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深流静”忆沉樱

1928年，她以短篇小说《归家》初现文坛，茅盾便关注到这位女性作家，把她与当时知名的冰心相提并论。沈从文先生则在1931年的《论中国创作小说》中评价她“为女作者中极有希望的”一个“女作家”。为她赢得现代文坛一席之地的五本小说集差不多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推出，此后她因生儿育女、家务生计而淡出文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她迎来了第二个创作黄金期，在教书之余，一气翻译出版了“蒲公英译丛”九种，其中绝大部分成为一版再版的畅销书。她顺势“自办家庭译文出版社”，那时已年届六十。

她是追求婚恋自由的新女性。她的两段婚姻皆为爱情而结合，又都因男方“不专情”、她也拒绝成为“驯服的太太”而解体。1948年，她带着三个稚龄子女远赴台湾，凭一己之力将他们一一培养成才。她毕生以梁太太的名分自居自认，在老友无多的晚年，她以“怨偶”和“故人”相称，给分手数十年的大陆的丈夫写信，鼓励儿女与父亲相见，而她本人直到去世与丈夫都再未见面。他们的大女儿感慨父母“只能在有距离的时候才能产生文学性的美丽而不实际的爱情”。

行为举止不肯随俗俯仰，外表柔弱沉静，内心刚毅强硬，这位女性，名为沉樱。

一

沉樱（1907—1988）原名陈锳，出生于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一户殷实之家。祖父曾任清廷学官，父亲受过新式学堂教育，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二舅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派人物。这样的家庭环境令沉樱的教育有了充分保障。1925年，沉樱考入共产党人主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两年后因政治原因学校遭查封，沉樱转入复旦大学。据说，她是进入复旦的第一批女学生之一。1928年11月，她在陈望道主编的校刊《大江月刊》11月号第二期发表处女作《归家》，署名陈因女士。茅盾随即在12月号第三期《陈因女士底〈归底〉》中加以称许：“《大江》二号上陈因女士之《归家》很好。不知此女士为新进作家乎？抑老作家乎？《归家》一篇的风格是诗的风格，动作发展亦是诗的发展。此等风格，文坛上不多见。鄙意甚爱之。忆往者冰心女士有二三篇亦颇具此风味。至于意义方面，自无可议，仅微嫌晦暗。想亦不得不尔。犹有一特点，即以家庭琐事透视社会人心之大变动，以静的背景透视动的人生，手法亦颇新奇。”茅盾将沉樱与五四时代的知名作家冰心相比，足见他对沉樱的赏识。随后沉樱出版了《喜筵之后》《夜阑》《某少女》三部小说集，之后又有两部小说集《女性》《一个女作家》面世。沉樱一生的小说创作差不多尽在于此。

1931年，沈从文在述评《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特别提到沉樱的创作，他认为：“与施蛰存笔致有相似处，明朗细致，气派因生活与年龄拘束，无从展开，略嫌窄狭，然而能使每一个作品成为一个完美好作品，在组织文字方面皆十分注意，且为女作者中极有希望的，还有一个女作家沉樱。”

沉樱专注于婚恋题材，直面由自由恋爱组建婚姻家庭后的两性生存状态，进而深入思考女性命运和人性本质。沉樱的小说很少二十世纪初新女性初涉文坛时的天真烂漫和激情倾诉。从举棋不定既享受又苦恼着的恋爱中人，在柴米油盐的琐碎庸常中耗尽理想和热情的怨妇忿妻，到另觅新途又深感绝望的女性解放先行者，她笔下的女性，常在怅惘纠结中打发时日虚耗生命。爱与背叛，隔膜和煎熬，令沉樱的小说基调冷静忧郁。沉樱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某少女》，以五十八封书信展示了十六岁少女情窦初开、唯爱是奔的狂热冲动，这段刻骨铭心的初恋终结于她苦恋着的青年男性不告而别。代表作《喜筵之后》的女主角一边忍受着丈夫的背叛和折磨，一边又将前男友的厚道和忠诚作为谈资，向丈夫既炫耀也施压，结果反遭丈夫一通奚落。《爱情的开始》中的那个妻子，当初“急促地陷入恋爱”，牺牲学业和前途，与热恋着的男子同居，丈夫恋爱阶段就不忠实，婚后自然更加放肆。嫌隙日深，婚姻陷入泥潭。除了谴责男性、自我哀怨，女主人公似乎并无改变现状的决心或能力。

