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的“乡下人”及其文学事业的勃兴

1933年8月前后，沈从文辞去国立青岛大学的教职，携未婚妻张兆和、九妹沈岳萌再度北上。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回忆初到北京的场景，此时满打满算恰有十年光景。彼时的“北京”，在1928年后已然易名“北平”。沈从文不再是寄居在北京西河沿旅馆的“乡下人”，即将面临人生的新阶段。

1933年8月的沈从文，始终处于“筹备”的忙碌状态下。12日，好友程朱溪代其缴纳七元的新居定金，北平西城府右街达子营28号成为沈从文的新居。24日，沈从文又致信大哥沈云麓，言及婚礼筹办的情况，并寄送喜帖。15日，沈从文出席了杨振声举办的茶会，与朱自清等一同商讨《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相关事宜。31日，这一商讨的队伍逐渐扩大，请来了颇有影响的女作家林徽因；在沈从文新婚后，周作人也成为编委。不难发现，沈从文这时在北平的活动，主要是筹办婚礼和刊物。但“乡下人”文学事业的勃兴，正是于1933年8月萌蘖。

一

1931年6月19日，徐志摩冒雨登上西山，探访疗养中的林徽因，两人的心结终于解开。徐志摩上山前，曾见过恰在北平的沈从文。此后不久，沈从文结识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徐志摩自然是引见者。1931年底，丁玲在筹办《北斗》杂志时，曾托沈从文向冰心、林徽因等北平文人约稿。沈从文结识林徽因不过半年，便已向其约稿，可见两人的私交不浅。有趣的是，冰心的《我劝你》和林徽因的《激昂》两首新诗，同在《北斗》“创刊号”发表，堪称一桩文坛趣事。

沈从文取得的文学成就，同样离不开徐志摩的举荐和指点。1924年的散文《市集》便得到了“志摩的欣赏”，此后沈从文的文学道路也长期受到徐的影响。细读沈从文重要的自选本《从文小说习作选》的《代序》的文末，可以窥见一斑：“从他那儿我接了一个火，你（按：读者）得到的温暖原是他的。”该文初刊于1936年1月，但在1934年11月21日，适逢徐志摩去世三周年，执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沈从文便组织了一期“徐志摩纪念特刊”，发表《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一文。该文回忆了他如何从青岛赶赴济南，送别这位罹难的良师益友，文末写道：“纪念志摩的唯一的方法，应当是扩大我们个人的人格，对世界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爱。”沈从文在代序中说的“火”，我们一方面联想到梁遇春所作的悼念徐的文章《吻火》，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这是对1934年悼念文章的赓续。

沈从文接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可以联想到徐志摩也接替孙伏园主编《现代评论》。或许，沈从文也以编辑刊物、重振北平文坛的方式，延续这位良师益友的人格精神和文学理想。当胡适以“爱”“自由”和“美”概括徐志摩的文学信仰，这些何尝不是沈从文思想中的关键词，甚至是烛照其文学创作的话语光束。

根据沈从文和徐志摩的关系、沈从文和林徽因的私交，自然不难想见重返北平的沈从文，在编辑刊物方面会受到林徽因的礼遇和支持了。1934年5月1日《学文》月刊创刊，沈、林再度联袂合作。新婚不久后的沈从文深陷“情感发炎”的困境，沈从文于是向林徽因倾诉衷肠——这自当是后话了。

二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筹备近月余的婚礼，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举行。婚礼由同对沈从文有提携之恩的胡适主婚，张家的兄弟姊妹、沈从文的表弟和九妹，以及朱自清等好友等出席。在早期“自叙传小说”中，那个饱受“性的苦闷”折磨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与一见钟情的张兆和组建了家庭。通过1934年1月返乡时那些家书即《湘行书简》，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白纸黑字中流淌出的缱绻情意。新婚以后的沈从文，也能在文学事业上专注耕耘。

