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外国友人们

张謇是近代杰出的实业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难得的民间外交活动家。在张謇的外国友人中，有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企业之父”和“日本金融之王”的日本财阀涩泽荣一，他和张謇同为“实业领袖”，两人虽从未见面，但为寻求合作却交往不断;有与张謇相识四十余年的挚友，被称为“韩国屈原”的金沧江，流亡中国后定居于张謇家乡南通二十余年，在张謇影响下，金沧江在民初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自称“中国新民”;还有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里的一群日籍教师;也有1922年6月张謇七十岁生日时，特地赶来的一批西方驻沪领事和商人们。从现存史料来看，与张謇打过交道的外国人超过百人，其中接触较多的有数十人之多。

一

张謇的外国友人，从来源和形成来看，大致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在他几次出国期间所结交。张謇一生有过三次出国经历，前两次是去朝鲜。1882年7月，随庆军入朝平定“壬午兵变”，8月中旬回国。次年4月，他再次前往汉城协助料理军务，直到年末回家乡过年。张謇两次到朝鲜的时间加起来虽不足一年，影响却不小，与朝鲜的不少士大夫结下友情。朝鲜的吏部参判金允植，是张謇在朝结识的第一位友人。张謇在乘兵轮赴朝途中，和奉命来华担任领选使的金允植多次叙谈，后者的爱国情怀、政治才干和文化素养，给张謇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至四十年后，张謇接到金允植去世的消息，写下长诗《朝鲜金居士讣至，年八十七矣，哀而歌之》，动情地回忆起两人昔日交往的点点滴滴。在朝期间，张謇还和兵部判书赵宁夏、宏文馆侍讲鱼一斋等人相识，他们“皆世家之尤者”。其中，张謇和“知外务”的吏部参判金石菱的交往尤为密切，称赞他“多闻识要，赡智用愚”，两人时常晤谈甚欢，张謇为金石菱《谭屑》一书作序，离朝前给石菱的儿子赠诗，追述与其父的友谊，对朝鲜青年一代寄予厚望。

二十年后，张謇再度出国。1903年4月到6月，应大阪博览会之邀，张謇到日本考察七十多天，“周历东京、西京、青森、札幌诸地”，与竹添进一郎、嘉纳治五郎、西村时彦、内藤虎次郎等人结交。竹添进一郎是汉学家，“能为诗文”，为张謇的旧识。早在驻扎朝鲜庆军幕府中时，张謇就与时任朝鲜办理公使的竹添进一郎相识，后者“常置酒，饷客”，其著述与藏书皆以经部为特色，张謇称之为“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而嘉纳治五郎是竹添进一郎的女婿，为日本教育家和现代柔道的创始人，曾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办有以中国留日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弘文学院。后来，弘文学院还接纳了通州师范派出的七名公费师范生。张謇和嘉纳交谈的重点是教育，他介绍自己考察的宗旨为“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村者”，并得到了日本友人的帮助。西村时彦是朝日新闻社记者，于此五年前曾在中国和张謇有过交往。内藤虎次郎是日本著名史学家，对中国史学研究颇深，提出的唐宋变革论被西方学界称为“内藤假说”。张謇在日考察期间和内藤等互动频繁，如张謇“寄影照小像于小山、西村二君”，还在照片背面亲笔书写有“清国通州张謇五十岁小像寄奉内藤湖南先生惠存”。内藤还把他的同乡和田喜八郎推荐给张謇，作为筹办中的通州师范教习人选，张謇坦诚地告诉内藤，通师为私人办学，经费拮据，故支付日本教习的薪酬有限。考察结束前，内藤在大阪与张謇话别，并赠送其《夷匪犯境闻见录》，书的主要内容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抗击英军的史料。张謇回国后和内藤保持书信往来，1919年内藤介绍好友到中国考察实业，准备来南通拜访张謇。

