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兄弟在

１９２３年，周作人给同院住的鲁迅写了一封信，声称虽然自己能容忍甚至原谅长兄的不是，但从此恩断义绝，不再来往。鲁迅因此搬离了大宅院，另觅住处。从此两兄弟长庚启明，动如参商。

何事脊令偏傲我

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寒假结束回校，曾写给弟弟们几首诗，其中一首是：“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

诗中的“脊令”鸟，头背黑色，额与腹下白色，像戏曲舞台上张飞的脸谱，民间因称之为“张飞鸟”。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小时候跟闰土的父亲学习雪地捕鸟，曾遇到过它：“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诗经·小雅·常棣》这样描写这种鸟的习性：“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它们在遇到危险时发出急促的鸣叫声，被用来比喻友爱兄弟急难时的相互救助。

当兄弟因为求学求职离别时，感到脊令在“傲我”，而当他们因矛盾永远分离时，脊令的叫声听起来就比“傲”更难受了。

鲁迅和周作人失和之前，三弟建人因无固定职业，已只身到上海谋生；鲁迅和周作人失和后，虽然同居北京，但不相来往。几年后，鲁迅辗转厦门、广州，到达上海，与周建人一家会合，兄弟一度比邻而居，互相照顾。

曾经是鲁迅诗友的周作人，与鲁迅分手后，追求散淡和超脱。他采取“闭户读书”主义，耕种“自己的园地”。“五四”时期，他曾追求的“人的文学”的明朗、随感录的犀利，渐渐地都被随笔文的平和冲淡和隐藏旨意的读书笔记所取代，他在苦雨斋里独自读“雨天的书”的孤寂，与鲁迅“彷徨”时期的心境相似。如果说鲁迅是“走来走去”的彷徨，那么周作人则是属于“退隐”和“安居”。他留在八道湾的四合院“静修”或曰“苦住”，喝着苦茶，读着古书或洋书，时而发些牢骚，时而徘徊叹息。

两兄弟虽然不相往来，但在紧要关头仍互相关心，在社会斗争中也能互相声援，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北方军阀当政，查封报馆，逮捕文人，周作人主持的《语丝》也卷入其中，导致周作人和刘半农等离家避难。鲁迅很是挂念，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７日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北新捕去李（小峰之堂兄）王（不知何人）两公及搜查，闻在十月二十二，《语丝》之禁则二十四。作者皆暂避，周启明盖在日本医院欤。查封北新，则在卅日。今天乔峰得启明信，则似已回家，云《语丝》当再出三期，凑足三年之数，此后便归北新去接办云云。卅日发，大约尚未知查封消息也。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互助耳。”

上海“一·二八”战争期间，鲁迅收到亲朋好友的来信。母亲的关怀更让他感到温暖。两年前，他在柔石遇害后写的“梦里依稀慈母泪”，想到的是柔石的母亲，也想到自己的母亲，北京的母亲和弟弟也问起鲁迅和周建人在上海战火下的状况。周作人写信给周建人试探问询，周建人写长信报告了鲁迅和自己的境况。

当然，矛盾仍在。在京派和海派的论争中，人们似乎更想以两兄弟的对立作为标志。于是说他们两位，一个是京派，一个是海派。其实，鲁迅也有京派的一面，或者说，鲁迅对此有更清醒的认识，是超乎两派之上的。

周作人对鲁迅的不满，有两个缘由：一是对鲁迅在上海又成立家庭不满，这是关系到他的生活状态和切身利益的。在他看来，鲁迅到了外地，虽然每月给母亲安排赡养费，但很多琐碎的事只得由他在京代劳。周作人把自己在京照顾母亲称为“亲侍”，认为是比鲁迅的写信问候和献纳银钱要珍贵得多。这些话当然不无合情在理成分，所以他一再申说，理直气壮。他进而影射攻击鲁迅言行不一，人格破产：“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觉得这动物有点变质了。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

虽然没有公开点名，但读者心知肚明。

第二个缘由，比家务事引起的恩怨更重要，是周作人对鲁迅倾向左翼的不满。他认为鲁迅加入“左联”，是老年人跟着青年人瞎跑，其根源在于好名，领袖欲强，不想失去文坛权威地位，其结果将是老而出丑。周作人在《〈蛙〉的教训》一文中影射道：“其实叫老年跟了青年跑这是一件很不聪明的事……有些本来能够写写小说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教训。”

他还在《老人的胡闹》一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虽曰不自爱惜羽毛，也原是个人的自由，但他既然戴了老丑的鬼脸踱出戏台来，则自亦难禁有人看了欲呕耳。这里可注意的是，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是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

