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录》的“诗与真实”

刚买入文津出版社的《知堂回想录》汇校本（五度汇校），其实之前以买过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本、河北教育出版社本和岳麓书社本，以及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周作人回忆录》。之所以再购汇校本，是因为《知堂回想录》的手稿本最近已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此册汇校是五度历经十五年才完成的，“《知堂回想录》汇校本把《知堂回想录》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香港‘三育版’以及影响较大的版本，与原手稿进行校勘，是非曲直一目了然，既剔除文字硬伤，也清除文字软伤，最大限度地还原经典著作的本来面貌。此外还加了几百条详注”。汇校的除香港三育版外，还有周作人手稿复印件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周作人散文全集》本。

1960年，周作人应曹聚仁之邀开始写回忆文章，初拟名“药堂谈往”，写成后改名《知堂回想录》，总计四卷，约四十万字。这是周作人一生所著篇幅最大的一本书，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部书。书稿在当年脱稿寄出后，先在海外报刊辗转连载，至1970年《知堂回想录》首次正式出版，周作人已去世。全书始于“缘起”，终于“拾遗”，共分四卷：第一卷讲童年和青少年的事情，涉及周家内部的人事，周作人的求学经历，以及绍兴、杭州、南京、北京等城市的风物；第二卷主要讲在日本留学期间的事，主要涉及师生旧事、日本风物，以及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形；第三卷主要讲周作人回国后在北大任教期间的事情，主要是抗战以前的事，因为涉及大学所授课程，所以说到一些文艺思想；第四卷主要是“北大感旧录”，谈及一些故去的文人，但并不过多评论，只说事实，当然无法回避自己在抗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最末以“拾遗”告终，大致回顾总结了自己的思想与志趣。

《知堂回想录》汇校本的书后还附有“部分信札释读文”，包括知堂致曹聚仁（八通），知堂致鲍耀明（一通），曹聚仁致知堂（一通），罗孚、知堂1964年往来信（一对），曹聚仁致罗孚（四通），罗孚致舒乙、李今（一通）等，共十七通信札，均是和《知堂回想录》出版有关，从中可见《知堂回想录》成书出版之艰辛，特别是曹聚仁和罗孚用力甚多，录曹聚仁致罗孚信一通，可知其详：

承勋我兄，昨日总算把《知堂回想录》全部校完了，在我总算对得起地下的故人，也对得起三育书店的车载青兄了。否则这笔排印费在她是一件大负担，而且销路并无把握。这么一来，移稿费作排印费，销路也十分稳妥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亦能问心安就是了。可惜不及让许广平看到此书的出版呢！弟先后校了三回，全书并无什么毛病，不知我兄以为如何？一切弟独自担任责任，请兄勿念。那几段稿和知堂的其他各稿，乞兄费神检还。知堂全稿（一部分在兄处）奉上，兄可留作纪念。三五十年后也许该是一份有价值的文物呢。

弟  曹聚仁顿首  八月廿六日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1962年11月脱稿后，经曹聚仁牵线搭桥，1964年8月起在香港《新晚报》副刊连载，一个月之后被腰斩。罗孚仍未放弃，拟转至1966年其参与创办的《海光文艺》上择要刊载，但《海光文艺》也夭折了。更为遗憾的是，知堂老人也在1967年5月6日去世。后经曹聚仁努力，《知堂回想录》得以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商余》上发表，共连载了九个月。曹聚仁又安排《南洋商报》将稿酬直接汇至三育图书文具公司，用以解决该书的排版及印刷费用，使得《知堂回想录》能够顺利出版。不久曹聚仁在澳门病逝，此时距知堂老人故世已有三年时间。

循着这个时间线索，开篇所引周作人“后序”，据文中周作人所叙应是写于1966年初，此时大多数人仅读过《新晚报》副刊连载的部分，只有曹聚仁、罗孚等少数人读过全稿，那么文中周作人用“诗与真实”之喻来解释回想录的真与假问题，应该是回答朋友或读者的疑问，十分巧妙，“我这部回想录根本不是文人自叙传，所以够不上和他们（卢梭、托尔斯泰、契利尼）的并论，没有真实与诗的问题，但是这里说明一声，里边并没有什么诗，乃是完全只凭真实所写的。这是与我向来写文章的态度全是一致，除了偶有记忆不真的以外，并没有一处有意识的加以诗化，即是说过假话。可是假如有人相信了我的这句话，以为所有的事情都真实的记录在里边，想来找得一切疑难事件的说明，那未免是所愿太奢了”。从文中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不是“文人的自叙传”，所叙事件完全是真实的，从童年、青少年到周家内部的人和事，他的求学经历、回国后在北大任教，以及他的写作历程及感悟，都写得极其用心。

以周作人的学识和水平，以及对文学的感悟，回想录写得极为精彩，这其实和他晚年的心境有关。他经历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在文学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个人命运却是起起伏伏，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出任伪职，沦为汉奸，被后人所诟病，也和其兄长鲁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至于《知堂回想录》对于其落水的描述，从“元旦的刺客”到“‘反动老作家’二”，短短二十几页，并无其思想波动的细致描写，对于此人生的一大败笔，有一笔掠过之嫌，或许说读者想看的并未找到。另一点则是居于北京八道湾时周氏兄弟失和，书中也未提及。

“我是一个庸人，就是极普通的中国人，并不是什么文人学士，只因偶然的关系，活得长了，见闻也就多了些，譬如一个旅人，走了许多路程，经历可以谈谈，有人说‘讲你的故事罢’，也就讲些，也都是平凡的事情和道理。他本不是水手辛八，写的不是旅行述异，其实假如他真是遇见过海上老人似的离奇的故事，他也是不会得来讲的。”周作人这段晚年心境的表述，和“诗与真实”也有所契合，即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周作人极有分寸感，这从他晚年写鲁迅的几本书中也可见一斑。这种分寸感是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着什么，这也是“回想录”和“回忆录”的差别。

《知堂回想录》汇校本如果能将回想录写作、刊发、出版梳理出一时间线索，将更为完备。另罗孚写过一篇《回想〈知堂回想录〉》，也可作为附录收入。对于《知堂回想录》的汇校，如能针对周作人文中提到的人和事，列出相关延伸文和书等参考文献，似更好。最后，引用一段周作人1963年1月写的《知堂回想录》后记，再体会一下他作回想录时之心绪：

古来圣人教人要“自知”，其实这自知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以不知为不知似乎是不难，但是说到知， 到底知的是什么，便很有点不明白了。即如上文所说的《杂学》， 里边十之八九只不过是对于这个有点兴趣， 想要知道罢了，实在只写得“起讲”的且夫二字，要说多少有点了解，还只有本国的文字和思想。因为深知八股与八家文与假道学的害处，翻过来寻求出路，便写下了那些杂学的文章， 实在也不知道自己所走的路是走的对不对。据我自己的看法，在那些说道理和讲趣味的之外，有几篇古怪题目如《赋得猫》《关于活埋》《荣光之手》这些，似乎也还别致，就只可惜还有许多好题材， 因为准备不能充分， 不曾动得手，譬如八股文、小脚和鸦片烟都是。这些本该都写进《我的杂学》里去，那些物事我是那么想要研究，就只是缺少研究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