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的“钱”

一、“钱”总是有限的

货币是财富的一般代表，钱是货币的俗称。按常理，货币和钱是一个东西，仅仅是叫法上不同，两者不应当有什么区别，至少不应当有重大区别。事情并非如此。

千万不能小看这个俗称之“俗”，它的意义非同小可，暗含了“钱”与“货币”内在规定的不同，这就是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的差别。“钱”是日常社会生活用语，“货币”是经济金融部门的用语，以及经济金融研究的学术或思想用语。简单说，一个具体，一个抽象。甚至于，从语言学的角度讲，“钱”和“货币”这两个词，指向了完全不同的对象。

深入地解读“钱”，一方面，它总是和社会生活中确定的行为主体相关，如个人、家庭、企业、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等，即“钱”一定会归谁所有，不会“无主人”地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总是和社会生活中具体的活动事项，尤其是经济活动事项相关，即它总是被使用着的，如购物支付、投资股票和社会捐赠等，哪怕是将“钱”存放在银行作为财富保存，也是一种使用。在这里，前者表明“钱”和所有者的关系，我们称其为“有钱的主体”；后者表明“钱”在使用中生成的具体形态，我们称其为“用钱的事项”。

不论是有钱的主体，还是用钱的事项，它们所呈现出来的“钱”的数量，都是有确定边界的。也就是说，人们拥有“钱”也好，使用“钱”也罢，不会出现无限大，或趋向于无限大的情况。这是常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很容易观察得到。我们从未见过或听说过，哪种主体会拥有无数的钱，哪怕一个非常富裕国家的政府，所拥有的“钱”也是数得过来的；何况大部分政府，还时常因为缺“钱”要发行债券，向公众借款。我们也从未见过或听说过，哪种社会活动事项，会使用大到不可计量的钱——活动事项有大有小，用“钱”也有多有少，但用“钱”无限度的事项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

既然有钱的主体和用钱的事项都存在“钱”的数量边界，由它们加总而来的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全部“钱”的总量，无疑也是有限的。这还是常识，或简单的逻辑推论。这些有钱的主体和用钱的事项，不过是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微观单位，它们“钱”的加总，仅仅是求有限数量之和的算术，不可能无中生有地计算出无限量的“钱”来。一句话，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微观单位“钱”的有限性，决定了它宏观层面“钱”的总量同样有限。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结论，“钱”总是有限的。

“钱”的现实有限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关于“钱”数量的思维会受到限制。有人就深入地质问过，在有钱的主体和用钱的事项里，有没有某种特别的“主体”或“事项”，它们潜在地存在无限扩大“钱”数量边界的可能。只要启动这种可能，这样的“主体”或“事项”，就可以使一个国家或经济体“钱”的数量加总推演至无限呢？

先看有钱的主体。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部门将全部有钱的主体大致分为三类，即个人、企业和政府。显而易见，个人和企业主体是不可能扩大“钱”的数量边界到无限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是通过提供产品或服务得到“钱”的，基于产品或服务的有限，他们不具备这样的扩大能力，也没有相应的社会扩大基础，还没有可供运作的扩大途径。那么，政府这个主体呢？

政府的“钱”主要来自税收、规费和政府企业利润，它们都是有数量边界的。但是，现代政府有向社会发债借“钱”的机制，且没有任何自然性的限制。这是不是说，政府有可能成为那个扩大“钱”的数量到无限的主体呢？回答是否定的。

一方面，在一定时间内，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用于购买政府债务的“钱”是有限的，政府发债向个人或企业借“钱”，首先受制于这种有限性——政府即便可以无限度发债，社会也没有无限的“钱”可用；另一方面，借债总是要还的，还要附加利息，政府最终能够用于还债的“钱”，只能是税收、规费和政府企业利润，这些收入来源的有限性，约束了政府的还债能力，发债的无限性完全没有未来收入的保障。不错，政府可以“借新债，还旧债”，形成某种长期甚至扩大的债务累积余额，国债将永远地存在，甚至有人将此现象称为“国债不是债”，但这并不会改变政府发债受限的性质。可以肯定，政府无限度扩大“钱”数量的边界，永远只能是乌托邦式的想象。

