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梳女和她们的时代

一

顺德腾冲乡，有何翁者，家颇小康，有子年二十，娶某氏女为妻。孰知女子嫁后，数年不落家，何翁抱孙心切，因翁诞辰，女不得已到家庆贺，何翁遂与子谋，强留之不许返婆家。女抵死不从，何并将女子与锁禁房内，不料女子于更深时悬梁缢死。女家谓翁父子谋死其女，纠缠官署，卒判何翁赔偿五百金作了。

这一则刊载在1929年的《广州共和报》的故事颇具代表性。女子结婚后不落夫家的风俗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持续了几百年，翻阅珠三角各地的县志、风俗考、文人笔记，不落夫家的习俗引起不少争端和争议，但习俗根深蒂固，且促使自梳仪式的出现。

不落家的第一步是新娘拒绝与丈夫同房。因为一旦同房就算是认可了婚姻，若再怀孕，就必须到夫家生活了。弱势的古代女子如何能够拒绝婚姻生活呢？她们大抵依靠的是娘家的支持和姐妹团体的力量。要对抗夫家的落家要求，起码家人和族人不极力反对，她们才能成事。婚姻通常是家长订下的，但婚后女儿回门即不再到夫家，若无父母家人支持，必难以持续。而父母或疼爱女儿，不愿让女儿过早到婆家操劳;或需要劳动力，希望女儿在家里帮手。

姐妹支持的力量也很重要。金兰姐妹联合起来，相约不嫁，协助彼此逃避婚姻。如果有姐妹被父母逼婚，无奈成亲，她们也要求结婚的姐妹不与丈夫同房。她们的团体有检查、监督的职能。胡朴安记载：“女子嫁期有日（粤语谓之知日），必召集一群女子（粤谓之花枝群），作秦庭七日之哭，如丧考妣，其金兰友亦在焉。临过门之夕，嫁者必被带束缚，其状若死尸之将入殓，复饱喂以白果等物，使小便非常收缩。及归宁后，其兰友必亲自相验，若其束缚之物稍有移动，是为失节，群皆耻之，其女必受辱不堪。”一般归宁是婚礼后第三天，算来起码两整天不能上厕所，这对新娘的意志已是挑战。此外，她在夫家还要应对众人劝饮食，并拒绝丈夫的要求。可以推想，新娘在这几天如果没有强烈的抗婚意识，是很难坚持的。归宁之日，姐妹们会严格检查，如果发现衣服打开了，会受到嘲笑，被排斥，甚至受到打骂、责罚。金兰契、姐妹会是支持的力量，也是规训的力量。

归宁之后，女方以各种借口留在娘家，拒绝到夫家生活，一拖三五年是寻常，十几二十年的也有。学者们通常的解释是，女方逃避作为媳妇的辛劳和凄苦，自梳女接受采访时也常常这样解释。但即使嫁到中上等人家，有仆人可使，也会拒绝落家，如开头引述的故事中，何家是小康之家，女方也不愿落家。这些女子抗拒的是婚姻，而不是婚姻生活的艰辛。面对妻子不落家，丈夫家通常不会坐视不管，比较温和的是以长辈生病为由，请媳妇回门，但媳妇知道是借口，就以要给姐妹送嫁为由拒绝。俗语云：“家婆多病痛，新妇多嫁送。”其实，家婆没病痛，新妇也没嫁送，都是借口。也有些夫家候着女方出门时抢回家，有些则“诱捕”。《越华报》就有“话剧”描绘“诱捕”的场景：一男子清明回乡扫墓，派人告妻子家人，说丈夫在船上中痰而死，请妻子去哭丧，妻子上船，向披麻蒙面的“尸体”哀哭尽礼，麻布下的人突然坐起，女子大惊，知道受骗，但船已经离岸，只能随丈夫回家。这样的“巧智”故事，多有所闻。

