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左宗棠决裂起因新说

曾国藩与左宗棠决裂的起因，历来被认为是湘军攻下金陵后，围绕太平天国幼天王下落问题，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彻底伤了和气。对曾国藩和左宗棠均知之甚深的《湘军志》作者王闿运却认为，两人决裂起因于李元度和刘蓉。

那是同治十年（1871）秋天，王闿运离京回湘，于九月初二日在苏北遇到在当地检阅部队的曾国藩。此后近二十天时间里，他与曾国藩不仅有多次深谈，而且见面头天就做曾国藩工作，希望他与左宗棠和好。当天谈话气氛相当轻松友好，曾国藩于是打哈哈说：“彼（左宗棠）方踞百尺楼，余何从攀谈！”

王闿运碰了钉子，仍不死心，初十日晚上又去劝曾国藩，恳切希望他放下身段主动与左宗棠搞好关系。还说自己为左宗棠说话，其实是为曾国藩着想：曾的名望地位远高于左，再跟左较劲有什么意思？大人应有大量，不记小人过才对。

对于王闿运送上来的高帽子，曾国藩仍不领情，王于是在当天日记中不无遗憾地写道：“夜过涤丈，谈家事及修好左季丈事，涤有恨于季，重视季也。季名望远不及涤，唯当优容之。故余为季言甚力，正所以为涤也。此隙起于李次青、刘霞仙，而李、刘晚俱背曾，可为慨然。”

王闿运除了大发感慨，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看法：曾、左决裂起因于李元度和刘蓉；李、刘后来跟曾国藩翻脸，是因为左宗棠在其中起了坏作用。李是曾国藩心腹幕僚和感情最为真挚的朋友，刘是曾国藩亲密好友和儿女亲家，只因左宗棠从中捣鬼，后来才与曾国藩反目成仇，所以曾国藩无论如何不能原谅左宗棠。

王闿运这一说法是否出自曾国藩之口，他在日记中没有说，所以无法揣测；同治初年刘蓉不仅与曾国藩长时间闹意气，而且曾国藩连续几年写给他的拜年信都不回，其中是否与左宗棠有关，笔者未作考证，所以也不好结论。但王闿运说曾国藩与左宗棠决裂起因于李元度，倒确有充分事实依据，可惜除了王闿运，再无人知晓这一点。二十世纪初，专治晚清掌故的文史巨擘徐一士先生读到王闿运这段日记，也不敢相信其事实：“至谓曾、左之隙，起于李元度、刘蓉，未知其审，或闿运一时兴到语，未足据为典要也。”

要说清曾、左决裂起因于李元度，还得从曾国藩三参李元度说起。

曾国藩拜托左宗棠手下留情

在曾国藩所有幕僚和一生所交朋友当中，他与李元度的私人感情最为真挚和深厚，然而受伤害最深和受打击最重的，也是这个李元度，竟然遭到曾国藩三次参劾。更有趣的是，在曾国藩参劾李元度事件中，左宗棠不仅卷了进来，而且当曾国藩醒悟到自己的做法严重过头之后，曾打算留给“朋友看”的李元度这根“蒂儿”，最终却被左宗棠毫不留情地扯了下来，结果曾国藩不仅没有及时挽回与李元度的交情，反而使得两人的关系一度降到了冰点。

原来曾国荃看到曾国藩的第三道参折后，立即致信哥哥表示不能这样对待李元度，更不同意将李元度一棍子打死。曾国藩接信后，立刻意识到严重不妥，于是一面希望曾国荃“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一面于同治元年（1862）八月十四日致信左宗棠，恳请他手下留情：“次青既将全撤，可否免其一劾？弟既据公义以参之，而尚不能忘昔日之私好。告苍天留点蒂儿，好与朋友看，请为台端诵之。”

曾国藩之所以要左宗棠高抬贵手，是因为在前一道参折中，曾建议朝廷将当初打着援浙旗号拉队伍，后来却拖延不救，致使杭州陷落、王有龄殉职的李元度交给左宗棠差遣处理。左宗棠当时已接任浙江巡抚并督办全省军务，曾国藩的建议于公于私都合情合理。曾国藩当时负朝野重望，一言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他不顾私情，接连参劾李元度，左宗棠趁机踏上一只脚，甚至落井下石，都是极有可能的。已有深刻反省的曾国藩要左宗棠“留点蒂儿，好与朋友看”，就是生怕他在李元度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曾国藩的担忧不是多余。此后不久果有御史跟风承旨，利用曾国藩参折中提供的材料上疏弹劾李元度“罪重罚轻”，希望朝廷严格依法办事。这位御史还措辞严厉说：“朝廷用法，一秉大公。曲法以宥李元度之罪，不可也；废法以徇曾国藩之请，尤不可也。”所以非得判处李元度重刑不可。

