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历史观的交锋与竞进

芸芸众生，各个不同，你的未来不是我的梦。

各族群也一样。中国人自古喜欢谈历史，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故天然地以为每个民族都有历史。其实，古印度人就无历史意识、无历史观、也无史著，就像我们相信人都是父母生的，可是古印度人更常说是他自己轮回来的。

因为时间观不一样，生命观也就不同。

观念创造未来。因此大家分道扬镳，各走各路，各成风景。

一、无历史的社会

早期印度文化被称为吠陀文化（约公元前3000年到前600年），大致与两河流域文化及古埃及文化同时。

吠陀，意思是“知识”，但只是宗教的知识，中国古代曾将这个词译为“明”或“圣明”。此时传下不少文献，但其历史完全无从考查。

《娑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闼婆吠陀》产生较晚，被称为“后期吠陀”，种姓制度大概此时已出现。崇拜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神的婆罗门教，代替了敬奉自然神灵的早期吠陀信仰。战事频仍，最终形成了二十多个早期印度国家。

公元前六—前二世纪，从吠陀时代末期到摩揭陀国孔雀王朝，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也称为佛陀时期。

公元前二世纪—公元二世纪，大夏希腊人、塞人和安息人先后侵入印度。大月氏人更在北印度建立贵霜帝国，传入中国的大乘佛教和犍陀罗艺术，都由它来。

贵霜分裂后，笈多王朝兴起，这是印度人建立的最后一个帝国了。

啊，你看，古印度的历史不也很清楚吗？

哈哈，其实这只为了让现代读者（例如你）理解，姑且如此说说而已。马克思早就讲过：“印度人没有历史。”它的过去，都是十九世纪以后西方考古学和史学一点点建构起来的。

是否瞎编呢？当然也不是，但终究只是一则现代人说的印度故事。

1997年，我去北印度菩提迦耶弘法。那是佛陀成道处，圣地，仍保留着当年开悟时的菩提树及金刚座，旁边有嵯峨的佛塔群，十分壮观。全世界来朝圣的人环绕着佛塔跪之、拜之、打坐、游走，一波接着一波。

但它不建在山顶，而是在高坡上往下一块凹地里。

原来当年菩提迦耶遭到进攻，佛教徒无力防守，又担心圣地被破坏，所以大家纷纷担土来把塔院埋了。英国殖民后，探险家才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找到它，挖开小土丘，恢复埋着的塔院，叙说它的身世。

印度人自己知不知道这类西方替他们重建的历史？

至少他们不会这样说历史。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来编织过去各种事件的时间链条。

所以你若跟印度人相处，千万别惊讶他们“毫无时间观念”。

他们有，但那全是另一回事。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时间链条是年、月、日、时（中国还有旬、辰、更），时下再分刻、分、秒。印度的“年”却完全是另一概念。在印度人看来，时空是循环的，每次循环称作一次“劫波”，每劫波又分为十四个“期”，每一期终了，宇宙再生（当今处于第七个期）。每一期划成七十一个“大间歇”，每次大歇间分为四个“时期”，各时期分别包括四千八百个、三千六百个、二千四百个和一千二百个“神年”，每一神年相当于人世三百六十年。

在如此长时间、大循环中，人的一生不过是一个神年的四分之一左右，谁会那么在意这几个小时呢？那么久，就连杀父之仇怕都忘了吧，更别说谁借了你的钱。

过往那些琐事，在长时间中，不仅根本不值一提，更无法编织、记录。人世间的一千年也不过是几个神年，记录或记忆的对错，意义有多大？《沙恭达罗》的作者出生年月就是差上一千个人世年，也不过三个神年而已。

时间的计量单位不是那么那么长，就是极短极短。短到什么地步呢？《仁王经》说“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也就是一秒钟事相生灭二十一万六千次。

所以，整个印度人的时间观，正如白居易《和梦游春》所说：“愁恨僧祇长，欢荣刹那促。”