逢年过节或重要日子，女方需要回夫家，这是礼数。何家就借何翁生日之机，设计强留、囚禁媳妇。不少夫家认为，婚姻已经缔结，既然占着道理，便悍然采取强硬措施。然而，这样往往导致两败俱伤，因为不落夫家的女子多抱持贞烈观念，宁死不与男子亲近。为此，官府也不得不经常处理这些诉讼，然而，不管官府怎么判，都难以平民愤。何翁与儿子预谋强留并监禁，导致媳妇自杀，只需要赔偿五百金，女方会认为不公正，而何家又何尝不是人财两失？此外，一旦出了人命，结金兰的姐妹们会结伴到夫家兴师问罪，俗称“闹人命”。不落家风俗导致伤亡和冲突，官府遂采取各种方式来改变习俗。

官府常常四处张贴告示，声明禁止女子结拜金兰和不落家。一些文人士绅撰文抨击，道光年间，曾在广东任职的翁心存批评道：“粤东地方，地处边隅，尤失交道……其女子以生死相要，亦有十姊妹之拜。维尔生童，固不容有此败类。”番禺一名乡绅颉云公，与乡民联名为丈夫一方打抱不平，要求认定抗婚的女子自杀死亡，夫家无须承担责任。然而，官府却难以简单地判定夫家无须承担责任，怕夫家仗着法律而逼迫过甚。当然，也有严厉的地方官。例如，顺德知县李沄就出台“若女子以死抗婚，夫家免责”的法律。《顺德县志》记载他的严苛法令：“自是凡有诉者，亟逮其父兄至，墨涂其面以辱之，不以门第恕也。一时民俗警动，以被迫横死告，遽令殓埋不诣验。妇女知徒死无益，三十余年来，不复有自弃其生者。”李沄是浙江人，于嘉庆十八年（1813）任顺德知县，从外地调任来，对顺德习俗缺乏了解与同情，或是他采用强硬手段来治理的原因。而且，这县志的记录有为李沄歌功颂德之嫌。黄芝就提到，官府的干涉导致更多女子以死相抗：“此等弊习，南〔海〕、顺〔德〕两邑乡村居多。昔贤县令曾禁之，众女闻知，以为闺阁私事扬之公庭，殊觉可耻，一时相约自尽无算，弛其禁乃已。”不落家习俗已成，行政手段也难以革除。

问题是，女子何以要以死来抵抗婚姻呢？学者通常认为，是贞洁观念和严苛的父权制婚姻所致。民国初年番禺邬庆时曾谈道：“乡间妇女视贞洁二字最重，足称节妇、烈妇、贞女者，随处有之。间有过激者，因不愿与夫同室，或仰药以死，或乘隙而逃，或罄所积蓄为夫置妾。视居室为大辱，等生命于鸿毛。”胡朴安也提及番禺的不落家习俗中的过激行为：“因不愿与夫同室，或仰药以死，或乘隙而逃，或罄所积蓄为夫立妾者，视男女同室为大辱，等生命于鸿毛。”这些文字相似，都认为是贞节导致她们不愿落家。

然而，贞节的道德要求未必导致不落夫家和金兰契。例如，贞节礼教严苛得多的地域如安徽、河南、西安都没有这些风俗。反倒可以说，是女子借着贞节的名义来争取不落夫家，借以延续、巩固不落夫家这一习俗。当社会标举贞节，警戒女子成亲前不要接近男子，女子就可能以贞节为名，拒绝结婚或婚后的亲密生活。

不落家与金兰契相互依仗，成为主流婚姻制度里的另类形式。在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结婚而不落家，即推迟进入实际的婚姻生活，是女子争取到的一些时间与空间。到了晚清，自梳仪式兴起后，不落家和金兰契依然存在，并延续到民国末期，可见其扎根之深。可以说，没有不落家和金兰契的习俗基础，自梳仪式不可能成为那么普遍的实践。

二

较早的自梳女记载见于张心泰的笔记，那是同光年间：“若婢女不愿嫁，积资自赎开脸佣工者，广俗谓之自梳妹，实为物色尚未有属也。”这个记录的意思是，广东风俗，未嫁女留辫不梳头。自梳，就是女子请人将头发由辫式改梳为髻式，以示决志不嫁。