在筹办《大公报·文艺副刊》时，除了林徽因的鼎力相助，周作人对于沈从文的扶掖同样重要。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剑拔弩张之际，时在北京的沈从文已受到文坛瞩目，但他并未深陷论战。1928年1月，沈从文南下上海以后，与“现代评论派”的徐志摩、陈西滢、凌叔华等交往密切；在“新月派”内部发生龃龉之际，沈从文也倾向于徐志摩等主张“纯文学”的一方，但他并未疏远主张“议政”的胡适及《独立评论》。沈从文因胡适辞任中国公学校长后也办理离职；胡适愿为沈从文主婚，不难看出沈从文在一些论争中的特殊位置。

不同于鲁迅“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尖锐态度，沈从文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更加圆融，并能团结不同立场的文人。对于一个文人团体或文学流派的形成而言，沈从文的处事原则和交往活动自然显得极为重要。“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骆驼草”作家群和“新月派”文人，都辐辏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沈从文的周围，也在北方文坛形成了重要的文学势力，即我们熟稔的“京派”。因此，在联合同道、消除旧怨的过程中，沈从文功不可没。

回到周作人的话题。1933年9月8日，沈从文婚前的一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写联云：试游新奇境，相随阿丽思。因明日沈从文君结婚也。”是年11月1日，周作人在杭州《艺风》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发表署名“知堂”的短文《沈从文君结婚联》，以两句打油体诗作为结婚联：“倾取真奇境，会同爱丽思。”可见沈从文和周作人的关系匪浅，但话还当从沈从文的新婚谈起。

婚后翌日，沈从文以《大公报》的名义举办了茶话会，具体讨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相关事宜。不同于前两次的茶会和午宴，新婚后的沈从文召集同人和好友，不论是议论公事，还是酬谢宾客，都显得师出有名，可见这次茶会的重要性。值得关注的是，这次茶话会周作人也在席间。随后《大公报》预告《文艺副刊》编委阵容，周作人亦在其中，这距离沈从文新婚不过半月。

对于“京派”和《大公报·文艺副刊》来说，周作人的加入有何意义呢？在《论冯文炳》中，沈从文称周作人为“北方文坛盟主”。如今重新观照，沈从文与周作人的联袂合作，已暗示出沈对于文坛阵营的选择。执编新刊的沈从文，确实需要周作人这样的人物来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刊物的影响。但是，适逢南北文坛针锋相对之际，周作人的加入自然强化了这一分裂趋势，尤其是在周氏兄弟失和后，更可见这一以区域和地域为特征的文坛新变。且不论周作人在编辑过程中的参与度如何，至少其加入为“京派”的发展提供了裨益。

高恒文称周作人为“京派中的京派”，在此不妨稍作发微。一方面，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口号，是“五四”新文学以降的总主题，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周作人的及门弟子、私淑弟子甚多，诸如“四大门生”俞平伯、江绍原、冯文炳、沈启无，以及深受其影响的沈从文、叶公超、李广田、卞之琳等。如果考察“京派”文人的代际关系，“京派中的京派”的周作人当为先辈。

在《论冯文炳》中，沈从文强调了周作人在北方文坛的影响；解志熙也谈到过周作人对于霭里斯的心理学的译介也影响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沈从文所谓的供奉人性的“小庙”，也是源于周对于古希腊文学的理解。因此，返回北平后的沈从文，联络周作人参与活动，既是因为周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编委的一时之选，也是由于周确实影响着自己的思想和创作。因此，“京派”的形成离不开周作人的“布道”，“京派中的京派”的说法就此而言较为熨帖。

三

9月23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这一“京派”文人的文艺阵地在沈从文的主持下建立。大量的编辑工作也让新婚后的他更为忙碌。在《怀念从文》中，巴金回忆沈从文的编辑态度：在写稿、组稿、看稿的工作中不遗余力，对于为新人改稿和荐稿的工作也亲力亲为。在此基础上，他尽力提携文坛新人，或是帮助他们印行创作集，或是向林徽因引荐，让他们进入“太太的客厅”，尽快融入“京派”的队伍。

