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卧古藤阴下

一

对于元祐党人而言，北宋元符三年（1100）那个初春，不仅意味着冰雪融解，是季节上的春天，也意味着否极泰来，是政治上的短暂回阳。这年正月，徽宗登基，皇太后向氏垂帘听政，权同处分军国事。她起用忠良，打击奸邪，政局为之焕然一新。章惇、吕惠卿、蔡京等奸恶邪僻的新党人物悉数被逐出朝廷，遭到免职、谪官或流放。同时，朝廷以新帝登基、皇子降生的名义大赦天下，并赦免按照常例不予赦免的重犯。元祐党人咸鱼翻身，已故宰执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等数十人官职得到追复，范纯仁等复官，苏轼等谪臣迁徙内地州郡。

其时，七年中连遭五次贬谪，已被除名（开除官籍）且永不叙用的秦观正被编管雷州，行于卒伍之间，把锄灌园，如同一个犯人。他亦沾皇太后雨露，二月量移英州（两个月后复宣德郎，移衡州）。接到朝廷的特赦诏令，他立即托人渡过琼州海峡，将元祐诸臣全部遇赦的天大喜讯，告知正流放儋州的苏轼。此前，道士吴复古已先行来到儋州，告知苏轼，他已经量移廉州安置（四月授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苏轼对此半信半疑，直到收到秦观的书简，才确认了这一消息。更让苏轼欣喜的是，同时遇赦的还有弟弟苏辙以及门下四学士等人，他们都因为受他牵累而被贬谪四方。

苏轼渡海北归之前致信秦观，希望与他在海康晤面。

当年六月底，苏轼和秦观相会于雷州治所海康。师生二人，一个六十四岁，一个五十二岁，均已白发苍颜，衰老不堪，多年的贬黜生涯让他们吃尽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苦头。他们本已做好了客死他乡的准备，不指望生还。此番劫后重生，执手相看，似真似幻，千言万语哽咽不得出，只有四行清泪扑扑簌簌洒落酒杯。席间，秦观将不久前写的《自作挽词》呈给恩师看。挽词写道：

婴衅徙穷荒，茹哀与世辞。

官来录我橐，吏来验我尸。

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

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

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

昔忝柱下史，通籍黄金闺。

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

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时？

修途缭山海，岂免从阇维。

荼毒复荼毒，彼苍那得知。

岁晚瘴江急，鸟兽鸣声悲。

空蒙寒雨零，惨淡阴风吹。

殡宫生苍藓，纸钱挂空枝。

无人设薄奠，谁与饭黄缁？

亦无挽歌者，空有挽歌辞。

诗前有小序，云：“昔鲍照、陶潜自作哀挽，其词哀。读予此章，乃知前作之未哀也。”意思是说，鲍照的《代挽歌》和陶渊明的《拟挽歌辞三首》尽管哀伤至极，与自己这首挽词相比，其悲哀的程度还是要轻多了。

2022年盛夏至初秋，连续数十日酷热少雨，我日夜躲在空调房中，身上仍有无数小溪纵恣奔流。但每读秦观自挽词，立觉阴风窣窣、鬼影幢幢，暑气被杀却一半。验尸、藁葬、木皮棺、纸钱、殡宫、苍藓、空枝、薄奠等语，一个个寒如千年墓石。秦观此诗，何其悲凉凄苦，真千古伤心人也。

苏轼当时读了这首挽词，并未多想，只当作秦观蹭蹬无聊时的戏笔而已。且以为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经历数年磨难之后，已然参透死生，精神上达到了庄子《齐物论》所说的至高境界。何况，在儋州他也为自己作了一篇《志墓文》。他从行囊中取出这篇文章，秦观读罢，两人举酒大笑。

苏轼未料到，一个多月后秦观就下世了。在为秦观《自作挽词》所写跋语《书秦少游挽词后》中，苏轼说：“庚辰岁六月二十五日，予与少游相别于海康，意色自若，与平日不少异。但自作挽词一篇，人或怪之。予以谓少游齐死生，了物我，戏出此语，无足怪者。已而北归，至藤州，以八月十二日，卒于光华亭上。呜呼，岂亦自知当然者耶？乃录其诗云。”

在海康，苏轼与秦观短暂相聚，啸咏而别。秦观赋《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词赠予恩师，卒章云：“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海康一别，他们后会无期。这一次是永诀。