当年闰八月初九日，军机处为此发出寄谕：“前已寄谕左宗棠复查，并着曾国藩按照所参各情，秉公据实查明具奏。”也就是命令曾国藩和左宗棠按照御史的弹劾要求，分别查核上报。

本有悔心的曾国藩，没想到这位御史竟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更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本月二十日于是再次致信左宗棠商量对策：“次青又为言者所劾，朝廷命公查核，又命敝处复奏，而无会查之文。是否会衔复陈？抑应各为一疏？应否从轻办理？均候裁示。”

左宗棠的“裁示”结果是：“将来两处复奏，均拟从轻办理，遂其（李元度）在家养亲之志。”

左宗棠故意拖延不办

两人意见虽已达成一致，李元度也无生命之虞，左宗棠那边却一直拿不出复查报告。办事向来雷厉风行的曾国藩，于同治二年（1863）正月二十八日再致信左宗棠，希望他尽快了结此案：“次青事何时复奏？弟前疏着语过重，致言者以矛陷盾，尚祈大力转旋为荷。”

然而不管曾国藩如何心急如焚，左宗棠仍是不紧不慢，过了两个多月，曾国藩才接到他的答复：由于自己“无幕无吏，纷冗万端”，所以“此事未及复奏云云”。

此时的曾、左关系，暗中虽有曲折，但表面上尚能维持，彼此也能尊重和信任，左宗棠既然忙得不可开交，又没有专门办案部门和人员，曾国藩只得放下不提。

可是李元度的母亲和朋友依然不依不饶，死死缠住曾国藩不放。他们不断给曾国藩写信，诘问此案何时了结。李元度的高龄母亲更是派人带着一大包申诉材料，从湖南平江赶来安庆，为儿子鸣冤叫屈。李家这样做完全可以理解：案子不了结，李元度的政治生命将长期被冷冻；蒙在心灵上的阴影不去掉，日子也只能在灰暗中度过。

被弄得焦头烂额的曾国藩，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一遍又一遍重复原话，翻来覆去地将左宗棠那边的情况讲给李家人听，希望他们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到时保证给予满意答复。但他们根本不信，因为李元度得罪过左宗棠。他们最担心的是：左宗棠拖延不办，故意给李元度留条小尾巴。

曾国藩当然知道李元度与左宗棠有过芥蒂，且不止一次。

一是咸丰年间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幕府工作时，极力为骆秉章“主谋”，李元度则一心维护曾国藩利益，“因而遂有门户之别”，李元度这边或许“出之无心”，左宗棠那边却难免“蓄为芥蒂”。

二是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二十八日杭州陷落后，李元度率部退守赣、浙边境的江山县，直接听从左宗棠指挥作战。开始阶段，李元度带领安越军打仗称得上得力，曾受到左宗棠通报表彰，可当他得知曾国藩第二次弹劾自己，安越军即将被裁撤，马上牢骚满腹，破罐子破摔。

当时除驻防部队，左宗棠能够使用的兵力只有五千人，面对的太平军却有二十余万，他打算从安越军中精选五营兵力，暂不裁撤，随同自己作战，正在火头上的李元度却意气用事，不仅固执不从，必求全撤，而且首先将左宗棠选中的部队裁撤掉，以示绝无商量余地。李元度虽是冲着曾国藩来，其行为却深深伤害了左宗棠。

更让左宗棠恼火的是，李元度明知“浙境沦胥，无从得饷”，部队“苦窘万分”，却天天向他索要遣散费，不给就大吵大闹、指天骂地，搞得左宗棠焦头烂额。左宗棠为此大骂李元度：“国家何负于尔，乃竟忍出此耶！”李元度还是不管不顾，逼索不已，两人芥蒂由此加深。

但曾国藩相信左宗棠不是小肚鸡肠，曾国荃也觉得“仁人君子之用心，或不借以遂其报复之私耳”。左宗棠如果“复生一波，处英雄以难堪之地，亦又何必”。

既然如此，同治二年三月十一日答复友人诘问时，曾国藩也就自信满满地写道：“左帅往昔芥蒂，似已化去。苟怀宿怨，何时不可甘心而必迟之又久？”接着又信誓旦旦保证说：左宗棠既然是“无幕无吏，纷冗万端”才“未及复奏”，也就“可知其无他也”。意思是左宗棠未能提交复查报告，是因为没有时间没有人手也没有精力顾及此事，并无其他因素。

