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与山外，何处是归宿？

大山既是一个自然概念，也是一个文化象征。很久以来，大山里代表着封闭、保守和落后，而走出大山则代表着走出封闭、保守和落后，走向现代文明、走向新的天地。这种集体无意识至今仍在人们的头脑中延续，去问问大山里的孩子，包括他们的老师，有几个不渴望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与此相对，又有多少城市孩子愿意走进大山生活？不过，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现当代作家笔下呈现出不同的文学思考，有的认同山里（乡村）的生活方式，有的赞美山外（城市）的现代生活，也有的在山里山外之间深入思考，难下定论。笔者在重读了或初读《边城》《哦，香雪》《傩面》三篇现当代小说之后感想颇多。三篇作品创作时间相距八十多年，这八十多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时期，三位作家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取向表现了不同时代中国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精神动态。

一、《边城》：山里世界岁月静好

关于《边城》的评论文章不计其数，但有些作者比较专注于文本解读，而对作品的时代背景和沈从文的价值观关注不够。我认为，读懂《边城》内蕴，必须“重返”作者创作时的那个古老与现代碰撞的特殊时代。

《边城》创作于１９３３年，此时鸦片战争过去将近百年，距离新文化运动开端已有十多年，以工商业文明、城市文明为标志的西方现代文明不断侵入和影响中国。对于西方现代文明，中国人经历了由鸦片战争之后的被动接受，到新文化运动之后主动学习的思想转变历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从沿海到内陆，从城市到乡村，就像巨大的涟漪逐渐向四周扩散。即便在沈从文故乡偏远的湘西，也能感受到现代文明的鲜明印记，但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文明的冲突”。作为外来的强势文化，西方文明具有明显的“侵略性”，处于攻势，中国传统文化处于守势。但当时大多数现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文明是心向往之并热情欢迎的，他们认为现代文明是启蒙国人的精神之“药”，而以乡土文明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几乎与蒙昧落后画等号。在现代文学作品中，“乡下人”大多是落后、愚昧、麻木的代名词，是需要启蒙的群体。

自称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曾先后置身于北京、上海、青岛等大城市，亲身感受了现代文明的影响，目睹了现代文明的利弊。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沈从文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并非一味热情向往，而是抱有怀疑的。他在《〈长河〉题记》中曾这样写道：“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在《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小说里，沈从文对现代文明的标志性群体——大学教授给予了无情嘲讽，都市文明人用文明的绳索无形地捆绑自己，以至于坠入并不文明的怪圈里。而《边城》所描绘的环境和人物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翠翠、外祖父、天保、傩送、船总顺顺等普通的边城人物构成了一个和谐宁静的世界，虽然那里也有人间的忧伤、死亡和悲剧，但湘西边城人代表着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显然，沈从文把乡村（山里）和城市（山外）看作两种对立的文明代表，前者代表传统文明，宁静、和谐、健康；后者代表现代文明，浮躁、功利、悖乎人性。当他对都市文明代表的现代性表示质疑，却又无法开出解决现代性弊端的药方之时，只能回首眺望湘西大山里的传统文明（农耕文明），投以深情的目光，赋予美好的情感和想象。他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上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可那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小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将大山里的湘西边城描绘成和谐优美的世界，当然是心目中理想国的投射，有点类似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样的桃源世界既具有理想色彩，也具有审美价值，但它对日益现代的社会及其彰显的弊端并不具有抵抗性和疗效性。现代文明的“侵略”性依然不会改变，攻城略地的步伐不会停歇。除非像保护大熊猫那样进行保护，不然传统文明难以阻挡现代文明的侵蚀。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也需要国人传承。文明的形态必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正如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一样。农耕文明有其健康优美的一面，但与高效便捷的现代生活方式不相适应，当中国进入现代，尽管现代文明自身存在诸多问题，但现代人想再回到传统文明时代已没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边城》描绘的山里世界虽然岁月静好、和谐安稳、令人神往，但并不具有现实意义，其意义主要体现在其审美价值上，作品里的世界难以成为现代人的真实归宿。