再看用钱的事项。在社会生活中，“钱”主要有三大用途。一是支付花“钱”（购买商品或服务），二是投资用“钱”（组织生产经营和服务，或购买生息资产，以钱生钱），三是将“钱”作为财富保存起来（持有现金或存放银行）。自然界或许存在某种深不可测的无底洞，但人类社会生活的事项，件件都是具体的，边界清晰，否则无法称之为“事项”，更无法运作操办。由此引致出来的，一定是数量边界清晰的交易、投资和财富保存等活动，也就是任何事项使用“钱”的数量都计算得过来，不可能是数量无边界的大敞口。

总而言之，在社会生活中，有钱的主体也好，用钱的事项也罢，它们关联的“钱”，超越不了有限性。具体地说，在社会生活中，不存在任何这样特殊的微观“主体”或“事项”，它们有潜在的可能性，可以扩大“钱”的数量到无限大，或是趋向于无限大。基于微观上的如此定性，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宏观层面上，无论如何也加总不了“钱”的数量到无限大。

二、“钱”和“货币”是什么关系？

《书屋》2023年第五期刊登了拙文《无限的“货币”》，讨论现代经济体系是否存在货币量无限扩张的问题，得出的结论令人有些惊讶：货币无限量或趋向于无限量，完全可能成为现实。这个结论的底层逻辑是，在现代经济体系下，货币的供应由各主权国家的中央银行掌管，并通过商业银行体系来运作，存在货币无限量供应的机制；而在消费品、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市场对货币的需求中，虽然前两大市场吸纳货币量有限（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会产生强大的阻力），但由“金融创新”而来的金融资产市场，各种金融产品可以无限扩大，吸纳任何量级的货币。正是现代货币供应机制和金融资产市场吸纳功能的对应，构筑了现代社会货币无限量扩张的现实基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中央银行实施“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货币供应“大放水”，在相当程度上支持了这一结论。

对于任何国家或经济体而言，一方面是有限的“钱”，另一方面是无限的“货币”，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逻辑冲突。毫无疑问，避免这个冲突的一条出路，就是认定“钱”和“货币”不是一个东西。然而，如此认定与常识严重相悖。

第一，在社会日常生活中，个人、企业和政府主体所拥有的“钱”，不论它们以何种形式存在，即不论是持有现金（纸币或硬币等）形式，还是存放在银行的账户形式，无一不是各主权国家中央银行发行或衍生出来的货币，它们使用完全相同的货币名称和计量单位，如单位为“元”的人民币。换句话说，有钱的主体拥有的“钱”，都是“货币”。

第二，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百姓使用的“钱”，不论是纸币、硬币，还是银行账户支付币，都是各主权国家中央银行发行或衍生出来的货币；就是各种各样的电子支付手段，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也都是直接连通到商业银行，再间接连通到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换句话说，百姓所有用钱的事项中使用的“钱”，都是“货币”。

那么，“钱”和“货币”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常识看来，它们完全对等，甚至可以说就是同一个东西；而从经济运行的现实分析，它们又有着如此的不同，仅是“钱”的有限和“货币”的无限就令人十分困惑。这个问题，将我们引向了一个认知它们的基本但极为重大的要素：时间。

选定一个时间点，如2023年9月1日。在一个主权国家或经济体内，个人、企业和政府等全部主体拥有的“钱”和在使用之中的“钱”，是一个有限的总量；同时，从中央银行发行并经过商业银行体系运行出来，进入整个经济体系，为个人、企业和政府主体拥有和使用的“货币”，也是一个有限的总量。这样两个总量，不论从逻辑上讲，还是从实践来看，是相等的，因为它们是一回事——所有的“货币”一经落实到各个主体之上或是使用的事项之上，就转变成了事实上的“钱”。

