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读万卷书,读书救了我
作者: 陈纬何怀硕早就是一位享誉华人世界的画家,其特立独行的艺术见解以及对艺术品格的坚守,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被艺术界所关注。多年以来因著述丰厚,画家反而成了他第二身份,更多地被人看作是一位有独立思想的知识人。他的人生像是一场孤独的旅行,抑或是寂寞的追索。
一
2010年5月的一天中午,好友王犁来电话:“台湾的何怀硕先生来了,今晚在美院作‘中国绘画独特性及其渊源’的讲座,来不来?”我在午休中,正捧读何先生《大师的心灵》,差不多读完最后一章。我说:“正读着他的书呢,这么有缘,当然要去!”我与何怀硕先生认识多年,经常向他讨教艺术问题。何怀硕先生爽朗耿直,看问题直抵本质,常让人豁然开朗。
当天下午,我便见到了何怀硕先生,与毛建波、王犁陪他共进晚餐。席间,何先生果然快人快语,他说:“真奇怪,中国美术学院下还有一个人文学院,谁都知道人文比美术的概念大,这就好比内裤套在外裤外面。”知我在美术馆工作,他冲我说:“公立美术馆举办展览要收费,这与画廊有何区别?”我一时语塞。晚上讲座由毛建波教授主持,何怀硕先生的演讲观点鲜明。他说,中国绘画与西洋绘画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文主义精神的贯穿。中国文化的自然观和现代西方不同,自古讲究尊重自然,对天地存敬畏之心,提倡“天人合一”,节制人的欲望。而西方的自然观是探索自然奥秘,以满足人类无穷尽的奢求。自从进入工业革命,人类三百年来的科学进步,迅速转为科技,科技代替了科学,人类社会进入以商业经济为主导的现代文明。人类不断向自然攫取资源,不停地挖取地下贮藏几亿年的矿产、石油,上天入地,恨不得把整个星球都占为己有。
他透彻分析中、西方绘画的区别,认为中国绘画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表现,它提倡以物传情,从来就是借具象表现作者的情操抱负,既不“具象”,又不“抽象”,而是“意象”,不对具象作毫无目的的真实摹写。西方绘画则不然,是对具象作解剖式的摹写,当照相机发明的时候,西方画家便一时无措。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商业社会的发达,西方艺术便摈弃古典的写实主义,转入抽象主义。现代西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艺术思潮,实则是以抛弃和牺牲人文精神为代价的。我们思考中国绘画的命运,就要将其放置于整个文化大背景中去思索,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自信心。
演讲最后,他以一个问句作结:艺术的功能是净化人的心灵,寄托人的情感,如果“安全套”“大便”都能成为艺术,那还要艺术干什么?
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何怀硕先生口若悬河,让我的大脑经受一场风暴洗礼。
演讲结束后,王犁和我再去见何怀硕先生。他余兴未尽,继续着他演讲的话题,对当下现代艺术表现之浅显深表忧虑、愤慨与无奈。他提出:“将西方文化视为世界性文化,是近代西方中心论者及其附庸的观点。以西方为世界文化中心,将西方以外的文化贬为落后边陲,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心态,可悲的是,许多附骥欧美的发展中国家也自卑地以西方文化为全球化的目标。”他不厌其烦地说明自己的观点: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曾有同时也将永不会有一种单一的艺术模式,能够称之为“世界性文化”。
二
何怀硕先生在杭州的讲学活动结束后,我与王犁陪他一起拜访朱豹卿先生。老先生鲜与外界接触,平日在家闭门读书和画画,很少参与社会组织的艺术活动。
朱豹卿先生刚生了一场大病,消瘦,耳聩。两位先生采用笔谈的方式交流,一来一往递纸条。何先生敬佩朱先生的画拙朴而有真趣。朱豹卿先生谦称自己读书少,常常迷茫、痛苦、遗憾,表示还在路上,深叹时不我待的无奈与哀痛。何先生写道:“朴厚常与谦虚在一起,老先生的书画与为人使后生景仰,良有以也。”听说何先生是来美院讲学的,朱先生说:“可惜身体不适,否则真该去听听。”针对朱豹卿先生的客气,王犁开玩笑说:“你一个耳聋的老人,要听人家演讲,不要太调侃了。”大家大笑,气氛活跃了起来。临别,朱豹卿先生为何先生画一条鱼,笔墨厚拙朴茂,老先生却一直摇头说画得不好。
