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外凤凰谁得髓”

一

唐代陆羽（733—约804）所撰《茶经》是中国茶文化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可以说，《茶经》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茶道的确立，也宣告茶史上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据沈冬梅《茶经校注》的研究，《茶经》大致在唐上元二年（761）之前脱稿，广德二年（764）后曾作修改，最终于大历十年（775）定稿。此书问世后首先在陆羽的朋友圈传阅传抄，并且极大推动了饮茶在唐朝的风行。大约与陆羽生活于同时期的文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应为《茶经》之笔误），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

《茶经》的价值也越来越被后世所重视。据不完全统计，自南宋至民国时期，流传至今并且可考的《茶经》，包括在日本翻刻的各种版本，计有六十四种之多。如果再加上翻译成韩、德、意、英、法、俄等文字的版本，那是一个更为庞大的数量，极而言之，甚至有关《茶经》的中外版本研究，本身就可以自立一门学问。这不仅是世界出版史上的奇迹，更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观。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一千多年以来，《茶经》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茶文化的走向，也被周边国家的茶人们奉为茶学至尊宝典。唐宋之际，《茶经》流播到日本。作为茶艺的志道之书，《茶经》对日本茶道的形成和确立功莫大焉。在日本，《茶经》至今依然是研究中日茶文化渊源的第一经典。日本茶道“里千家”第十五代家元（即家主）千宗室在《〈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一书中，站在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高度，盛赞《茶经》对日本茶道文化的启蒙之功：

中国的茶文化是日本茶道的源头，被后世尊为“茶圣”的唐代陆羽的《茶经》，是中日两国茶人所共奉之最早和最高的经典著作。不仅日本的茶种、种茶、制茶、煮茶、饮茶的方法，以及茶器、道具等皆源于中国，而且中国文人、僧侣于饮茶时所形成的“他界观念的意境”，那种对幽洁、高远情趣的体味和追求，也提供了日本茶道精神的原型。书中蕴含的中国古代的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均对日本茶道的理念和世界观有深刻影响。

二

杜牧诗云“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我不知道日本茶道是否得了陆羽《茶经》的真髓，不过，对千年来《茶经》在日本被阅读被接受状况和流播路径进行梳理研究，不仅可以了解《茶经》这部奇书在日本的流布脉络，也为深入理解中日茶道的历史、文化渊源提供某种参照。

日本列岛自古不产茶，大唐茶事东传扶桑，乃至开花结果衍生出富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日本茶道，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

迄今为止，有关日本最早的饮茶历史，信而有征的文字资料见于平安朝弘仁六年（815）大僧都永忠给嵯峨天皇“敬奉煎茶”的记载，此事见于日本官修国史《日本后纪》中。也就是说，茶作为一种新型的饮品和优雅的精神文化载体从中国传入日本，大致在九世纪初。永忠是海归遣唐僧，有关他的事迹，《延历僧录》有翔实记载：日僧永忠于宝龟初年（约公元775年前后）随遣唐使赴唐，在长安西明寺进修，于延历二十四年（805）归国。永忠在长安学习生活的年代，大致是中唐初期，饮茶作为一种高雅习俗正处于繁荣阶段。成书于唐大中年间的《膳夫经手录》，虽系烹饪专著，但超过一半的篇幅在谈论茶，可见当时茶风气的流行。书中写道：“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杨晔的这段话恰与《封氏闻见记》中的记述如出一辙，这一时期，伴随着陆羽《茶经》问世和流传，长安城内外茶道大行。永忠在长安生活时间长达三十年，饮食起居等生活习惯都已经完全唐化，习惯了饮茶。于是，为了能在祖国永久享有这种唐朝饮料，归国之际便将茶种也带回国种植。虽然史料记载中并没有提供有关煎茶制作细节，但可以推断永忠亲手烹煮奉献嵯峨天皇的，定是在唐朝已经蔚为时尚的“陆羽流”煎茶。

除了史籍，从平安时代的汉诗中也隐约可见“陆羽流”唐朝茶道的影子。日本文学史上早期的汉诗集《经国集》中收录了大量皇室、贵族创作的茶诗，字里行间隐藏着丰富的唐茶信息。比如《和出云巨太守茶歌》（惟良春道作）中所表示：从采茶时令的“萌芽采撷”到饼茶干燥的“兽炭焙炙”，从清水过滤的“纱巾漉水”到欣赏茶色的“浪花浮起”，再到品饮调味的“吴盐和味”，还有饮茶器具的“巩县茶碗”等茶事写实细节，简直就是对陆羽《茶经》的文学化演绎。

