可征服的心足以打碎最大的侵略的暴力”。这些文字有着很强的画面感，老舍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是因为亲身经历，感触极深。大轰炸炸毁的是砖瓦土木之城，而在火光与废墟中升腾的是众志成城的民族抗战意志，而重庆也在大轰炸中一遍遍浴火重生。

此外，老舍还在《八方风雨》中记录大轰炸：“前几天，我在公共防空洞里几乎憋死。人多，天热，空袭的时间长，洞中的空气不够用了。‘五三’、‘五四’我可是都在青年会里，所以没受到什么委屈。‘五四’最糟，警报器因发生障碍，不十分响；没有人准知道是否有了空袭，所以敌机到了头上，人们还在街上游逛呢。火，四面八方全是火，人死得很多。我在夜里跑到冯先生那里去，因为青年会附近全是火场，我怕被火围住。彻夜，人们像流水一般，往城外搬。”

频繁的“跑警报”，一是让他得了盲肠炎，二是让他创作了不少的“抗战人名诗”。关于盲肠炎，他在《八方风雨》中这样记载：

三一年夏天（笔者注：应为三十二年），我又来到了北碚，写长篇小说《火葬》，从这一年春天，空袭就很少了；即使偶尔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像在重庆那样跑许多路。

哪知道，这样一来可就不再动了。十月初，我得了盲肠炎，这个病与疟疾，在抗战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价米，里面有许多稗子与稻子。一不留神把它们咽下去，入了盲肠，便会出毛病。空袭又多，每每刚端起饭碗警报器响了；只好很快的抓着吞咽一碗饭或粥，顾不得细细的挑拣；于是盲肠炎就应运而生。

因为要“跑警报”，老舍慌忙之中将“平价米”中的稗子和稻子吃进肚子。由此可见，“跑警报”是导致老舍得盲肠炎的罪魁祸首。

10月4日，老舍疼痛难忍，不得不去重庆北碚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割盲肠。有趣的是，老舍的胃有些下垂，盲肠也因此挪了地方。对此，老舍幽默地说：“盲肠挪了地方，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来似的。”最后，一名叫刘玄三的医生花了三个钟头才把老舍的盲肠找到，做了切除手术。“经过还算不错，只是外边的缝线稍粗（战时，器材缺乏），创口有点出水。”因老舍身患“贫血症”和痢疾，又常常“打摆子”，再加上营养不良，他在医院待了十七天，直到10月20日才出院。

为了躲避日机轰炸，老舍有时不得不从市区跑到乡下。对此，他这样记录：“三十年夏，疲劳轰炸闹了两个星期。我先到歌乐山，后到陈家桥去住，还是应冯先生之邀。”其间，他还完成了剧本《归去来兮》、论文《略论文学的语言》。

因为“跑警报”，老舍经常要在防空洞中躲避，有时一躲便是一整天。因时间太久，洞中空气浑浊，大家在洞中百无聊赖，无所事事。为了消磨时光与排遣苦闷，他提议大家拿文艺界的人名来写诗。于是，“人名诗”应运而生。因“人名诗”多与抗战有关，故又被称为“抗战人名诗”。对此事，吴组缃曾在《老舍幽默文集·序》中回忆：“在重庆最无聊的是空袭中躲防空洞的时候。常常进了洞就出不来，久久闷坐着，无以自遣，后来我们就拿文艺界的人名拼凑诗句。”五律《忆昔》《野望》等“人名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的。

“也频徐仲年，火雪明田间。大雨冼星海，长虹穆木天。佩弦卢霁野，振铎欧阳山。王语今空了，绀弩黄药眠。”《忆昔》一诗由十六个人名组成：胡也频，作家、左联烈士；徐仲年，诗人、文学翻译家；火雪明，《时报》编辑；田间，现代诗人；孙大雨，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冼星海，音乐家；高长虹，现代诗人；穆木天，现代诗人、翻译家；佩弦即朱自清，著名作家；卢冀野，诗人；郑振铎，文学史家、作家；欧阳山，作家；王语今，著名翻译家；萨空了，编辑、记者；聂绀弩，诗人、剧作家；黄药眠，文学家、诗人。整首“人名诗”自然工整，无几人工雕琢痕迹，咏史抒怀，沛然一气，有情有景，诗意、诗境天然浑成。

“望道郭源新，卢焚苏雪林。烽白朗霁野，山草明霞村。梅雨周而复，蒲风叶以群。素园陈瘦竹，老舍谢冰心。”《野望》一诗对仗工整，语言形象，精练含蓄，诗境优美，突显出老舍深厚的旧体诗创作功力。据吴组缃回忆，他在躲防空洞时出了上联“梅雨周而复”，老舍写信以“蒲风叶以群”句相对，精确且工整，可谓一绝。老舍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曾师从方还和宗子威学习古典诗词多年。他常说“我的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陆放翁和吴梅村诗词中的语言文字、诗情诗境、忧国忧民思想及礼仪观念深深渗透在他的脑海里。后来，这些“人名诗”被吴组缃加上《与抗战有关》的总题目，发表在《新蜀报》副刊《蜀道》上。

与古代“人名诗”不同，老舍的“人名诗”不是把人名镶嵌在诗中，而是全部用人名连缀成诗，作家的名字是诗歌构成的唯一元素。其间，不用衬字连接，名字也不跟其他文字搭配成句，且少用双关。老舍用人名作诗，抒发了对美好田园生活的向往，而人名却隐藏在诗中，浑化无痕。胡絜青曾评价老舍，“爱把友人的名字，嵌入诗中，作为文字游戏，这些游戏诗是他的拿手好戏”。

经过老舍、吴组缃等人的倡导，“人名诗”成为一种与抗战有关的自觉的文学活动，流行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的重庆。文艺界当年在重庆戏作“人名诗”成风。田仲济、姚蓬子、艾青、王冶秋及西南联大冯友兰、容庚等文化名流纷纷响应。就连郭沫若也写下：“胡风沙千里，凌鹤张天翼。白薇何其芳，丽尼顾而已。”对此，田仲济认为：“重庆有的作家用人名诗拼成似通不通的五言诗，借以说明来解闷作家们讲真话所造成的苦闷空气。”为躲避日机轰炸，文人们在狭小的防空洞中大发诗兴，并以人名入诗，寄情抒怀，这不仅是诗人们苦中作乐与释放生活压力的方式之一，还是他们交流诗艺及交游唱和的良好契机。“这种人名诗，老舍不认为只是无聊消遣，说这也体现着文艺界大团结，彼此不存畛域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