二是为发展实业和事业而延请。在南通早期现代化的探索中，张謇办实业和教育时，注重“借才异域”，据不完全统计，从欧美日等引进的各类专业技术骨干四十七人。在建设大生纱厂初期，聘用英国工程师汤姆斯和机匠忒纳负责机器设备维护和生产技术指导。为治水和长江“保坍”，张謇招聘荷兰的奈格·特来克、贝龙猛、亨利克·特来克，美国的詹美生、赛伯尔、费礼门，瑞典的施美德、霍南尔等水利工程师。为引进和推广美棉，张謇聘请美国专家卓伯逊进行指导。为筹建南通电厂，解决大生纱厂等企业的动力问题，张謇聘请德国工程师高翕为技术顾问，负责采购海外先进的机器设备。为借鉴日本及西方先进的学校制度、教育理念方法，张謇在创办通州师范和东游日本前后，延请一批日本教习。最早来到南通的是木造高俊，1903年3月来通州师范后负责教授日语，三个月后因精神错乱而自戕。同来的吉泽嘉寿之丞教授算术和理科。吉泽的妻子森田政子在张謇开办的“扶海垞家塾”担任教习，被聘为张謇之子张孝若的保姆。1907年2月，夫妇二人才返回日本。西谷虎二1904年1月来到通州师范，担任日文、教育史、西洋史、世界史、伦理学、英文等课程教习。南通翰墨林书局出版过西谷所著的《英国史》，直到1914年年底，他才辞职回国，在通州师范服务十一年，是在该校执教时间最长的日本教习。木村忠治郎于1904年8月来到通州师范，他基本上不会说中文，依靠笔谈交流，主要负责理科，以及讲解单级教授法和五段教授法。木村还在日本教育杂志发表文章，介绍张謇和通州师范的情况，对张謇的为人和普及教育的成就大加赞赏，并参与南通博物苑的创建和管理。被张謇聘用的日本外教还有远藤民次郎、照井喜三等人，张謇和其中不少人私交不错，多次在家宴请日本教习，在他们辞职回国时还奉送礼金。

三是在他担任公职时所结识。张謇先后担任过江苏谘议局议长、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民国政府农商部总长等重要职务，与国外来华的不少政商界和民间人士打过交道，这些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大赉、裴义理、芮恩施。1912年初，美国商人罗伯特·大赉在当时中国时局混乱的情形下，设法到南京拜见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张謇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等人，游说中国政府派员参加1915年在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其实，大赉在此前的1910年8月，就到过南京参加“南洋劝业会”。当时，作为江苏谘议局议长的张謇曾举行隆重的宴会，招待大赉一行，还去上海参加好友赵凤昌款待大赉的私人宴会，以积极推动“中美国民外交”，并在中美商人合作方面达成一系列协议，张謇对中美实业界所谈合作事追述时称“所拟办者为银行、航业二事”。张謇出任民国政府农商部总长后，积极推动赴美博览会参展筹备工作，其目的被张謇称为“树海外贸易先声，为国内赛会前导。联友邦之情谊，促商业之进行”。

美国传教士裴义理，后来担任金陵大学算学教习。他热心慈善活动，发起成立中国义农会。为了实施垦荒植树规划，他找到刚刚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的张謇，介绍自己“招选贫民，开垦荒地，酌给费用，以工代赈，并教以改良农事与园艺之方”的设想，张謇认为“很有价值”。后来，裴义理上书民国农商部总长张謇，建议定清明节为植树节，还专门拜会张謇，1914年7月张謇日记，“江宁义农会裴义理来”。张謇肯定义农会试办的四千亩林场“造端宏大”“成绩优良”，批示要求商部和地方上给予经费和人员支持，并颁发《准予拨交紫金山荒地造林批文》，表示“将来造林成材，应半归国有，半归该会，以兴树艺，而宏义举”。1915年3月，张謇亲临南京紫金山，为裴义理主持赈灾植树活动，张謇日记对此亦有记载：“二十九日，至义农会，至将军府，至金陵大学，从美人请也。”“三十日，阳历三月十五日。河海工科学校行开学礼，后复至钟山之阴义农会林场种纪念树三株，从美人斐义理请也。”张孝若对此也有回忆：“到了南京，就到紫金山亲自提倡植林。本来，美人斐义礼（即裴义理）教授（Prof.Bailie）在南京创办义农会，提倡种植农林。当我父亲亲自种树的那天，外人到场的很多。我父因为要引起各省人民的注意，于是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典礼，还演说森林和气候水利种种重要的关系。”

1913年到1919年，芮恩施担任美国驻华公使。1913年11月，在向袁世凯递交国书后的第二天，芮恩施就拜会了张謇，两人逐渐开始交往，次年张謇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二月十九日，农事试验场宴美公使，赵小山赠珂罗版画于美使。”张謇侧重向芮恩施介绍中国的水利计划和导淮工程，经过张謇努力和芮恩施推动，美国拟对中国导淮提供贷款。芮恩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追叙了与张謇交往情况：“我和总长（张謇）经常会商。我们很仔细地讨论了工程合同、借款条件和借款保证金。草拟合同时每个句子都经过推敲，每个字都经过仔细的选择;终于在1914年1月27日由张謇以总长名义、我代表美国红十字会共同在合同上签字。”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借款治淮计划最终并没有实施。1923年1月，芮恩施因急性肺炎病逝于上海。张謇在唁函中说，“忆在北京与先生相识，至今已十年”，并称“后先生至上海，亦尝请其莅我南通”，说自己“欲至上海一吊，闻其丧又回美矣”，视芮恩施为“最敬慕之良友”。