《空虚》中女子离校与男友欢会，结果男友接到远道而来的父亲留言条，只得连夜去父亲宿地见面，筹划日久的一夜欢愉彻底泡汤，女子在男子寓所懊恼沮丧、辗转反侧。《妩君》中的女主人公冒着跟全家决裂的风险与男友相约私奔，结果当晚对方爽约，无颜回家的妩君蹈海自杀。《旧雨》里的中学女生一恋爱一结婚便堕入庸常琐碎，昔日的自命不凡都被抛诸脑后，寥寥几个尚在为工作奔波的独立女性，虑及将来也难掩彷徨瞻顾。《生涯》描画一个大学在读女生的闲愁。好友婚后疲于应对一日三餐和丈夫的喜怒无常。她自己尚处恋爱阶段，对男友不见则念，见了又厌，男友一切以她为中心固然让她满足，但寻求安稳胸无大志又令她心生不满，总之，弃之可惜，见之厌倦，不知如何是好。《搬家》中的全职太太因嫌住处冷清，想要搬家跟人合住，却引来了丈夫种种无端猜忌。《欲》中的叔嫂两人在热烈的文学交流中暗生情愫，原本平静和谐的两人世界波澜陡起。后来，叔叔不告而别主动搬离，夫妻虽努力重回往昔，但时时感到作假的困窘。《一个女作家》几乎可视为沉樱的“夫子自道”。女作家从最初的为艺术而创作，到婚后为了稿费而创作，甚至不得不亲临书铺索要常被拖欠的稿费，而丈夫还不时借机催逼她多写多挣，写作成了她的痛苦枷锁。《女性》中爱好读书写作的妻子，不愿当下的宁静生活过早被孩子和家务所捆缚，毅然引产，拒绝成为母亲，可术后却难掩失落和惋惜，表明了现代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困境和纠结。《下雪》里，年关将近，女子计划中的稿酬却被一再延付，回家的盘缠、房租和柴米油盐的开支问题已然迫在眉睫，更有娘家难回的情感煎熬，虽然自由恋爱的甜美尚在，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寒凉之气已经弥散开来。《飘零了的红叶》《两只面孔》写的都是来自丈夫或隐或显的情感背叛。《怅惘》中男主人公被自己苦苦追求的女子一再欺骗和戏耍，才忽然理解前女友爱他而不得的痛苦。沉樱小说历陈女性的创伤或隐痛，始终拒绝廉价大团圆式叙事。

二

沉樱就读于上海大学期间就是一个活跃分子。她曾与同学一起上街发传单、贴标语，参加游行示威，到工厂讲演，所以她有一些小说以革命者为主角或以革命为题材。“沉樱有好几篇小说被认为有左倾思想。晚年接受阎纯德教授访问时，承认她曾经信仰共产主义。”其实，沉樱这些带有鲜明左倾思想的作品，并未简单袭用“革命＋恋爱”模式，倒是比较真实地流露出她对革命的困惑与思考。

被茅盾称赞的处女作《归家》，刻画一个从事秘密工作的女大学生离家一年后归家过年的情形。面对家人的温情，她几乎没有相似的情感流露，因为这次被允回家也是组织的考验之一，考验她能否斩断私情。在接到命令必须按时离家时，内心深处对亲情的留恋让她犹豫不决，小说至此戛然而止。《下午》中，所读大学被查封后，女生转学，这位先前革命进步团体中的活跃分子，至此方体验到了青春欢愉和人生魅力，逐渐对自己过去一度热衷的团体活动不甚热心甚至有点反感，在规定开会集合的时间里却打扮一新，坐上富少的小汽车到大马路兜风去了。《自杀》中的革命者富家出身，在领导家乡暴动失败后累及父母，侥幸出逃的他带着妻子来到上海，要求重新归队却遭怀疑，此后虽被接纳仍遭另眼相待。精神痛苦如影随形，加之生存本身的压力，让他了无生趣。为给妻子留下生路，遂有意将她托付给自己信任的单身男同事，这位革命者则服药自杀。《枝柯》中的女主人公枝柯家道中落寄居舅家，为反抗包办婚姻和精神威压，中学毕业后来到上海谋生并投身革命事业。她与革命同志的婚姻极其短暂，孩子生下三天就被送给了别人。枝柯把亲妹妹也发展成组织一员，姐妹两个先后被捕入狱，生死未卜。沉樱这类题材的小说隐约表露出革命斗争的残酷性。

沉樱可数的几篇触及下层民众生活的作品，同样显示出同期作家难得的成熟与冷静。《老李》中丧妻的农夫老李年迈孤苦，不得已投奔在沪拉车谋生的儿子，儿子艰难持家，老父的到来令其负担倍增。老李只得每天忍着怨骂，学着拉车自食其力，最终被汽车撞死，“在观众的议论还未完结的时候，老李已经被抬起来走了。在他的一生中很少有不用自己的脚去走路的时候，可惜对于现在这被抬着的幸福，他已失去了领略的知觉”。《歧指》中模样周正的阿毛姑娘因为长着六指受尽歧视，结果她生下的女婴也是六指，羞愤交加中她咬下女儿的歧指，最终母婴两人都命归黄泉。《主仆》写出了吃百家饭的挑水工老王因为勤劳忠厚被李家招为专职仆人，老王从感恩庆幸到后来主动请辞，借此刻画了底层小民的可怜可敬和可嫌可气，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变。沉樱不被“劳工神圣”裹挟，单纯追求主题正确，选材富有现实针对性，形象塑造有血有肉，情节发展合理，显现出对革命对人性的深入思考。