二、《哦，香雪》：山外世界很精彩

《哦，香雪》是著名作家铁凝的代表作，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这是一篇具有抒情散文色彩的小说，诗意的语言洋溢着浓郁的情感。作品描绘了一个名叫台儿沟的山村，那里闭塞、落后、贫穷，人们还生活在农耕文明时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村民“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然而，新开通的一条铁路和驰骋的钢铁巨龙打破了山村的寂静，绿皮火车在台儿沟站停留短短一分钟，但“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也打破了村民的平静生活。火车带来了山外世界的新空气，十七岁的初中生香雪和她的小伙伴们看到了火车上的新景象——妇女头上的金圈圈和她腕上比指甲盖还要小的手表，还有“皮书包”（人造革学生书包）。最令香雪心动的是带着哒哒声能自动合上的铅笔盒，她的同桌有。她心里羡慕极了。香雪终于在火车上发现了同样的铅笔盒，为了这心仪的爱物，她用四十个鸡蛋换回了铅笔盒，而且错过了下车的时间，不得不步行十几公里从下一站回家。尽管如此，香雪的内心仍然充满欢喜和自豪。

《哦，香雪》是一篇极具改革开放初期时代气息的作品，正因如此，２０１８年入选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改革开放是基于现代性的启蒙，与“五四”时代的启蒙前后呼应，中间虽然一度中断数十年，但国门一经打开，经济社会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其实，所谓现代化过程就是工业文明逐渐取代农业文明的过程，也就是工业化率、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哦，香雪》的主旨基于现代性的话语前提——山里（以乡村为代表的农业文明）是落后的，山外的世界（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是先进的、美好的，也是令以香雪为代表的山民向往的。说“北京话”（普通话），用自动铅笔盒是时髦、先进的代表，土鸡蛋、土话等是落后的标志。尽管用四十个鸡蛋换一个自动铅笔盒其实是价值倒挂，但在香雪看来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得到铅笔盒的她内心满是欢欣，哪怕在夜晚走十几公里山路赶回家也觉得值。铁凝用诗性的语言描写了单纯朴实的女孩香雪，她对山外世界无限向往。很显然，香雪不仅仅是一个山村少女，她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当时落后、贫穷的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日益强烈。

《哦，香雪》中的一个庞然大物——火车需要重点说说。这个钢铁巨龙是工业文明或者说现代化的典型产物和标志物，它庞大、快速、机械、冷峻，和讲究时间与效率的现代社会高度匹配。在作品中，火车显然象征着山外的现代文明，它与闭塞缓慢山村生活形成强烈的对比。铁路的开通使火车成了连接山村与外面世界的巨大桥梁。山民对火车到来的好奇和欢欣，正是对外面世界好奇和向往的体现。无独有偶，本世纪初，当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一首《天路》唱出的同样是藏族人民对美好的现代化生活的向往。其实，以火车作为小说的意象并不新鲜，在《哦，香雪》稍前的七十年代末，王蒙的短篇小说《春之声》就是如此。不同的是，《春之声》运用了当时文坛最先锋的意识流写作手法，作品中的火车是一列闷罐车改成的临时客运车，车内的环境、条件可想而知，但挡不住乘客对春天、对更快车速的向往。那个时代，在现代性启蒙语境下，山外的世界是美好的，令人无限向往。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是当时中国发展的方向，而书写现代性则是改革开放数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基本旋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依然没有停止。

