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学术之变与发展

作者: 金耀基

一、中国三千年思想之两次巨变

中国的学术思想自春秋到汉朝武帝时代,景观一变。从春秋到汉之初叶,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解放的时代。独立自高的学者,从孔子到淮南王(刘安)纷纷以著作济世,出现了一个诸子争鸣、百花齐放的“子学时代”。到了汉武帝,因用董仲舒之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两千年来中国之思想虽不必统一于儒学,但却再无足以与儒家分庭抗礼者,而儒家之学则取得了经学的地位。冯友兰说:“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自汉武一直到清末,从董仲舒到康有为,凡两千年,经学成为中国人的“思想的君主”(冯友兰语),故这一段历史,在中国学术思想上,被称为“经学时代”是十分确切的。

中国的学术思想,到清末民初,景观又一变。这一变,开启了中国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此一变到底是什么?简言之,从经学转向科学是也,即经学自中国学术思想之王座退位,科学取经学之地位而代之,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之显学。两千年之经学为传统中国构建了一个具有儒家文化特质的农业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科学则使中国进入现代,使中国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开启了中国科学文明之新纪元。我此文的重点,在叙述经学在什么情况下退出历史舞台,而科学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又有如何的发展。

二、两千年的“制度化儒学”

汉武帝独尊儒学,儒学是指在教授六艺的基础上,由孔子等学者整理而成的六部典籍。汉代独尊儒学之后,因《乐》已佚失,故《诗》《书》《礼》《易》《春秋》被尊称为儒家“五经”。也因董仲舒之策,汉武帝于公元前124年创立太学,并设五经博士,“以养天下之士”。太学是中国帝国体系中的第一个高等教育机构,太学与经学于是结为一体。两千年来,历代有太学、国子学、国子监不同名称,其实质为讲授经学的教育机构。宋代,私人兴学,书院之地位重要,经学权威由太学转到书院。宋末年书院达三百到六百所,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声名最盛。而朱熹订正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也成为儒家之经典。其地位且超过“六经”。钱穆说:“(朱熹)退‘六经’于‘四书’之后,必使学者先‘四书’后‘六经’,更为中国学术史上有旋乾转坤之大力。”宋之后,“四书”与“五经”同为国家教育之核心,也成为隋代之后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自汉到清末,科举制度与太学的高等教育制度基本合一,成为帝国体系的核心组成。这是中国的政、教(育)合一,我曾称这种儒学(经学)为“制度化儒学”(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儒学与皇权绾结不可分割(“三纲”思想最体现“制度化儒家”之性格)。正因儒者为国家治理体系(文官制度)的中坚,故称传统中国为“儒者之国”(Confucian State)非不可也。

三、经学为传统中国最重要的“知识资本”

经学(“四书五经”为核心)之内涵与教育之功能,在《大学》一书中所讲的“八条目”,说得很清楚,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这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其终极愿景是《大学》开卷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企求在人间建立道德、伦理的文化秩序。此折射到政治上,便是儒家所推崇的“德治”。但我们必须指出,宋代“经学即理学”(顾炎武语),宋儒对于“内圣”之学讲得渊渊入微,精深透剔,实有胜于先秦儒学之论述。但不论程、朱之“道问学”或陆、王之“尊德性”,对于“外王”之学(治国、平天下)的阐述实无多所措心。唯千百年来,儒生通过科举入仕,便自然而然走上“通经致用”之路,以所得之于经学者,用之于“治国、平天下”了。康熙论“四书”说“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并于1678年设“博学鸿词科”,“广揽天下学子”。宋赵普为相时,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语,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通经”或真可“致用”。故经学在传统中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种“知识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被读书人看作是安身立命、修己立业的最大资源。古谚“遗子一经,胜过黄金一籝”,的确,两千年来,经学的“神圣性”与“实用性”是很少受到怀疑的。儒家经学所建构的“经学文明”长期以来巍然屹立在东亚大陆,它是一自足的政、教(育)合一的帝国体系。