何怀硕先生喜欢吃鱼,离开朱豹卿先生的家后,我在钱塘江畔请何怀硕先生吃鱼。这家食店有钱塘江各种淡水鱼,江鱼鲜美,何怀硕先生吃得高兴,笑谓:“杭州真是个好地方,有好鱼吃,有高人访。”
第二天在王犁家,王犁请何怀硕先生看他所藏朱豹卿《四君子图》手卷,卷尾有朱先生的一段自跋,大意与何先生笔谈意思相近。跋云:“子曰,十有五而忘于学,三十而立……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人生之次第也。以七十为最高之境界,八十以后未闻其说。八十以上俗称耄耋,实乃糊涂之谓也,当可存而不论。此真古圣哲之明察也。余年已望八,孳孳于笔砚有年矣,今垂垂老去,未能自明,更何谈大自在之境焉。钝根若斯,奈何也哉。扼腕叹息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也是很美好吗?未知王犁同学以为然否?”王犁请何怀硕先生也题跋一段,他一挥而就:“昨日访豹卿先生,冒昧乞鱼一尾,蒙即挥秃笔赐赠。今日来王犁家,见先生《四君子图》卷。古来有隐于市者,不求闻达而幽光远曳,为知者所仰。豹卿先生不亦第五君子乎!”何怀硕先生十分欣赏朱豹卿先生笔墨的朴茂古拙之趣。后来,王犁去台北又曾请他题朱豹卿《录黄宾虹〈画学篇〉》书法卷:“余曾见豹卿先生作画,破笔浊水,行笔如牛吃草,如龟曳尾,神乎其妙,不守庸规,生拙朴茂,涤荡尘秽。画既如此,书法亦然。”
对传统绘画的审美,何怀硕推崇“金石气”之“拙”。他认为,中国书画历史悠久,“钟鼎彝器、碑碣瓦甓等古文物的斑驳陆离,实在是历史之美、时间之美的大发现,而启迪了中国艺术心灵对朴茂、残缺、遒劲、浑厚、古拙、沉雄、苍老等美的趣味的勃兴与嗜癖,使‘拙’的美在中国艺术美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地位”。
2011年4月,“朱豹卿捐赠作品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遗憾的是,朱先生因病未能出席展览,7月即谢世。我把《朱豹卿捐赠作品集》寄给何怀硕先生,很快接到他的来函,对朱先生的画评价甚高,认为“豹卿先生集八大、苦铁、白石等大师于一炉,加上他狷介的个性,展现了老拙、萧淡、古厚、天真的笔墨趣味”。深为朱先生的“被埋没”鸣不平,借此批评某位已故大写意花鸟名家的名过其实,较之朱豹卿先生,其“呆滞、稚拙、粗鲁、艳俗、一览无余真不可同日而语……真如薛蟠作诗,笑煞众人,珷玞当玉,世上不平事常如此,奈何”。
三
何怀硕原名何伟文,1941年出生于广东潮安一个清贫的普通家庭,一家大小生活依赖父亲在香港谋生。逼仄的环境和贫寒的生活让少年的他倍感压抑,很小的时候便有“逃离家乡”的梦想,向往到大江南北闯荡,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与遐想。1956年初中毕业,他考上武汉艺术师范学院附中,即后来的湖北美术学院附中,从此开始他以后的漂泊行旅。他庆幸少小离家,得以开阔与丰富自己的人生之路。
武汉求学期间,他从西画技法起步,最终选择中国水墨画的创作。他说:“我对文学、诗、音乐、哲学、知识的酷爱,使我不认为绘画只是技巧的磨炼而已。我觉得绘画观建立的先决条件是人生观与宇宙观的探索。所以我鄙夷成套的技术,主张由意象产生技巧。”中国绘画从来就不是具象与抽象的二分法,而是“意象”的创造之路。这一特性无疑让他对人生观、世界观有了更为准确的表达。
何怀硕回忆在武汉求学时,曾逢傅抱石来校演讲,时间很短。傅抱石“时代变了,笔墨就不得不变”的观点,让何怀硕茅塞顿开,无比钦佩。他说,无论是谁,凡是在艺术上有自己的创造与发展就值得尊敬,他认为傅抱石具有原创精神、时代特色,是他心目中的第一流画家。那些陈陈相因的,哪怕是自己的老师他也不讳其短,对曾经教过他的师辈如黄君璧、王壮为诸先生,他都大胆提出客观中肯的批评。
何怀硕认为第一流的画家有“三大指标”:第一是艺术成就的高度;第二是具有开创性;第三是影响力。具体而言,一个艺术家的成就可从时代精神、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个人的创造性三方面着眼。而衡量他的总成就时,则必须将他置于他所处的时代中来考量,也即是历史中来考量。在历史上,有些艺术家有相当的贡献,他们延引、鼓吹、推广某种派别或风格,造成一时的声势,嘉惠了许多追随者,但是若缺乏原创性,便只是造桥,不是开路,所以与具有大开创性的画家比较,自然大为逊色。