二

结识秦观之前，苏轼曾在友人家中见过秦观的诗文，对其诗歌、文章和书法大加赞赏。后来，孙觉和李常向苏氏兄弟极力推荐秦观之才，苏轼也想见见这位青年才俊。

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由密州移知徐州，苏辙同行。时年二十九岁的秦观，借进京应举之机，带着李常的书简，从家乡高邮顺道来到徐州拜见苏轼。二人相见恨晚，秦观正式拜苏轼为师，并在王巩的操持下，举行了拜师仪式。陈师道后来在《秦少游字序》中记载道：“扬秦子过焉，置醴备乐，如师弟子。其时，余病卧里中，闻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论说伟辩，坐者属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为杰士。”根据陈师道所记，拜师仪式甚是隆重，秦观的气度和谈锋令参加仪式的人议论纷纷。有人大为骇异，视之为狂生；有人怀疑其嘴上滔滔不绝，胸中必空空如也；苏轼则独具慧眼，视之为杰出才士。

秦观对苏轼的道德文章更是高山仰止。其《贺中书苏舍人启》说：“当世大儒，斯民先觉，论议为四海之轻重，出处系一时之安危。”《贺苏礼部启》赞颂曰：“道贯神明，智周事物。”

一连数日，秦观流连于徐州，苏轼、苏辙陪同他畅游云龙山等当地名胜，并介绍他与山中隐士张天骥相识。临别，秦观作《别子瞻》诗，苏轼、苏辙均作诗相和。

秦观生于士大夫之家，祖父、父亲和叔父分别在太学和州县为官，官位不显，家境也不富裕。青少年时期的秦观极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天性不拘礼法，恃才负气，孤标傲世，好兵书，好醇酒，好美色，好山水，好结交文人雅士，也好与浪荡子嬉游，乡里指为狂人。他为自己的狂狷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举进士多年不中，淹留场屋将近二十年，直到三十七岁，第三次应举才进士及第；后来为官，因附丽苏轼，在两次朋党之争（新旧党争和蜀洛朔党争）中屡屡遭到弹劾，罪名之一就是行为不检点。

科场连连败北，家中生计一天比一天困顿，秦观遭到亲友耻笑，乡里读书的士子甚至把他当作反面教材。《谢王学士书》：“乡人悯其愚而笑之，干禄少年至指以为戒，虽某亦自疑焉。”这对秦观打击很大，一度打算放弃举业，做一个山林隐士。结识苏轼之后，苏子时常当面或写信勉励他多读书、勤著述，切切不可放弃科举这条入仕门径，秦观这才闭门却扫，发奋攻书，并作《掩关铭》以自励。

不仅如此，苏轼还不遗余力地举荐秦观。苏轼在徐州治水成功，于东门之上建造黄楼以镇水害。诸多闻人达士为黄楼写赋作诗，他都不甚满意，便写信盛情邀请秦观作一篇赋。秦观《黄楼赋》写成，苏轼作诗答谢，盛赞秦观的赋雄文大篇，直追屈原、宋玉。《太虚以黄楼赋见寄，作诗为谢》：“夫子独何妙，雨雹散雷椎。雄辞杂今古，中有屈宋姿。”

后来，苏轼由徐州移知湖州，经过高邮，将秦观、参寥一起带到湖州，于饮食游历之间，时加谆谆教诲，秦观的诗文因此日益精进。

元丰七年（1084），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量移汝州，仍在贬谪之中，六月与王安石相会于江宁，二人携手同游，前嫌尽释。其时秦观即将第三次赴京师应试。言谈中，苏轼向王安石力荐秦观之才。别后不久，又致信王安石再次托付道：“向屡言高邮进士秦观太虚，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无以逃于左右，独其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某请以身任之。此外，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若此类，未易以一二数也。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王安石虽然已经罢相，但深得神宗信任，且门生故吏众多，在朝野仍有崇高的威望。他不负苏轼之托，称扬秦观诗文“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也就是清丽自然，有鲍照、谢灵运之风。

此外，苏轼还向扬州知州鲜于侁推荐秦观。秦观游历扬州，鲜于侁待之颇厚，后来也多次举荐秦观。

因为苏轼持续勉励，秦观应举的信心大增。又因为苏轼提携，秦观在士大夫中声望渐隆，客观上为他成进士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元丰八年（1085），秦观终于登进士第，名列仕版，开始了官宦生涯。

及第后，他作了一篇青词，虔诚感谢上苍的眷顾，并祈祷家人平安健康、自己官运亨通。《登第后青词》：“伏愿上真昭答，列圣顾怀。增寿考于慈亲，除祸殃于眇质。私门安燕，无疾病之潜生；官路亨通，绝谤伤之横至。”只可惜现实并不如他所愿，入仕后直至亡故，诬陷和诽谤与他如影随形。