四、科举制度,经学脱魅

中国的政、教(育)合一的帝国体系是被英国帝国主义发动的鸦片战争(1840—1842)打破的。之后,有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及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清朝不但荣光尽失,且濒于亡国的边缘。当时,朝野唯一像样的回应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自强运动,唯洋务自强运动的作为也只限于“开铁矿、制船炮”的初级的军事现代化。不错,在自强运动中,设立“同文馆”是一项重要的举措。“同文馆”除讲授外文外,亦设立有西学、西艺的课程,但根本上还未触及制度、学术文化层面的革新。及至甲午战争,清廷败于邻邦日本,朝野震动,乃有康(有为)、梁(启超)之维新变法(最重要的是君主立宪)及之后的“晚清新政”。维新的立宪变法虽失败,但对学术思想、教育制度等改革,并没有停止。

在这里,我要指出,作为中国的“思想之君主”的经学,在鸦片战争后已日渐暴露不足以应付“秦汉以来未有之世变”或“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李鸿章、严复语),经学所培育的人才已无法适应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纷至沓来的问题与局面。简言之,“通经”已未必能“致用”了。经学的“神圣性”已随世局之变而一层层剥落了。应该一提的是,经学在清中叶时已受到学者的质疑与批判。戴震指宋之“经学”(即理学)讲“去人欲,存天理”是“以理杀人”实是对经学的批判。而章学诚更提出了“六经皆史”之说,实在是对“经”即是“道”(近乎今日所谓之真理)的思想的一大挑战。他一方面破除“道在六经”(韩愈语)的说法,一方面更主张三代以下之道必在于史中求之。余英时认为“六经皆史”这个命题实带有尊史抑经的意味。“六经皆史”之说对经学之“神圣性”是有脱魅作用的,但经学之地位直至清末仍未真正动摇(民国史学家吕思勉评章学诚之说曰:“视凡古书悉为史材则通,谓六经皆史则非”)。真正使经学失去神圣光环的是清末的世局。事实上,经学地位之下降几乎与西学(主要是科学)之日渐受到重视是同时发生的。康、梁百日维新失败后,影响不减,“晚清新政”是接着百日维新展开的,晚清新政中最主要的是教育的改革,改革的口号是“远法三代,近取泰西”,但实际上只能“近取泰西”。1898年,清政府设立了“京师大学堂”等数所大学(在此顺便一提,日本明治维新在1886年建立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九所西式大学),京师大学堂引进了科学的课目,但经学仍有突出的地位。写到这里,我特别要说一说戊戌维新之前之后,一代儒臣张之洞因世变而生思想之变。张之洞一生以“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为行事指南,他以“三纲五常”为儒学的核心价值。但甲午战争后,他已觉得“外洋之强在于学”,“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更深感不仿西法,已难图全。戊戌维新前夕,张之洞著《劝学篇》,指出科举选士“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此时他对中西学术有“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想法,此即日后百口传颂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他此时更有“变法必自变科举始”之念。1905年,张之洞与袁世凯、赵尔巽等联名上书请废科举,清廷接纳所奏,下诏:

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行用一千四百年的科举制从此走进历史,而新式学堂由此变为养士取才的渠道。1905年清廷颁布的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之诏令中说:“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在新式学堂中,大量引进以科学为主的西学西艺,唯如前所述,经学仍保有一席地位。但对学堂的教育,章太炎曾有严厉批评。唐文权、罗福惠合著《章太炎思想研究》中指出,章太炎认为“官办新式学堂虽然也能给学生传播近代科学知识,但在政治上无疑是想造就维护封建王朝的奴才,向学生灌输忠君敬长、追名逐利等陈腐观念”。

五、“经学时代”结束,科学成为大学的知识核心

科举之废止,即宣示经学再非儒生进入帝国体系的入门券,可说是中国政、教(育)合一的“制度化儒学”的结束。科举废后六年,辛亥革命爆发,两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成为亚洲第一个以“共和民主”为名的国家。

