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寻真知励后昆

一

“传记写作如同治史，贵在‘知人论世’，亦难在‘知人论世’。”惊悉辛亥革命史学泰斗、著名教育家章开沅先生2021年5月28日鹤归道山，悲恸之余，我翻阅章老生前亲笔所赐手稿，老人家慈祥而亲切的音容笑貌仍在我脑海里浮现，他何尝不是“知人论世”的先师？

“我是一个外乡人，因尚未发现‘首义之区’有人探究辛亥革命史，而误打误撞闯入辛亥史大门的。”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尚在湖北黄陂二中任教时首次聆听章先生讲座，先生所讲的自谦语。

“章门”学者告知，章先生潜心研究辛亥革命源自一次接待。那是1954年秋，德国史学家贝喜发博士专程到武汉寻访辛亥革命史料，采访健在的首义志士，受命参与接待的章开沅颇有感慨：一个外国学者专程来汉寻访辛亥史料，而自己常住于“首义之区”，缘何无所作为？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开始投身于辛亥革命史探究。他同时认为，需要一个重大活动让全社会关注、让更多的学者研究辛亥革命。1961年不正是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吗？如果召开一次大型学术讨论会定能引起强烈反响。心动不如行动。为了筹备在武汉举行这个重大活动，他使出浑身解数，在说服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与校领导之后，又向上级汇报……在他的精神感召下，上下合力，终于促成1961年10月16日至21日，在武汉成功举行了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自此，每隔十年，中国史学会均在武汉举行全国性的研讨会。同时，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与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吴玉章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掷地有声：“利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周年纪念来进行学术活动，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会上，章开沅提交的学术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引起共鸣，被《新华文摘》全文刊登。尤其是吴玉章寄语“首义之区”也应有研究辛亥史的扛鼎之作，成为他奋斗的目标，这也许就是他荣膺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前因。

“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国。”此后的数十年，章老为此上下求索。《辛亥革命史》（三卷本）、《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等一部部惊世巨著玉汝于成，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于斯创办，“章门”学者声噪中外。

二

章先生的求索精神，对我触动很大！因为黄陂是辛亥风云人物重镇，走出了黎元洪（史称“黎黄陂”或“黄陂”）、蔡济民、蓝天蔚与教育家陈时等五十多位辛亥革命有关人士，可是，却没有一部叙介这些先贤的文著，自己身为黄陂人不禁感到面红耳赤。

而且，自己曾经在黄陂教学研究室工作的旧楼——私立前川中学旧址，正是黎元洪与胡康民等于1920年捐资兴建的黄陂第一所中学，黎还是首任董事长，后来黎又捐建了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我不禁对这位尊师重教的民国元首肃然起敬。当我看到国学大师章太炎将黎元洪与孙中山、黄兴等并称的赞词时，我心灵受到震撼，其词云：“黄陂长者，爱国若性。承彼乐推，徂以求定。人皆贪邪，我独廉正。不援朋党，胪言兼听。仁而不武，陵夷为病。”可是，当年有的出版物竟称黎为“柔暗总统”“傀儡总统”，我因此萌发了写一部还原黎黄陂历史真实的史传的冲动。

无巧不成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收到了《统一战线》总编汪梦军与王思成的约稿，他们要连载拙作《黎元洪》。随后，“黎传”相继被《统一战线》《今日快报》等报刊连载，并于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之际结集出版。在木兰湖“黎黄陂大酒店”举行的作品研讨会上，“章门弟子”涂文学一行拨冗与会，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时任武汉文联文学院院长的作家邓一光兄也善意建议：若能请一位辛亥史学权威审定或作序，不仅可避免硬伤，还可起到现身说法之效。

三

机会终于来了。2005年夏，我陪台湾著名教育家余传韬拜访章开沅先生，洽谈黄陂与华中师大联办“余家菊与近代中国两岸学术研讨会”筹备事宜。我即向章老汇报了创作《黎元洪》感言，章老在激励之余着重强调：“人物传记创作如同治史，贵在知人论世，亦难在知人论世。其所以难，是由于历史具有复杂性。历史的复杂性，不仅是由于历史情境的复杂，而且还由于厕身且活动于其间的人也非常复杂，尤其是他们的性格与心理。”我情不自禁地将书稿双手奉上，敬请章老赐教！章老二话没说，愉快地收下了文稿，并给我留下了他的电话，希望保持联系。此次聆听先生教诲，感受其平易近人的风范，顿感如坐春风。自此，我将“知人论世”作为自己写作的座右铭。

