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江《素食者》说起

近来，亚洲第一位女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韩国女作家韩江在我国引起了一阵阅读热潮。大众对《素食者》的关注，源自诺奖本身的轰动效应使作品知名度在大众读者群体中迅速飙升，其带来的文化资本亦完成了作者、作品的进一步经典化，必然引起专业读者群体的持续性关注。

《素食者》的故事并不复杂，它讲述了一个热爱吃肉的家庭中忽然出现一个食素者的故事。通过英惠的丈夫小郑、姐姐仁惠、姐夫三个角色视角，串缀出主人公英惠由一个极其平凡、普通的主妇变为一个离经叛道的“疯子”的故事，英惠为何疯癫成为故事展开的线索。本书中，英惠与丈夫、父亲、姐夫形成三组对立关系，分别对应着英惠的三种社会身份：妻子、女儿、被男性欲望所渴求的身体。在这三组关系中，男性角色们作为一种主体性身份，对作为他者的英惠施加了残酷的性别剥削与暴力：冷漠无爱的丈夫，将英惠视为一个洗衣煮饭、打扫房间的保姆；大男子主义的父亲，长久以来在家庭内部实施的“暴政”为英惠的童年蒙上阴影；以艺术家身份自居的姐夫，将其病态的情欲伪装成冠冕堂皇的艺术，并借由创作之名对已经精神恍惚的英惠实施了诱奸。韩江以克制的笔触将这一男女权力结构空间局限于家庭范围，但这一小空间中的权力关系本质是对社会大空间的模仿与位移，它隐喻了女性如何产生、如何被塑造的过程。英惠此时已不再仅是一个具体的角色，而成为社会生活中深陷结构性困境的无数妻子、女儿的象征。

而同为女性，英惠又与母亲、姐姐形成了两组对照。与英惠相比，母亲是一个“完全”的女人。在得知英惠不肯吃肉后，她除了担心女儿，更忧心于没脸去见女婿；在当父亲逼迫英惠吃肉遭到其自杀形式的反抗后，母亲哄骗着女儿喝下了羊汤，并劝解道：“你现在不吃肉，全世界的人就会把你吃掉！”而在英惠被姐夫诱奸住进精神病院之后，她彻底抛弃了英惠和仁惠姐妹，到这一步，同为女性的母亲与英惠在身份认同上的割裂被完全展现出来，完全顺从于父权社会的母亲诞下了有异于自己的“怪物”“疯子”，女儿的存在本身就是母亲生命中的污点。再结合前文小儿子对姐姐的态度，母亲对女儿的遗弃成为一种命运的必然，并不值得作为特殊事件被书写，在小说中以一种轻描淡写的笔触被作者一笔带过。姐姐仁惠与英惠有着类似的处境，与妹妹不同的是，在女儿、妻子等身份之外，仁惠还有母亲与生意人这两重身份，她在“丧偶式”的婚姻中独自养育着年幼的儿子，并在“艺术家”丈夫无法提供经济支持的时候肩负起养家的责任。更多的身份代表着更多的枷锁，在这个意义上，仁惠所遭遇的苦难甚至比英惠更加沉重：即使她总是自我麻痹，说自己儿子的笑脸会使她幸福，但养育的日常已使她精疲力竭，甚至对妹妹从精神病院走失也已经麻木；当姐妹俩被家人抛弃之后，仁惠担负起照顾妹妹并为其提供治疗费用的责任。但她并没如英惠那样成为一个“疯女人”，也不像母亲那样成为一个“完全”的女人，仁惠是一个懂得如何扮演一个完美女性的人，“甚至作为在地铁里与陌生人擦肩而过的行人，她都会竭尽所能地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与她从小就学会如何察言观色讨好父亲有关。这种“务实的惯性”使她“得以在时间的洪流中克服一切困难”，只有深夜蜷缩在浴缸中才能让她感受到片刻宁静。

英惠的悲剧在于，当她试图摆脱妻子、女儿这种女性身份时，却发现自己再无其他身份以立足，甚至当她脱掉内衣、赤裸身体，不再受传统性别秩序的规训与束缚，试图脱离原来由身体所承载的客观关系时，却依然被视为欲望对象，遭到丈夫的婚内强奸与姐夫的诱奸。这一刻，作者揭示出女性身体本身就是其苦难的来源，女性身体随时会成为一个被男性实施暴行的空间——这是英惠从素食者向厌食者转变的根源。吉莉恩·布朗的研究证明，厌食者之所以能够“克扣/亏待”身体，是因为“厌食症是一场争取自我控制的战斗，逃脱食物的威胁和奴役，自我维持、自我占有、独立于身体的欲望，是厌食者极重要的目标”。这就使厌食症患者瘦骨嶙峋的身体本身成为一种自由人本主义的证明：主体的中心不在于身体，而在于心灵。自由人本主义者这一乐观的观点与英惠悲剧性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照：当女性无法借由社会权力关系的变革以完成对自我生命的完全把控，实现基于心理自由的主体性建构时，这种对自由的渴望只能“内转向”，身体再次成为一个权力争夺的空间，成为一种微观政治的发生场所，只是这一次的施暴者与主宰者成为英惠本人。

患有厌食症的英惠终于彻底从四面八方的暴力与压迫中逃脱。一方面，长时间的厌食使她体重不足三十公斤，并失去了月经和隆起的乳房，她成为一个没有性别特征的人，变成了一个孩子，通过向“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回归以完成对父权制度的反抗。拉康指出，这一阶段发生在父亲出现之前，此时“孩子认为自己是母亲的一部分，自己与世界之间也没有任何区别，没有压抑、没有缺失，也就没有潜意识”，物与我、内与外、男与女、社会和文化关系的网络在此都不复存在。在英惠说出“很快，我就不用讲话和思考了”的时候，代表着先于人而存在，支配着人的思维，为生命个体分配位置、划定等级、确立名分的语言也失去了效用，英惠对自己肉体统一性的想象性认同和从小他者那里获得自我认同，取代了社会、家庭等大他者给予英惠的身份认同，这使得“做一棵树”成为英惠实现自我救赎的路径。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制度、规则、权力结构对英惠的规训已无法借由对其身体空间的控制来实现。她紧闭着嘴唇拒绝一切食物，缩紧喉咙阻止胃管插入身体。当仁惠因为她不配合而歇斯底里地喊道“我这不是怕你死掉吗？！”时，英惠那句淡淡的“我为什么不能死？”的反问，实则是其冲破束缚前的绝叫，也是这个故事关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