三

元祐五年（1090）五月，经范纯仁引荐，秦观由蔡州教授被召至朝中，再应制科，除太学博士。甫一上任，就遭到洛党骨干、右谏议大夫朱光庭弹劾：“新除太学博士秦观，素号薄徒，恶行非一，岂可以为人之师？伏望特罢新命，诏观别与差遣。”（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谓“薄徒”“恶行”，说的是秦观入仕之前，经常饮酒啸聚，与青楼歌伎密切往来。这并不算诬陷，秦观确实曾经沉湎于吴歌越艳，有《满庭芳·山抹微云》《一丛花·年时今夜见师师》《迎春乐·菖蒲叶叶知多少》《南歌子·玉漏迢迢尽》等诸多艳词为证。在《满庭芳·山抹微云》中，秦观更是赤裸裸地自道：“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唐宋时代，士大夫大多爱逛青楼，官宴通常也召伎歌舞侑酒，与歌伎交往以至眠花宿柳，算不得什么污点，朝廷一般不过问，坊间甚至视为风雅之事。况且，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秦观的艳词多系宋词名篇，非登徒子的浪语亵言可比。但秦观还是因此被罢去太学博士。

六月，范纯仁、曾肇又向朝廷举荐秦观入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

第二年，秦观再次经历仕途起落。七月，他由校对黄本书籍迁秘书省正字。但第二个月就被罢免，依旧校对黄本书籍。正字任命诏书刚下，殿中侍御史贾易就以暧昧之事攻击秦观，上疏“诋观不检之罪”。所谓不检、暧昧之事，仍是老调重弹，说秦观与歌伎纠缠不清。御史中丞赵君锡、御史黄庆基紧随其后，也各上了一道奏疏，弹劾秦观“薄于行”“素号狷薄”，请求罢去其秘书省正字之职。赵君锡、贾易、黄庆基等人弹劾秦观，本意不在秦观，而意在牵连他背后的靠山苏轼和苏辙。黄庆基在奏疏中就直接攻击苏轼“援引党羽”。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贾易在奏章中攻击苏轼和苏辙：“苏轼兄弟阴结权幸，分布腹心，伺察中外，苟有与之少异者，必能中伤摧辱。故贪利小人竞相趋附，而秦观狡狯尤甚，当其鹰犬之寄，同恶相济，谋害正直，不顾国家利害、朝廷得失……”读史至此，我拊膺长叹息：正与邪，忠与奸，自古难辨，奸邪小人攻击忠直君子，与忠直君子痛斥奸邪小人，出语竟然如此相似！

受攻击时，苏轼上《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自辩，并为秦观辩护：“秦观自少年从臣学文，词采绚发，议论锋起，臣实爱重其人。”

犹如白衣与污泥缠斗，白衣无论如何也斗不过污泥，最终被抹一身黑。苏轼、苏辙斗不过章惇、蔡京之流，秦观也斗不过贾易、赵君锡之类。因为君子有底线，小人无廉耻。恰如秦观《朋党（上）》所言：“邪正不辨而朋党是嫉，则君子小人必至于两废，或至于两存。君子与小人两废两存，则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终受祸矣。”

其实，秦观并不愿意卷入党争，尤其不愿卷入洛党、朔党与蜀党三党之争（世人谓之君子相争），这从他元祐年间所作的诸多相关诗文可以清晰地看出。《寄张文潜右史》：“日出想惊儒发冢，风行应罢女争桑。”以春秋后期吴、楚两国因边民争桑而起战祸来譬喻朝中党争，希望尽快停息朋党相斗。《南池》：“泛泛池中凫，上下与水俱。不与水争力，所以全其躯。遇物贵含垢，修身戒明污。胡能若云月，浪自惊群愚。”说愿意学水中的鸭子，随水浮游，明哲保身。《漫郎》：“乃知达人妙如水，浊清显晦惟所遭。无时有禄亦可隐，何必龛岩远遁逃。”表达吏隐于朝、不介入争斗之愿。有一段时间，因厌恶党争，他甚至想弃官归乡，《清夜》诗说：“胡为蜗角端，相与竞寻尺？劝君归去来，飞空鸟无迹。”

但就连两宋历任帝王对党争也无可奈何，任由朋党之祸殃及大好江山，秦观一介小吏，又如何能阻止得了？哲宗即位后，朝中朋党之争更趋酷烈，天下汹汹，元祐党人被驱逐殆尽。

四

绍圣元年（1094）四月，秦观离开汴京，踏上了贬谪杭州的旅途。这只是苦难的开端。自此以后的七年里，他连续遭遇五次贬谪，一直贬到岭南，再也未能回到京师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