这在外部空间上说，固然还有难以把握之处，但从内在心理时间上看，却再确实不过了。梵语“阿僧祇”，意为“无数、无量”。失恋时，时间难挨，一日如同几世纪;欢乐则如冰激凌，舔舔就没了。

印度的“神时观”就是这样，使印度人的时间观念极为恒久漫长，而“自省的空间观”又使其特别注重具体的细节和思考，过于注重微观，一念三千。

二、反历史的文化

希腊文化属于另外一型。它是反历史的。

柏拉图在《泰米阿斯篇》中说，梭伦在埃及祭司们提问时，发现他自己或任何其他希腊人谁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古代史。所以埃及祭司耻笑道：“你们希腊人仍处在幼年时期，你们没有从你们祖先那里得到任何古老的教诲，也没有得到任何一门古老的学问。”

希腊人都不知道历史，也不关心。历史，在其教育中没地位，他们也不喜欢写历史，这些都很像印度人。

但被现代人塑造成非常理性的希腊人，其实很八卦，对过去事情的细节很感兴趣。所以，古希腊并无整体历史的叙述，只喜欢谈古代的事，如酒宴、景色、阿喀琉斯的盾牌等。

被誉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真是过誉了，实际比现今一般记者还不如。记了许多读之令人失笑的鸡毛蒜皮琐事：漂亮的伊利里亚姑娘如何选择丈夫，湖区的居民怎么防止儿童失足落水，埃及人驱除蚊子的办法以及蚊帐形状，波斯国王在旅途中只喝煮沸的开水，塞西亚人怎样挤马奶等。

对民族的起源、国家的形成、制度的演变、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他都很少涉及。换言之，关注的并非历史，只是一些事件，犹如一位熟悉王菲和周迅恋爱史的人不能冒充为一位摇滚音乐史家。

至于《伊利亚特》等史诗不是史，则不用强调。木马屠城、特洛伊大战是“一颗苹果引发的血案”，独目巨人吃掉奥德修斯同伴，神女喀耳刻把他的同伴变成猪等，都和海伦之美一样，让人难以捉摸。

因此，虽然古埃及鳄鱼木乃伊肚子里已发现了写有荷马史诗片段的莎草纸，但这种民间扬抑格六音步短歌集，就跟唱着蔡伯喈负心的戏曲《琵琶记》一样，不但非史，而且反历史。

热衷琐事、关心“杂”的另一面，就是追求“一”。追求永恒、确定性和事物的有序性，是希腊人的思维特征与生活方式（他们闲着没事，喜欢躺着与男朋友聊这些，作为风雅的社交活动，爱男子也爱智）。

他们认为，哲学和科学的使命就是寻求世界的秩序和确定性。不管是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还是德谟克利特，哲学家们都在寻找世界的本原。这种寻找世界本原的哲学活动，与历史学意义上的“寻根”完全是两回事，强调的是永恒、是“一”，而不是多、不是变化。

三、科学的历史学

所以，西方从来没有史学。现在声势浩大的史学家、史学学科，都是十九世纪才模仿自然科学建立的。

十九世纪，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哲学家，注意，仍是哲学。是哲学地想历史是怎么回事，而非从历史出发的史学。这是文艺复兴以后，学习希腊文化的一种成果，并一直争论着：历史是科学吗？理性和逻辑在历史学科中起什么作用？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等。

这些又都围绕着一个根本问题：历史是个必然过程吗？如何看待历史必然性？十九世纪三大历史哲学（黑格尔历史哲学、唯物史观、批判的历史哲学）对此，看法完全不同。

但基于“事实”的历史研究（如中世纪德国财政史，不列颠棉纺史、毛纺业史，乃至古代艺术史之类），因缘际会，却也展开了。

这是因为各国忽然大力开放和整理官方档案。法国大革命后，贵族的传统势力日衰，新兴资产阶级力量日盛，拿破仑征战所引发的民族利益之争也强化了社会矛盾。因而十九世纪初，各国都希望学者使用档案文献材料，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