三、《傩面》：山里山外都无奈

《傩面》是贵州作家肖江虹的一部中篇小说，２０１６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九期，２０１８年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小说的创作年代距离改革开放之初已将近四十年，这近四十年的历史，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代化进程日渐加快，最显著的变化是城市化程度不断提升，大批“乡下人”奔向城市寻求新生活。在城市日益庞大繁华的同时，乡村却相对凋敝荒凉，青壮年离乡背井，儿童老人留守，传统农耕文明逐渐式微。《傩面》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书写的。故事的发生地是贵州大山深处的一个叫傩村的地方，这个村子可以看作中国传统乡村的代表。年轻女子颜素容为了追求舒适的物质生活来到某沿海城市，然而几年后她却得了一种不便言说的绝症，此时她想“叶落归根”回到故乡等死。绝症和死亡阴影对她的心理产生巨大影响，她想尽快死掉，一了百了。于是对父母和乡邻恶语相向、乖张暴戾，以期加速死亡进程，乡邻们都以为她中了邪。颜素容还一度上吊寻死，幸被村里制作傩面的老手艺人秦安顺救下，秦安顺老人对传统技艺的坚守让颜素容产生共情。老人去世后，颜素容自觉保存老人制作的伏羲面具，作为精神符号的面具对她触动极大，她似乎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

《傩面》中隐含着一系列社会问题：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乡下人”的出路是不是只能进入城市？进城的“乡下人”的肉身和灵魂是否能得到安放？乡村传统文化的命脉如何挽救与赓续？其实作品里已藏着某些答案。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乡下人”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城市，许多人还在城市扎下了根。但走出大山的人们是否找到了期待的幸福？扎根城市的“乡下人”是否已融入城市，肉身和灵魂是否有处安放？这些问题尚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像颜素容那样在城市找不到家园的人不在少数。《傩面》的成熟和深刻之处是，它不像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文学作品那样，单纯描绘一幅全然美好的山外世界图景。事实上，当初“香雪”们所向往的山外美丽新世界并非期待的那样美好，和山里的世界一样存在诸多不如意。颜素容就是在山外世界受到伤害的女子，带着深深的伤口回到山里。然而，回到山里，乡村的现状已不再像从前，青壮年远走他乡，老年人留守家园，传统文化无人继承，秦安顺的傩面制作手艺已成绝响。颜素容见过外面的花花世界，往后余生（假如她能够活得长久的话），肉身和灵魂很难同时在城市或者乡村安放。这是个巨大的尴尬和无奈，也是一个需要直面和解决的社会问题。

巧合的是，《边城》《哦，香雪》《傩面》三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年轻的女性，只是生活的时代不同。三位女性可以理解为，她们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时代中国人或者说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翠翠生活在农耕文明时代的大山里，是传统女性的代表，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生命字典里没有“现代文明”四个字，也就没有山外的诱惑，只会在大山里过着原始淳朴的生活；香雪身处改革开放初期，对山外世界极尽向往。作品虽未交代，但可以推测，将来她不大可能继续生活在大山里；而颜素容生活的时代是在中国历经数十年现代化进程之后，现代性的利弊已经充分显露，她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痛苦在“乡下人”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山外的世界并非当初期待的那样美妙，而山里的世界也已物是人非，不再是从前的模样，无法“回去”。总之，山里和山外，何处才是生命的家园，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思考的大问题。

时序已至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是留在山里，还是走向山外？这显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把山外的世界描绘得无比美好，对“乡下人”是一种善意的“引诱”，因为现实往往并非如此乐观；让“乡下人”固守乡村，坚守与城市差异巨大的生活，也不是完全现实的选择。或许只有当城乡差距缩小，城市、乡村不再是两极世界，城市人和乡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家园，那时是留在山里还是走向山外将不再是问题。当下，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的伟大工程在持续推进中，相信城乡差距终将逐渐缩小，甚至消弭。到时无论山里的乡下人还是山外的城市人，将可以自由选择去向。今天，我们可以看见一些乐观的景象，在有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农民是留在“山里”还是去往“山外”已不再是一个纠结的问题。与此同时，有的作家也已正视了这样的文学命题，并且塑造了新的乡下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