可能曾国藩也感觉到这种回答连自己都有些心虚，要别人相信更加困难，因为他把握得了自己，却不能完全把握左宗棠。于是当年八月初七日，他再次写信催促左宗棠了结此案：“次青之事，尊处已复奏否？其母太夫人曾遣人至敝处，陈诉不平，今又已阅半年，敝处拟于月内一为复奏也。”

让曾国藩哭笑不得又万般无奈的是：任由自己如何催促，如何降低身份请求拜托，左宗棠就是装聋作哑，拖延不办，仿佛有意要看曾国藩的笑话并让他难堪。

复查报告终于出笼

直到同治三年（1864）十月二十七日，事情已经过去快三年，曾、左也已形同路人，左宗棠才向朝廷呈上李元度问题复查报告。

左宗棠之所以选中这个时候提交报告，是因为当年六月中旬湘军攻克金陵，一干人等加官晋爵之后，曾国藩拜恩怀旧，于八月十三日呈上《密陈录用李元度片》，希望朝廷替他弥补过错，恢复李元度官职。朝廷收到曾国藩“密片”后，照例像以往一样，要求左宗棠拿出复查报告——没有复查报告，李元度的旧案不能了结；旧案不了结，为李元度恢复官职无法进行——这回左宗棠一反以往所为，不仅不再推三阻四，非常“及时”地呈递了复查报告，而且干脆利落地捅了李元度一刀。

笔者反复阅读这一报告，得到的突出印象是：左宗棠对李元度的芥蒂不仅没有完全消除，而且迟迟不提交报告的根本原因，是他一直顾忌曾国藩面子，却不愿意与他一唱一和，如今已和曾国藩闹翻，不再担心得罪这尊大神，才敢无所顾忌一吐为快。

在左宗棠笔下，曾国藩以往三次参劾李元度所列的四条罪状，只有徽州失守和虚报战功勉强站得住脚，其他诸如不救浙江，有负王有龄等，均属曾国藩揣测之词，完全缺乏事实依据。不仅如此，曾国藩还置政纪国法于不顾，将“臣僚情义之私”置于“国家刑赏之公”之上，替“独抱向隅之感”的李元度向朝廷“乞恩”，种种做法，均非正派的国家大臣所宜为。至于说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不能努力援救浙江是“事外论人，每多不谅”，无异于人品攻击。

左宗棠更没有放过李元度。他在文中写道：“李元度以一书生，蒙恩擢任皖南道，辖境失守，革职拿问，复蒙恩擢至浙江臬司（按察使）。革职后奉旨交臣差委，当浙事危险之时，心怀怫郁，不顾大局如此！此罪之可议者二也。”

左宗棠敢于如此下笔，是因为他既是曾国藩三参李元度的见证人，也是直接当事人，其中奥妙自然看得一清二楚。正是左宗棠有意溢出这一笔，加上了“心怀怫郁，不顾大局”这条复查内容之外的罪状，朝廷才给予李元度充军处分。

作为清代刑罚体系中的一个刑种，充军是轻于死刑、重于流刑的一种刑罚，州县、府、省按察使都无权判决，只有中央刑部才有终审判决权。

左宗棠这样做，一来可报李元度一箭之仇，二来能让曾国藩痛心疾首：你不是想让朝廷恢复李元度官职吗？我偏要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你欲爱之，反害之！至于以前答应的“从轻办理，遂其在家养亲之志”，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至此，曾国藩祷告苍天“留点蒂儿”的“蒂儿”，终被左宗棠毫不留情地扯了下来，不仅给了李元度意外打击，而且彻底封死了曾、左和好的大门。

曾国藩没有忘记给李元度伸援手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拿左宗棠毫无办法了，悔青了肠子的他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次青之事又多部议（由刑部定罪），实深焦虑。自金陵幸克，鄙人忝窃殊荣，每念次青，寸心抱疚之至，此后恐难挽回矣。”这是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写给李瀚章信中的话，从中可以感受他的痛苦有多深。

到了同治四年（1865）正月二十四日“部议”结果出来之后，在《致澄弟沅弟》信中，曾国藩更是悔之无及：“次青因左之复奏，部议遣发军台（充军）。沅弟（曾国荃）屡次规余待次青太薄，今悔之无及矣。”

但曾国藩没有忘记给李元度伸援手。他与李鸿章暗中密商，相与设法营救。不久，李鸿章给沈葆桢、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人写信征求意见，然后由李鸿章主稿会衔上奏，说李元度固有可议之罪，但以前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又声称李元度是家中独子，母亲抚孤守节，年已七旬，一旦充军，情实堪悯，因而请求朝廷从轻发落李元度。李元度应该缴纳的台费银两，由他们数人共同捐廉代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