平安时代日本受到唐朝茶道的影响，从出土的文物中也清晰可见。在日本九州北部的福冈太宰府鸿胪馆出土了大量茶具，如唐代巩义窑青瓷水注，五代越窑青瓷水注、茶碗和茶碾，这些道具，都是《茶经》中所展示的“茶具二十四事”中的一部分。九州太宰府鸿胪馆是日本朝廷为处理与唐朝的外事往来而设置的外交机构，建于七世纪后期，其存在的时间相当长，甚至在废止遣唐使后继续发挥了外交的职能作用。鸿胪馆出土的茶具，证实了“陆羽流”唐茶文化甚至一度传播到日本北九州。

日本自古极为珍视汉籍，历代天皇都以不遗余力搜购汉籍为王朝文化使命，经年累代，庋藏可观。在《茶经》成书一个多世纪后，平安朝宽平年间（889—898）学者藤原佐世对皇家馆藏汉籍图书进行整理归类编撰成《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从书目可知，当时日本皇室收藏的各种汉文典籍数量计有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万七千零六卷，规模相当宏富，甚至拥有不少在中土亡佚的“仙王大典”，连北宋文宗欧阳修都艳羡不已。种类更是包罗万象，除了历代经史子集，还有大量杂著，如天文、历法、小说、谱录等，甚至像《齐民要术》这样的农学经典也在其中。

据《茶经校注》的记载，从唐代到五代，曾存在过几种唐代758—761年前后的《茶经》抄本，因此“不能断言它们没有传到日本”。只是，匪夷所思的是，从《茶经》问世后直到十三世纪初四百五十多年间，在日本不但不见其影踪，也不见相关引述。

《茶经》何以在日本长期默默无闻，成为日本茶文化史上的一大迷思。不过，结合相关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事实，却不难窥见其中原因。

首先是受制于书籍出版流通的历史时代条件，《茶经》的文本在唐代极为稀缺。在唐代，书籍的流通传播最主要还是依靠手抄，虽然陆羽在世时就声名远扬，在中唐以后也有了皮日休作序的抄本，但在当时，抄本只限于在极小的圈子内流传，远远没有普及。从宋代陈师道（1053—1102）写的《茶经序》中可了解北宋时期曾流传的几个《茶经》版本，除了他自家收藏的一卷本，还有毕氏三卷本、王氏三卷本，以及张氏四卷本，但都各有缺陷，比如文字繁简不同，且多脱误，有的甚至残缺不全。

其次，中日之间往来交流的停滞，使得《茶经》所展示的唐朝茶道在日本的影响步入衰微，对《茶经》的求索研究还没有起步就匆匆退场了。公元894年，日本因为财政困难等因素而废止了延绵两百多年的遣唐使制度，不仅中日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因此陷于停滞，而且随着推崇本土文化的“国风”的兴起，唐朝习俗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开始减弱。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本来在日本就缺乏根基的饮茶习俗和茶文化研究渐趋式微，甚至长期不闻，自十世纪初到十三世纪初三百年间，日本几乎到了“无人识茶”的地步。

三

《茶经》一书的内容在日本被引用而为人所知，始于镰仓时代初期的禅僧荣西明庵。荣西曾留学南宋修习禅宗，归国后撰写《吃茶养生记》宣扬茶与桑的养生价值，书中大量引述陆羽《茶经》中的内容。此书后来由荣西进献给当时执政的镰仓幕府第三代将军源实朝，并接受他的皈依。在幕府的庇护下，荣西从南宋传来的饮茶习俗和禅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茶经》在日本的传播，荣西有首倡之功，这项功绩，与他最早在日本弘扬临济禅宗一样意义非凡，荣西在日本文化史上被奉为“禅茶双祖”，即源于此。

