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啸苏

在我狭窄的视野中，居然发现有三本书涉及王啸苏。一本书是《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另一本书是《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三本书是《杨树达日记（一九四八—一九五四）》，杨柳岸整理，中华书局2021年版。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一百六十五页称：“答王啸苏七绝三首，录于下，诗云：‘碧沼红桥引玉泉，树人树木负当年。归舟濡滞成何事，转恨论文失此贤。    东坡梦里旧巢痕，惆怅名存实未存。欲访梁王眠食地，待君同去郭西门。    望断衡云六十秋，潭州官舍记曾游。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诗后有“按：此诗传录自吴宓一九五九年七月廿九日日记中。”《陈寅恪集·诗集》第一百二十七页有“答王啸苏君三绝句”，所录诗句即《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第一百六十五页“答王啸苏七绝三首”。该书编后记曰：“吴雨僧伯父的女儿吴学昭先生极其热忱，从吴伯父劫后残存的日记和信函中，寻觅到相当数量的诗钞及有关资料。”吴雨僧即吴宓。《杨树达日记（一九四八—一九五四）》中提及王啸苏多达一百三十二次，其中1948年三次，1949年十次，1952年九次，1953年七十八次，1954年三十二次。内容多为杨树达和王啸苏两人的往来。

王啸苏究竟是何许人士？他与陈寅恪、杨树达究竟是何种关系？

王啸苏，湖南长沙人，少时家境贫寒，但刻苦好学，文化底蕴颇深。最初充任私塾教师，后来改教中学。1925年，清华学校创立研究院，旨在开展专门精深的国学研究。研究院有教职员多人，其中吴宓为主任，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导师，李济为讲师，陆维钊、梁廷灿、章明煌为助教。此时已经年满五十的王啸苏闻知这一信息后，不顾亲友的劝阻，毅然决然报考。1925年7月6日，第一届招生考试分别在北京、上海、武昌、广州四个城市同步举行，共录取三十三人，他们是：王庸、王国忠、王镜第、王啸苏、史椿龄、余戴海、吴其昌、杜钢百、汪吟龙、周传儒、姚名达、陈拔、程憬、蒋传官、谢星朗、孔德、方壮猷、何士骥、余永梁、李鸿樾、李绳熙、徐中舒、高亨、冯德清、黄淬伯、杨世恩、杨筠如、杨鸿烈、闻惕、赵邦彦、刘盼遂、刘纪泽、罗伦。

王啸苏在录取者中年龄最长，同学们都称他为“王先生”而不直呼其名。王啸苏尽管年纪最大，但学习却格外勤奋，深为师友礼重。王啸苏毕业之后，告别自己的老师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以及吴宓等人，回到湖南，于湖南大学讲授诗文，遂与杨树达共事。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王啸苏与杨树达同时转教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二人过从尤为密切。

王啸苏善诗，有《疏庵诗稿》行世。其所撰七律中有《北海碑》：“佛光法眼照无涯，净域岩巅耀墨华。四裔书名尊北海，百年拓本重长沙。笔端宛带江千里，眼底犹看廓万家。只惜道林碑尚佚，率更墨翰郁龙蛇。”其所撰七绝中有《夹岸桃花》：”可曾有地避嬴秦，两岸缤纷二月春。最忆武陵风景好，桃花带雨笑游人。”王啸苏另写有《同县郑从耘先生家溉》一诗：“雨风潍雕入翰林，题图为我费沈吟。愤胡能效江公死，七百年来共此心。”诗后有跋：“先生与叔进太史为族兄弟，馆选则迟数科。入翰林后数载，擢侍讲。辛亥以还，仍居北京。晚岁归湘，鬻书自给。中倭战起，长沙沦陷，乃避地湘乡，为倭兵所执，悉其姓名，欲罗致之，竟不为屈，乘间自沉，以水浅不即死，群寇用枪攒刺，委尸林间。年七十二矣。先生与余为姻亲，甲子自北归，余赠诗五绝，并乞题《枫树图》，依韵以和，至可诵也。”

我与王啸苏谋过一面，时在1959年初冬。当时我的伯父郑小从命我将祖父郑家溉的传记送给时任湖南文史馆馆员的王啸苏，请他指正并转交《湖南省志人物卷》编委会。伯父还给王先生写了一则短函，内称“来者系郑家溉第十一孙，爱好文学，盼能就便赐教”。那一天，我吃过午饭，从侯家塘雅礼中学（时称长沙五中）出发，一直步行到烈士公园内的湖南文史馆，恭恭敬敬地将祖父的传记和伯父的短函交到了王啸苏先生手上。当时王先生偶染微恙，半躺在床上，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令祖父的传记我一定代为转交。至于做学问，待我病好后再约时间与你详谈，不过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那就是：多读书而为之！”孰料，第二年即1960年，王啸苏先生竟然驭鹤西去。我虽然失去了与老人家详谈的宝贵机会，但他那句掷地有声的教诲“多读书而为之”，几十年来，却时时在我的耳旁回响，一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