经济学给予这两个总量一个专用名词：存量。即在某个时间节点上，整个经济体存有或存在的数量，如同一个物品仓库里某时点现有的存货一样。与物品存货不同的在于，“钱”或“货币”存量本身就是综合价值形式，它们可以直接加总并比较大小，物品则会因为不同的性质和形态无法直接加总和比较，需要定价后才能求和和对比。由此，我们得到一个重大的等量关系：在选定的时点上，“钱”和“货币”的存量是相等的。

时间变动，来到9月2日，假定中央银行新增加货币供应量，经济学称之为：增量。一般认为，这些增量货币，发出的瞬间就是“钱”。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事情。恰恰是这个“很不确定”构成了“钱”和“货币”关系认知的关键。这一天新增的货币供应量会有三种可能的运行结果，重塑并展现当天“钱”和“货币”的新关系。

第一，正常进入经济体系之中。从中央银行增加发行出来的货币，通过商业银行体系的运行，顺理成章地转化成为个人、企业和政府主体拥有或使用的“钱”。这里的“顺理成章”，是指各个主体正好需要或使用这些增量货币。在这种情况中，货币的增加等于“钱”的增加。这一天结束时，新的存量等式形成。

第二，在银行体系内转移，未进入经济体系之中。从中央银行增发出来的货币，并未通过商业银行体系的运行，转化成个人、企业和政府拥有或使用的“钱”；而是在银行体系内部“转移”，或是回到中央银行。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增加了，但“钱”没有增加，存量等式维持前一天的状态。

第三，强行进入到经济体系之中。从中央银行增发出来的货币，是有各种各样的手段，使其强行为个人、企业和政府所拥有或使用的，如经济危机时中央银行“开飞机撒钞票”，直接向这些主体“发钱”（通常冠名为“刺激需求”类目的）。这里的“强行”，是指中央银行单方面意愿来增加货币供应，并不是各个经济主体主动的正好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增加了，“钱”也增加了，新的存量等式形成。

容易看到，这里值得重点分析的是第一种和第三种运行结果。由于新增货币都成了“钱”，相比于9月1日，整个国家或经济体“钱”的总量，在9月2日都增加了。这两种结果从表现形式看完全一样，但“顺理成章”转化为“钱”，和“强行”进入变成“钱”，一个是供求契合之为，一个是硬性派送而来，使得新增“钱”的性质大相径庭。

基于供求契合而增加的“钱”，是一个国家或经济体投资、生产、服务和生活等需求所引致出来的，它们将完善市场的供求关系，激励生产和服务供给，提高社会就业水平，配合、推动和支持社会财富的增量创造，进而使整个国家或经济体的总财富量增加；硬性派送而增加的“钱”，则由于它们并非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中各个主体的实际需要，特别是生产和服务供给方的需要，它们并不能够带来社会财富的追加创造，无法增加社会总财富的一分一毫。可见，新增的货币虽然都成了“钱”，但不同方式而来的“钱”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在规定。这种内在规定，提出了经济学研究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社会经济生活重大的现实难题。

这就是货币的价值问题。“货币”和“钱”都是财富的一般代表，在上面的第一种结果中，货币供应的增加，带来了财富的实际增加，这时增加的货币就是实实在在富有价值的，它们和存量的“钱”一起，代表着新的更大的社会总财富；而在第二种结果中，货币供应的增加没有带来新的财富增量，如此增加的货币是没有价值的，即便转变为了“钱”，它们和存量的“钱”加在一起，仍然只代表以往既有的社会总财富。两种结果一比较，“钱”和“货币”的关系就清晰了。

概而言之，“钱”是存量财富的代表，“货币”则是存量财富和可能增量财富代表的相加。由于存量的“钱”和存量的“货币”相等，对于货币来说，重要的就是它的增量。如果说，增量货币带来了增量财富，增量货币就是有价值的“钱”，能够维护或增加存量“钱”或“货币”的价值；如果说，增量货币没有带来增量财富，增量货币就是没有价值的“钱”，必定摊薄或减少存量“钱”或“货币”的价值。这类似于做馒头时的“和面”，水和面粉的量相配，才能够“和”出“好面”；如果只增加水，不相应增加面粉，既有的“好面”就会被稀释而做不出好馒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