同年12月2日，我作为《田长霖传奇》作者，又与章老、田长焯、余传韬诸公一同参加了田长霖铜像揭幕式。席间，我同章、田二公促膝交谈，我送给章老新版《田长霖》《冯铸》，留下了永远的定格。当我们谈到田长霖为保持独立人格而辞职时，章老说：“田先生是我们学人的表率，这就是清代大儒戴震倡导的‘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我想，此诗句也是章老的自身写照。

其后，当我按照“知人论世”的要求重新对原稿进行了修订后，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修书一封，斗胆请章老为拙作赐序，但对先生是否作序心里没底。事隔一周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老人家竟然给我这个非史学专业的业余写手寄来了亲笔序言。我打开凝聚着老人家关爱的一格一字、字字千钧的三页稿纸序文，一口气读完，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铭感五内。先生从“知人论世”破题，引经据典，强调颇具史识的大儒王船山，就曾明确反对简化的两极评判历史人物现象，明确指出，“平其情”与“思其反”，是史传作家必须注意的要领。他还援引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布洛赫，劝告学人不要扮演任意褒贬死人的“阎王殿里的判官”。

四

作为武昌首义中央大都督、民国元首黎元洪的史传，坊间广为流传的“床下都督”是不可回避的话题。有出版商甚至找到我，要以此为书名由他们出版发行，但我坚持史传不能随意演义，应该平视黎元洪。所以，拙作通过援引当事人的史料进行现身说法，解读“床下都督”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同时，还披露了“床下都督”源自讽刺小说新闻笔战的细节。那是民国初年，“首义之区”的马野马、蔡寄鸥两大主笔，运用半文半白的文体，写成了《床下英雄传》和《新空城计传奇》两篇讽刺小说在《震旦民报》上连载，一时间轰动三镇，影响全国，“床下都督”之说因此不胫而走。我还应著名史学家皮明庥公之邀，写了一篇《“床下都督”的百年之冤》收入其辛亥百年专著，并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

章老看了我对“床下都督”的叙介后给予了首肯，并明确指出，武昌是辛亥首义之区，“黎元洪在中国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尽管步履蹒跚，坎坷曲折，但毕竟也是迈开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我们理应给以必要的尊敬”。同时，也要像张謇所说的那样，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看待黎元洪这位历史人物，“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公正”。

同时，章老不忘给后学以激励，他在结尾中写道：“我很高兴地知道湖北黄陂有位裴高才先生，他花费了二三十年时间，到处搜求相关资料，访问黎氏后裔及知情人士，认真弄清历史真相，力求做出合乎情理的阐析;并且精益求精、三易其稿，终于写成这本知识性、可读性都很强的黎元洪传记文学著作《首义大都督》。他虽然是用演义的形式写作，但却很接近史家的要求。我觉得，他确实掌握了船山‘平其情’与‘思其反’的要领，以‘知人论世’之史笔，总体上归还了黎元洪这位‘民国元勋’应有的历史公正。”窃以为，与其说是章老对我与拙作的评介，倒不如说是前辈大家对后学的殷切期望。

在给章老寄去样书《首义大都督黎元洪》不久，章老安排我参加了湖北省纪念辛亥革命九十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通过与海内外方家面对面交流，亲耳聆听章老的学术报告，大开眼界。次日清晨，在东湖边散步时正好与章老邂逅，他语重心长地说：“黎公阅历丰富，望你进一步搜罗史料，对黎传再作打磨。在我看来，文学与史学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远航。”遵师嘱，接下来我不断搜罗、考订史料，并三易其稿，于辛亥百年之际推出了新版，并忝列国家重大历史题材与武汉社科成果奖。在辛亥百年前后，我还发起成立了黎黄陂研讨会，策划竖立了黎黄陂铜像、设立了黎黄陂文化博物馆。

近年来，笔者唯恐打扰章老，我更多的是与“章门”知名学者严昌洪、彭南生、涂文学诸公直接联系，他们秉承章老高风，如师如友，春风风人，受益匪浅。正是他们的无私相助，我以“知人论世”为座右铭，独立创作了《共和先驱·范熙壬》《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等多部辛亥题材文本。诸如，严昌洪教授曾为拙作《首义精魂》《无陂不成镇》等作序，我与涂文学教授联袂推出《辛亥首义百人传》《武汉城市史》（黄陂卷）等。近期，彭南生教授又促成《陈时》列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一十周年与华中师大一百二十周年校庆献礼书目，并在序言中饱含激情地追忆“章开沅先生在学校百年庆典上振臂高呼‘华师万岁’已成绝响”。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我最后一次与章老联系是2020年6月28日，通过严老师告知，他的世交余传韬先生仙逝的消息。敦知，不足一年，竟传来章老远行的噩耗，令人扼腕！章老长逝，但“章门”学者传承其光风，已成为学界的标杆;先生倡导的“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精神，已经成为湖北武汉、中华民族共同珍视的遗产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