由于战乱和家累，沉樱后来很少创作。与沉樱交往半世的作家林海音回忆：“沉樱开始写作才二十出头，那时她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写的都是短篇小说，颇引起当时大作家的注意。但是她自己却不喜欢那时代的写作，在台湾绝少提起。她曾写信给朋友说，她‘深悔少作’，因为那些作品都是幼稚的，模仿的，只能算是历史资料而已。”

事实上，沉樱早期小说对女性认知方式、女性性心理的观察描摹，同时代作家鲜能媲美。《欲》对女性的见异思迁和两性性心理的捕捉刻画就很有特色。再如《喜筵之后》揭示的女性自我物化心理也很有认识价值。女主人公遭到丈夫背叛，心灰意冷又无法可想时，偶遇现在仍是单身的前男友，处境和地位的变化让她立马变得无比强势。前男友当年曾将她“当作生命那般狂恋”，因为得之轻易太好支配，反倒使这个前女友、别人的现任妻子“觉得这男人连使人追求的魔力都没有，她失望而且愤恨着”。当下，女主人公仍“用了往昔那种自信可以支配他的口吻”要求前男友做这做那，既想约喝咖啡诉说别后衷肠，又喝令他护送自己回家，这些举动并非旧情复燃，而是出于报复丈夫的不专情。一旦前男友出于男性风度而默然承应，她又立即在心底鄙视厌恶他，觉得还是丈夫刚健有魅力，所以回家后还忍不住跟丈夫炫耀了一通。沉樱在这里所揭示的女性自我物化心理值得剖析。女主人公的轻率而为、自我糟蹋，仿佛首先不是伤害自身，而是对她的所属者——丈夫的伤害或最大的报复。譬如母亲杀婴，目的在于断绝夫家香火，她从未思想自己首先是孩子的母亲，孩子是她十月怀胎生将下来的血肉，换言之，在杀婴行为中女性完全将自己物化为男人/夫家的生育工具而已，她不属于她自己，她并非一个自主的独立个体。《喜筵之后》的女主对前男友的那一番行径，其出发点和心理动机与杀婴的母亲如出一辙。

三

沉樱的两段婚姻经历为她认识生活洞察人性提供了切身经验。

沉樱1927年转入复旦大学后，加入了戏剧家洪深主持的复旦剧社，一扫以前男性反串女角的演剧陈规，成为第一个话剧女演员。戏剧理论家马彦祥其时从孔德中学毕业进入复旦。马彦祥京剧功底深厚又系出名门，其父马衡任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伯父马幼渔乃北大文学院院长。洪深导演选定马彦祥和沉樱分别扮演田汉话剧《咖啡店之一夜》中的林泽奇和白秋英，两位才俊台上台下互相吸引，坠入爱河。这种情节在沉樱小说中多次出现，如《某少女》中女主就是被舞台上林泽奇的扮演者吸引才主动写信示爱，《意外》《剧后》都是以话剧演出为故事背景。不过，这段婚姻两人只维持了一年，1930年女儿马伦出生后，“爱情的开始”也宣告了爱情的终结。一说是马彦祥移情别恋，一说是婆婆从中作梗，沉樱本人则始终未置一词。不过，从马彦祥其后又经历了四次婚姻这一事实而言，“移情别恋说”应该不无依据。后来马家人也亲口证实了这一点：“说来也巧，去年马彦祥的妹妹马琰女士自法国来台，这里有很多她北大的同学、朋友。谭旦冏先生邀约的场合上，我认识了马琰，谈起沉樱，她很感叹，颇怪她哥哥的不专情，她说马家其实都很喜欢沉樱的。马伦后来由马家祖母带养长大。”

遭到背叛的沉樱并未消沉。女作家金秉英的《天上人间：忆沉樱》一文回忆了沉樱与著名诗人、翻译家梁宗岱的恋爱情形，两人都被对方的才华所吸引，朱光潜和巴金是他们当年甜蜜时光的见证者。

留欧七年的梁宗岱（1903—1983）于1931年回国后即被聘为北大法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在他准备迎娶沉樱时，横遭一场轰动京城的离婚风波。原来早在1923年，家庭便已给他包办婚姻娶妻何氏，他本人虽则从未予以承认，但仍资助何氏——同样的封建礼教受害者去广州读书，并说服她另觅婚嫁人选。1934年，梁宗岱衣锦还乡，并看望了何氏夫妻一家四口。没料此举引祸上身，其后何氏顶着梁妻名分奔赴北京公然要求一起生活，她的诉求得到胡适夫妇大力支持。双方因此对簿公堂。法庭则以所谓抛弃发妻之条判决梁宗岱败诉，梁自然不服，后经人调停，大费周折，最终赔付何氏两千元赡养费，此事才算了结。这桩公案令梁宗岱与胡适关系彻底恶化，他也因此辞去北大教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