鲁迅应该看到了这些文字以及周作人身边文士们的类似议论，所以对周作文为首的所谓“京派”也没有好声气。

鲁迅坚持认为不脱离现实、贴近大众的思想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对中国有益。他希望文人学者过的生活，不是隐退、畏缩，而是保持批判精神。因此，他在《小品文的危机》《隐士》等短文中，也总是对准周作人等所谓“京派”的“小”和“隐”发议论。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把小品文称为“小摆设”：

然而就是在所谓“太平盛世”罢，这“小摆设”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兰亭序》，至今还有“艺术品”之称，但倘将这挂在万里长城的墙头，或供在云冈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见了，即使热心者竭力指点，也不过令观者生一种滑稽之感。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美术上的“小摆设”的要求，这幻梦是已经破掉了，那日报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觉的地知道。然而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

在《隐士》一文中，鲁迅对京派的隐逸之士讽刺得十分尖刻：“赞颂悠闲，鼓吹烟茗，却又是挣扎之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虽‘隐’，也仍然要啖饭，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要保护的。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

鲁迅不愿意往消极方面走，而坚持认为成为“匕首”和“投枪”才是小品文的发展方向，抗争才是积极、正确的态度。因此，他在《小品文的危机》中写道：“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这样的“生存的小品文”就是鲁迅晚年诗学的精华部分——他的杂文进入纯熟的境地。

漏船载酒泛中流

鲁迅在上海的生活虽然有小家庭的温暖和安宁，但也有颇多烦恼。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鲁迅刚过五十岁，写了《自嘲》诗，描述他的日常生活状态。其中不但有亲情的展示，更有生存环境的描述和人生态度的表达：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５日，郁达夫夫妇在聚丰园招宴，其兄长郁华、柳亚子夫妇、鲁迅夫妇出席。席间，郁达夫对鲁迅开玩笑说：“你这些天来辛苦了吧？”鲁迅用上一天想到的“横眉”一联回答他。达夫打趣道：“看来你的‘华盖运’还是没有脱？”鲁迅说：“嗳，给你这样一说，我又得了半联，可以凑成一首小诗了。”这“半联”就是首句的“运交华盖欲何求”。散席时，郁达夫拿出一幅素绢，请各人题词留念。鲁迅根据席间谈话，写下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副联语。一旁的柳亚子看到，在与鲁迅握别时，请求鲁迅赠赐墨宝。次日，鲁迅为柳亚子手书了四尺对开一纸。鲁迅还将此诗写成扇面赠送日本杉本勇乘，将“对”写作“看”；写赠其他友人时，“他”字也写作“它”或“牠”。

运交华盖，是运气不好的意思。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解释他为什么如此命名文集道：“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

第三句借用了南社诗人姚鵍雏（锡钧）的诗句“旧帽遮颜过闹市”以及《吴子·治兵》“如坐漏船之中”一句。《晋书·毕卓传》中毕卓说：“得酒满数百斛船……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漏船载酒，路途是危险的，但应该注意的是所载并非粮草或图书，而是酒——在这样的境况中，更不能无酒。如《诗·邶风·柏舟》所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柏舟》诗接下来还有“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兄弟既不能依靠，却还要面对“群小”“千夫”。

鲁迅１９３１年２月４日给李秉中的信中说：“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当时报刊上关于鲁迅的谣言很多，鲁迅真成了“千夫所指”之人——他从这里找到快感，甘愿做独战的勇士，“虽千万人吾往矣”！

鲁迅写给柳亚子诗轴上的跋语有“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几句。所谓“偷”，就是直接引用，或者可以换成“借”字。这首诗引用或化用的句子颇不少。千夫指，语出《汉书·王嘉传》：“里谚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孺子牛的典故出自《左传》：“鲍子曰，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晋代杜预注：“孺子，荼也。景公尝衔绳为牛，使荼牵之。荼顿地，故折其齿。”清代洪亮吉《北江诗话》：“同里钱秀才季重，工小词。然饮酒使气，有不可一世之概。有三子，溺爱过甚，不令就塾。饭后即引与嬉戏，惟恐不当其意。尝记其柱帖云：‘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真狂士也。”“俯首”一句含有高尚的积极的意义，象征着彻底的献身精神。鲁迅曾说：“但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他确实也曾以牛自况：“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后人将“孺子”解释为人民大众，认为鲁迅是在申述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郭沫若在《孺子牛的质变》一文中评论道：“这一典故，一落到鲁迅的手里，却完全变了质。在这里，真正是腐朽出神奇了。”又在《〈鲁迅诗稿〉序》中高度赞扬《自嘲》的“横眉俯首”联：“虽寥寥十四字，对方生与垂死之力量，爱憎分明；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表现具足。此真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言辞或有夸张成分，但鲁迅将这些诗句集中在一起，的确产生了新奇的效果。鲁迅自谦说这是一首打油诗，诗中也有多句玩笑话，甚至还借用别人的句子，但拼接起来，就表明了一种嬉笑中的怒骂和玩笑中的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