他论张大千,是“今之古人”“古书画集锦式的匠家”,没有开创新路的抱负。其个人长期脱离民族的苦难,做一个享受锦衣玉食的高蹈逸士,没有鲜活独特的人格,其艺术便不能为时代与人生作见证。至于张氏晚年的泼彩,一方面是对西方新潮粗浅的移用,另一方面还摆脱不了传统山水的残局,并没有经营新形式的企图与能耐。
1961年,正在湖北艺术学院读书的何伟文获准到香港探亲。后来,他申请到台湾读书,进入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将名字改为“何怀硕”。当时的台湾画坛显得传统、保守,相比大陆的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等画家的开拓与创造,以黄君璧、溥心畬为代表的临仿传统画风显得萎靡守旧、缺乏生气。受过大陆画家创新精神影响的他,凭一幅台师大毕业时创作的《白屋》一举成名,备受瞩目,给台湾画坛带来新鲜空气。1969年,他在台北举办首次个展,其不同时风的画作大受好评。随后,他频频参与重要画展、举办个展,在台湾画坛逐步建立起其地位。
1974年,何怀硕继续求学旅居美国,1979年后在台湾多所大学任职。他考察西方艺术的起源与发展,对中、西方文化有深入的思考,四十年来发表大量文章,与传统守旧派与崇美西化派展开论战。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成为他对待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关系的底色,对西方文化中心论提出强烈的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何怀硕先生从杭州回台北后,很快收到他寄来的《大师的心灵》《苦涩的美感》《创造的狂狷》《孤独的滋味》《给未来的艺术家》五部著作和为我题写斋名的墨迹。他在给王犁写的信中说:
我这次最大的收获是看到许多不同形式、各有精彩的人生,也看到中国社会今昔悬殊的差异,有令人欣慰处,也有令人忧心处。你较年轻,对于今昔差异缺少亲身体验(“知道”与“体验”很不同),我们都希望人间社会呈现理性、合理、正义与均衡。我最担忧的是文化偏向时势所引导的潮流去发展,缺乏深刻的反省。反省的精神与声音都消失的时代,是知识人失去承担、懦弱的表现……
四
我曾两次造访何怀硕先生的书房。
2017年11月,我随浙江文化代表团去台北,这是我第二次台湾之行。之前的2009年,我到台北接收杭州籍著名画家傅狷夫作品捐赠。傅狷夫生前曾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做过何怀硕的老师。到台北的第二天,我做客傅狷夫次子傅冬生和夫人姚安琴的人和园餐厅。人和园的云南菜在台北小有名气,何怀硕先生时有光顾,便约他一聚,觥筹交错,不觉陶然。
餐后,去何怀硕先生家。早闻先生藏书丰富,书房壮观。一进门,我虽有心理准备,还是被他顶天立地的书房所震惊。只见各种形制的书架摆放错落迂回,空间利用到极致。房层特别高,有一批书放在高高的上面,原来此处有两层,从下往上有一个小暗门,蹬步而上,别有一番洞天,何怀硕先生很得意他这个设计的巧思。他打开一个小房间,让我看里面放满的各式各样工具,说家里几乎所有的布置都是他自己动手设计并施工。从生活区到工作间的过道入口上方,挂着一件康有为旅日避居时期写的“避岛”两字字幅。相对两个墙面挂有两副对联,一是台静农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一是何先生自己隶书联:“读书随处净土,闭户即是深山。”两副对联十分契合何先生的生活状态与精神追求。
何怀硕先生博览群书,他对读书的认识近乎感恩。他曾说:“我爱读万卷书,读书救了我。”身为画家的他,投入作画的时间远没有花在读书上的时间多。大量的阅读使他的文章“既不因袭旧说,亦不阿俗媚世,卓然成一家言”(梁实秋语)。他把以读书而获得的思辨能力塑造为他独立的世界观、价值观,培养了他远大的抱负。他最强烈的愿望“并不是专门做一个画家或作家,而是做一个遨游于四方上下,往古来今(这在中国称为‘宇宙’)的能歌能哭的人”,希望自己成为“终身追求智慧的人”。
2019年,我又有一次台北之行,台湾友人董先生陪我再次做客何怀硕先生的家。去何府之前,我先见了台湾一位声名赫赫的岭南派大画家。董先生提醒我,见了何怀硕先生,千万不可提见过这位大画家,何先生爱憎分明,对“三观”不同的人必白眼相向,哪怕对方地位再高、名气再大,一概嗤之以鼻,直接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