荣西（1142—1215），本姓贺阳，全名明庵荣西，号叶上房，出生于备中（今日本冈山县）吉备津神社一个神官之家。十三岁到京都比叡山修行，曾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和淳熙十四年（1187）两度来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先后在万年寺、天童寺修禅。第二次来华在明州待了四年，师从临济宗禅师虚庵怀敞，学成后获得印可状归国，成为日本临济宗初祖。《吃茶养生记》为荣西晚年所著，于1211年问世，是日本最古的茶书，有“日本茶经”之称。据森鹿三的考证，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有关《茶经》的引述并非全部来自陆羽原文，很多是出自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中的引述。引述《茶经》的内容基本是照抄或引述《茶经》“七之事”的相关表述，此外还加上从平安时代以来备受推崇的《白氏文集》中摘录的有关诗文。《吃茶养生记》中直接引述《茶经》的地方有以下几处：

一、陆羽《茶经》曰：茶有五种名，一名茶（早取谓之），二名檟（周公谓之），三名蔎（南人谓之），四名茗（晚取谓之），五名荈（加茆为六）。（按：“加茆为六”四字为《茶经》所无，不知何意。另有一说，“茆”为“厄”字，如确切此字，或可推断荣西从刘义庆《世说新语》所载王蒙好饮茶，被称为“水厄”的典故。）

二、《茶经》曰：叶似栀子叶，华白如蔷薇也云云（实如栟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

三、《茶经》曰：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云云。

四、《茶经》曰：雨下不采茶，虽不雨而有云，不采，不焙，不蒸。用力弱故也。

根据关剑平点校的《吃茶养生记》记载，荣西执笔的《吃茶养生记》曾有两个系统的版本：其一是最初于1211年脱稿问世的手写本，称为“初治本”;其二是1214年正月，荣西对原稿进行修改并另外誊写一部再献给源实朝，称为“再治本”。初治本和再治本两个版本相差不小。从关剑平的点校本中可以看出荣西在三年里斟酌修改的痕迹。初治本去向不明，再治本现藏于神奈川县称名寺的金泽文库中。

称名寺位于今天横滨市金泽区，建于十三世纪，是镰仓时代中期著名武将北条实时家族的菩提寺（家庙）。北条实时文韬武略，非常博学，涉猎之广当时首屈一指，就像王朝时代的皇族一样热衷购藏汉籍珍本，通过渡宋僧大肆进口珍贵汉籍，内容涉及政治、法制、农政、军事、文学等领域。晚年退隐，在横滨金泽构筑别墅和菩提寺，并在府邸里大规模兴建金泽文库，是今天神奈川县立图书馆的前身。为了进一步充实收藏，他设法从各地收集珍贵汉籍如《孝经》《春秋》《群书治要》《尉缭子》《司马法》等，组织学者抄录，经过不断搜藏，规模极为可观，无论是图书的数量还是珍稀性在当时日本均为首屈一指，江户德川幕府智囊新井白石称之为“天下文库”。

北条实时在收藏中国古籍时，除了稀世经典，也很注意收购一些实学方面的著作，如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也赖金泽文库的收藏得以在日本流传，像《茶经》这样重要的茶学著作也应在其收藏范围内。据载，金泽文库中收藏有记载茶名的文书。不过所谓文书，并非完整一书，而是残篇片纸，记载着“陆羽茶经曰：茶有五名”等文字片段，还有一些茶名诸如“荈”“厄”的假名读音，因而有学者推断这是出自《茶经》的抄本，另有一说是《吃茶养生记》再治本的抄本片段而已，究竟何者为真，尚待论证。

迄今为止，南宋以前的诸家抄本，中日间一概不存。现存可见的最早的《茶经》版本是刻印本，乃是南宋著名学者左圭于咸淳九年（1273）辑刊的《百川学海》本，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丛书，其中收录了陆羽的《茶经》。这个版本对后世数百年《茶经》的刊刻影响至深，历代《茶经》的刊刻抄写多来源于这个刻本，是现存所有《茶经》之祖本。目前存世的百川刻本《茶经》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宋百川本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百川本所收的乙集下《茶经》刊本。

宫内厅书陵部中的百川本《茶经》的刊本，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茶经》刻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同一刻本相比，因为面目相对完整，是目前最好的刊本，因而被认为可能就是宋版原刻本。宋版书以纸好墨精、印刷优良而著称于世，即便在宋代也是金贵无比，书价以页论银两，非常人可得，能传入日本本身就是传奇。那么，这个宋版《茶经》究竟是何时、由何人，又是以何种鲜为人知的渠道传入日本等都是不解之谜，也给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留下了诸多悬想空间。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茶经》刻本是经由当时活跃于中日之间的五山禅僧们从中国传入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