四是来华传教和慕名来访的异国人士。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在张謇主持、引领和推动下，南通逐渐发展成为享誉国内外的“模范城”，国外的商人、学者、记者、外交官、传教士纷至沓来，或慕名拜访张謇。1911年3月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和张謇的一次交谈，对后者全面审视和重新规划南通的地方自治，触动和启发极大。1916年，在美籍医生海格门努力下，因缺少医生而关闭的南通基督医院重新开业，张謇出席开业仪式并致辞。也在这一年，美国基督会传教士高诚身和夫人加勒特来到南通，此后他们在南通居住十六年，一直到1932年才退休回到美国。他们与张謇保持密切往来，经常参与张謇组织的活动，向海内外人士宣传和介绍张謇及其取得的成就。如，1920年高诚身受张謇邀请，参加了南通学校的毕业典礼集会。来南通参观的外国学者络绎不绝，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英国的菲特金、日本的上冢司、鹤见佑辅、内山完造等作为旅行者，都到过南通进行参观考察，并和张謇有过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1920年6月，在中国巡回演讲的杜威应邀来南通讲学，先后参观了南通的公共设施、慈善机构、各类学校和实业工厂，并在更俗剧场和唐闸公园作了题为“教育者之责任”“社会进化问题”“工艺与教育进化之关系”三场演讲。在听取张謇等人的介绍和实地观摩之后，杜威对南通教育倍加赞誉。1922年张謇七十岁生日时，英国、日本、美国、法国商会由上海的各国领事和商人组成代表团，专程到南通祝贺。张謇向他们介绍了南通发展情况及其未来的规划设想。

二

张謇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和颇具才干的政治家，饱读诗书，传统文化根底深厚，同时又具有开放视野和爱国情怀，所有这些独特的个体特质，决定了其对外交往的方式也极具个性。

一是诗歌唱和，以文结缘。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与中国文化相近，张謇在和这些国家友人的交往中，常常以诗会友，因诗识人，和一批异国文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张謇结识的第一个朝鲜友人是金允植，金允植酷爱诗词，又特地向张謇介绍了文学底蕴同样深厚的金沧江。张謇曾回忆此事说，“金参判允植颇称道金沧江之工诗，他日见沧江于参判所，与之谈，委蛇而文，似迂而弥真”。金沧江成为张謇外籍友人中诗歌交流最多者。他们之间往往以诗品而赞人品，由品诗而品人。金沧江对朝鲜著名诗人申紫霞推崇备至，“沧江复为言其老辈申紫霞诗才之高，推服之甚至”。后来，金沧江在张謇安排下定居南通二十多年，编辑出版了申紫霞的诗集，张謇应邀在所作的序中称赞“紫霞之诗，诗之美者也”。而张謇和金沧江时常有诗歌唱和交流。金沧江赞赏张謇的诗歌，“丽词字字生风霜”“读过三日牙犹香”，而张謇在为金沧江的诗文集《韶頀堂集》作序称“沧江能为诗”，“独抗志于空虚无人之区，穷精而不懈，自非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者乎！道寄于文词”。

通过以诗言志，张謇与异国的士大夫之间产生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互相引为知音。张謇随庆军赴朝后，在忙碌的间歇和朝鲜友人酬唱赠答。金石菱不识金器，睿智的张謇就以“论金不识金黄赤”相调侃。石菱听后十分开心，因为自己平素不爱金钱，张謇的此联恰好道出了他的志趣。石菱请张謇再对下联，张謇知道石菱对中原文化了解较深，拟下联为“观乐能知雅颂风”，石菱听后更为高兴，请张謇再拟数对。张謇当即应以“闻乐徐参肉竹丝，品酒能分碧白红”，虽信手拈来，却和石菱善饮的个性颇相切合，因为朝鲜酒以色分等，红上碧中白下。

同样，张謇在日本考察期间，与当地友人诗歌往来频繁。1903年6月，在大阪网岛金波楼，张謇参加日本友人宴饮时赋诗两首。在回顾与老朋友西村时彦的友情时，也特地为初次见面的内藤虎次郎写下“古义寻侨札，当筵识马枚”的诗句，将内藤比作西汉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和枚乘。内藤应和张謇，也即席写下“渐觉夜深清叵耐，可将此意托微波”，表达了与张謇相识时的喜悦之情，不过富有个性的内藤表示，自己更愿意追随西汉优秀的政论家贾谊、晁错，而耻于做像邹阳、枚乘那样的宾客——“策时追谊错，作赋耻邹枚”。张謇和日韩友人就这样以诗言志，因诗结缘，彼此交流思想，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