萧乾便是受沈从文提携的新人之一。萧乾因小说《蚕》而受到林徽因的激赏，他应邀在1933年11月24日成为“太太的客厅”的座上客。早在8月9日，沈从文便致信刚从福州回到北平的萧乾，邀请他来家中“玩玩”。这一说法亲切随和，宛如交情深厚的好友。沈从文与萧乾的交谊，始于1931年返回北平之时，接受时为辅仁大学英文系学生萧乾的专访。尚未毕业的萧乾，那时兼为《中国简报》的编辑，他邀请沈为这一刊物写一篇胡也频的传记。但由于种种原因，该文并未在《中国简报》上刊载，而是在该年10月的《时报》上，以《诗人与小说家》（即《记胡也频》）之名开始连载。

除了编辑刊物和提携新人，作为职业作家的沈从文，同时也笔耕不辍。婚后不久，“不速之客”巴金来访，久居沈的新居两月有余。巴金在书房中写作《雷》和《电》，而沈从文则在“一枣一槐的院子”中写作《记丁玲女士》与《边城》，这和两人1932年在青岛的生活方式如出一辙。沈从文这两部作品在《国闻周报》上接力连载。

《记丁玲女士》是沈继《记胡也频》和《从文自传》之后的第三次传记写作，写法类似于《记胡也频》。这部传记虽然具有小说化的虚构写法，但也大体还原了丁玲“生前”的经历和选择，从中可见诸多的历史褶皱。丁玲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这一传记不无指摘，该书迄今也并未得到部分学者的认同，但其地位与影响不容忽视。《边城》是沈从文在1933年返回北平以来，一次综合了湘西叙事、牧歌写作、情感经验的文学试验。《边城》的叙事结构和心理描写，颇有小说《三三》的影子，只是将母女改为爷孙，“城里人”的历史性因素被尽可能淡化。文字的音符连缀为乐章，“田园牧歌”在1933年开始吟唱，并成为传世的名曲。

四

1933年12月13日，沈从文为萧乾的首部小说集《篱下集》作序。沈从文并未着意介绍萧乾，而是言说他的“乡下人”经验：“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他不能避免失败，他失败了能再干。他容易跌倒，但在跌倒以后仍然即刻可以爬起。”沈从文也回答了“为什么要写作”的问题：

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

在文章末尾，沈从文又写道：“我希望他永远是乡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自见。应当养成担负失败的忍耐，在忍耐中产生他更完全的作品。”沈从文在鞭策萧乾的同时，也是在言说自己的文学经验。此时的沈从文业已开始写作《边城》，副刊的编辑工作也逐渐得心应手。《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得到了苏汶等上海文人的回应；“京海之争”在将沈从文推向风口浪尖的同时，也表明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已然今非昔比。沈从文的自况，表明了一个“乡下人”的主体性正趋于成熟，这和他1933年在北平的文学事业密不可分。正是这些文学活动，才让“乡下人”的主体性锋芒毕露。

但是，我们对于“乡下人”的理解似乎过于褊狭。如若笃信他在《从文自传》《〈篱下集〉题记》《习作选集代序》中的说法，以此继续缔造“乡下人”的神话，不过是在人云亦云中创造翳障，而无法体认“乡下人”的成长轨迹和现代经验。从沈从文重返北平后的经历来看，“乡下人”确实正在不同的面向中，在他曾熟稔的北平城内，缔结了金玉良缘，开展着文学志业，展现出了近乎绅士的文人气质。“乡下人”和“城里人”，在此逐渐融合成无法分裂的共同体。

精力充沛的沈从文，其身份颇为多元：既是新婚的丈夫，也是辛勤的文人；既是成熟的作家，也是职业的编辑。编辑刊物、组织聚会、联络文人、文学写作等工作、活动让他马不停蹄，却乐在其中。不同于初到北京时举目无亲和彷徨无措，新婚妻子的照顾和九妹的陪伴让他身心安定，文学事业有条不紊地发展。昔日北京西河沿客簿上的“沈从文”，因阅读“社会”这本“大书”，逐渐在他1933年重返北平后大放异彩。上文谈及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创刊，《记丁玲女士》和《边城》的写作，即将爆发的“京海之争”，皆可作为佐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乡下人”的“文学标准像”，正是在上述经历和远景中日臻立体。根据他的情感“发炎”和婚姻危机，《边城》之后小说产量锐减的现象，以及《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对于文坛“差不多”现象的批评来看，1933年当为重要的萌蘖，而非一个静态的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