政府和书生一样，其困境都是：要通过叙事来打破困境。所以各国都热衷于档案文献的整理，或资助研究者整理史料。如德国出了大部头《德意志史料集成》，法国也出了《法兰西历史未刊文献汇编》三百卷，包含手稿、特许状、执照、编年史、回忆录、通信以及各种著作。

这原是古来扒粪揭秘、偷窥八卦之遗风的扩大，但评价变了。档案史料，被认为是客观的记录;对之进行类似科学方法的考证，即能达成如科学知识一般可靠的历史知识。

“科学史学”即形成于这种“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的气氛中。

他们强调掌握第一手史料，否则不能说明历史真相。兰克的《教皇史》《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等均以史料考证著称，促使历史研究建立在档案的基础上，用以强化国家意识，体现史学是近乎科学的客观知识。

科学，马克思随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转折，反历史、不重视历史的西方文明，竟走到了它的对面，变生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在这时代，历史就渐渐取代了哲学。

许多人搞不清楚情况，仍把哲学当作西方文化的核心。或说它只是重心有了点转移，从形而上学转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学，所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个“语言学的转向”，哲学仍然颇有发展。

其实，语言学的转向只是哲学内部的事，是分化了而不是扩大。此后分之又分，语言哲学、艺术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教育哲学……不断应用化、琐细化，事实上也就越来越不重要，距离从前所谓的哲学也越远。

亚里士多德曾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部分：最基础的部分是树根，是形而上学，它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所以笛卡儿《形而上学的沉思》又称为《第一哲学沉思录》）;第二部分是物理学，好比树干;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学，如树枝。如今First Philosophy（第一哲学）早已没人谈了;第二级的物理学又移出了哲学领域，甚至连人文学都不是了，剩下来的全是第三级的东西。

故二十世纪以来，哲学虽尚未死，实是衰微日甚。哲学家，谈来谈去，仍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后面皆其绪余、补充或不成对手的挑战，并未有足以另开一代的人物。

史学就不一样了。

史学（研究不可见的过去）虽与形而上学（研究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同样在谈不可知的东西，但因性质相同，又宣称能通过史学方法让人可知可见，当然很快就取代了形而上学。

学科的正当性及教学研究体制又迅速建立完成。历史系比哲学系更多、更好招生、更好就业，也加速了哲学的边缘化。被重建的历史，又如小说或新兴的电影艺术，可把过去演示于观众面前。在大众传播市场上，遂亦远比哲学受欢迎。名人轶事、绯闻八卦、秘闻奇谈、明暗斗争，更都可附丽于史考史述之中，谁不喜欢？故从此以后，史学就在科学化、客观化、如实重现历史场景的路子上不断前进。且随着殖民扩张，欧洲人在全世界建了无数历史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士、硕士、博士。每个系，入门就在讲科学的史学方法。

中国当然也是如此，但略显曲折。

1902年，新设的现代学堂才开始设置“史学”课，次年改称“历史课”，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历史”一词及“史学”课程。

在此之前，“历史”的含义仅用“史”字代表。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谓史即记事者，也就是史官。换句话说，被文字记录的事情才叫史。历史一词，虽然《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书》提到吴主孙权“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但史前加的“历”字是指历法，跟近人说的“历史”不是同一个概念。

近代日本学者才用“历史”一词翻译英文“history”，并以进化、文明、近世、国家、社会、国民等具有一般思想史意义的史学术语来叙述中国史事，建构出仿拟西方史学的东洋史学。夏曾佑于1902至1906年参考其论述，编出第一部新式中国通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史》，也就是说，当时国人皆取径日本，接上洋流。

其后胡适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也都是向西方取经的痕迹。而且，熟悉近代思潮的人都知道：新建构的西式史学，乃是五四运动以来推动新思潮和社会发展的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