1912年蔡元培被孙中山任命为教育总长,蔡元培在任内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由他主持制定,并由他的继任者颁布执行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废去了“忠君”“尊孔”等封建信条,确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以文、理为主,取消经学科。蔡元培之取消经学科,不能说不是旋乾转坤的大举措,意义重大,实千古之一变。但我必须指出,经学科被取消了,但儒学并非从此绝灭,只是儒学作为“经学”的神圣光环没有了。儒学变成了知识的一部分,也可说回复到先秦子学的地位。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北京大学,严复为第一任北大校长,他就是依《大学令》的旨意,把“经学”划归到文科中去,如《易》以及《论语》《孟子》归入哲学门,《尚书》《春秋》归入史学门,《诗》《尔雅》归入文学门。蔡先生于1917年接任北大校长时说,取消经学科,“与德国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

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教育的理念是受德国新大学影响的。十九世纪的德国新大学是把有八百年历史的欧洲“中古大学”的核心《圣经》请出了大学之门,德国新大学的新核心是“科学”。

蔡先生在任北大校长时说:“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他强调大学的“研究”,实预示了二战后出现的“研究型大学”。蔡先生之取消了经学科,是真正宣告“经学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中国进入“科学时代”之始。蔡先生说“教育的方面虽也很多,它的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显然,科学在他心目中是学问的核心。他大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所说的“各种科学”,是指自然科学之外,有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他认为“科学的研究,固是本校的主旨:而美术的陶养,也是不可少的”。又说:“合乎于世界主义者,其惟科学与美术乎?”蔡先生说的“世界主义”实指有“普世性”而言,蔡先生甚至认为我们所处的是“科学万能时代”。如果说董仲舒是第一个“独尊儒学”者,那么,蔡元培先生应该是第一个“独尊科学”者。当然,蔡先生不像董仲舒是要罢黜百家的,反之,他是极力倡导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原则的。事实上,在他手上,中西、新旧学说缤纷并陈,出现了一个“新子学时代”。

六、科学为现代中国的“知识资本”

科学在蔡元培手上登上了大学这个世俗化殿堂的中心位置,但科学成为一种文化意识,乃至形成“科学文化”,则有赖于民初的科学界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与推动,蔚成时代的风尚。二十世纪初叶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出现了多个“科学社群”,其中最主要的是1914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主事者有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等,参与的特别社员有蔡元培、马君武等,名誉社员包括美国的发明家爱迪生等。这是一群新型学者,有类似的身份意识,相互支持呼应的结社,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存在感、共同的强国与创建新文明的愿望。自1900年到1919年,“科学社群”先后创立了一百多种科技期刊,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月刊》,他们倡导、推扬科学的言论,影响深远,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标举“科学”(赛先生)与“民主”(德先生),因之成为“科学社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自然盟友。汪晖很敏锐地指出,科学社群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物构成了“科学话语共同体”。我试举几位有代表性的言论如下。

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说:

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一国之内,若无科学研究,可算是知识不完全;若无科学的组织,可算是社会组织不完全。

王本祥在《科学世界》中说:

是故,理科者(指科学),实无形之军队,安全之爆弹也……生存竞争将于斯卜之,优胜劣败将于斯观之。

五四新文化领袖陈独秀说:

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欤?!

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

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的观念在“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张扬、推广下成为时代的一个强音,科学不止在知识人,也在一般人的眼中具有了特有的知识的权威性。胡适在1923年11月的《科学与人生观·序》中表示: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诚然,二十世纪初以来,科学已取代经学,成为新时代最重要的“知识资本”。年轻一代中的流行语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们知道,科学绝非万能,“科学等于知识”的科学主义也是一种迷思,但美国哲人怀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有了科学,人类才进入现代,确是不易之论。五十多年前,我读到英哲罗素(Bertrand Russell)《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一书,至今我还记得他的两句话:“科学使我们能理解世界,科技使我们能改变世界。”

上一篇 点击页面呼出菜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