然而，那时华南地区的婚姻制度有很多规则要遵守，例如不能“阻头”“跨头”。所谓“阻头”，即兄姐不婚娶致误弟妹之婚期者;所谓“跨头”，即弟妹嫁娶先于兄姐者。“阻头”和“跨头”多为世人所恶，“阻头不便，跨头不祥”。所以，家中女儿成年后，还不想出嫁或还没找到意中人，但又不想耽误弟妹的婚事，自梳即两便，因为梳起就相当于出嫁，弟妹结婚也不算“跨头”了。也有些因为兄长未娶，妹不能“跨头”出嫁，等到兄长结婚后，自己年岁也大了，嫁人不容易而自梳。咸丰三年《顺德县志》载：“男女婚嫁又多愆期，盖欲循长幼之序而递及之，如诸兄诸姊或因姻家有丧服事，故不得嫁娶，弟妹虽年长亦必俟之。”婚礼择日有诸多禁忌，男女一方家中有丧事，年内都不宜办喜事，这些客观事件也会造成“阻头”。

再者，有的女子因为父母早丧或体弱，弟妹年幼，而决意梳起，协助家计。在这些情况下，女儿承担起儿子的责任。明万历十三年《顺德县志》载：“邓六娘者，宋上舍邓梦槐女也。梦槐生子伯瑜，早卒。有女六人，六娘最小，叹曰：‘父无宗属可后矣。’矢不适人，乃取姊子李元为其父后，改名履元。”这位邓六娘不是招上门女婿，而是留在家中，把姐姐的儿子过继来作为宗属的后代。番禺东北部的大岭古村则有“姑嫂庙”，是纪念陈氏一位姑婆和她的寡嫂，这位叫“娃姐”的姑婆知书达理，由于母亲早逝，她为了照顾年幼的弟弟而终身不嫁，侍奉老父，为陈氏宗族延续香火。可见，一些女性是为了家族的利益而放弃婚嫁。

更普遍的不婚是为了帮补家庭的劳动力和经济收入。自梳女争取到不婚的自由，既能于乡间务农，也可以灵活地选择工作。早期的自梳女主要做女佣，缫丝厂发展起来之后，她们成为丝厂最受欢迎的女工。宣统三年《南海县志》卷二十六曾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机器缫丝创于简村堡：“每间丝偈大者女工六七百位，小者亦二三百位……三四年间，南、顺两邑相继起者多至百数十家。”这些工厂招收大量女工，有些女工一人收入即可维持一家生活。机器缫丝的产业促使更多女性梳起不嫁，丝厂更乐意招募单身女工，当时工厂有所谓“三不请”规矩，“已婚不请、有仔不请、订婚不请”，自梳女自然最受欢迎。

这样的盛况持续了半个世纪，直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由于国际市场丝价猛跌，珠三角地区的缫丝业受到了重创，“约四分之三的丝厂倒闭，三点六万丝业工人失业”，从此一蹶不振。那时候的报纸充斥着悲观情绪，对自梳女的遭遇落井下石，片面报道自梳女如何急于嫁人，从标题即可见一斑：《自梳女廉至无价》《自梳女减价平沽》《自梳风气日减的原因：生活逼人，难善其身》《渐归消灭之凤城女子陋习：环境压迫，打破了自梳梦》。事实上，很多缫丝女工转入家政行业，当起了妈姐或梳佣。自梳女需要独立谋生，生存的紧迫感促使她们到广州、香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经济更发达的地方求职，而不是改志出嫁。

自梳女在广州主要是做梳佣，类似于私家美发师，以满足那些雇主的时尚与社交需求。较粗重的工作是做奶妈和帮厨。到东南亚工作的女工也通常能够到上层社会的家庭打工，她们自律、专业的精神以及可以持久工作的身份，使她们更容易得到雇主的信赖。以新加坡为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加坡男多女少，女性佣工工资不菲。然而，也由于性别比例失调，一些女性被引诱去做性工作。为了避免这样的陷阱，很多女性在出洋之前就梳起，或者到新加坡之后加入自梳女团体，从中得到照顾、保护和归属感。

很多自梳女十来岁外出工作，常年支持父母、兄弟乃至侄辈的生计。从米面粮食、日用品到建房资金、做生意的成本、学费等大项支出，自梳女都尽其所能。“特别是遇到水旱天灾，农业歉收时，无论家庭开支、地租交纳，都要靠她们来支持。”纪录片《自梳女》中，东莞的自梳女伦松胜十几岁到新加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回国时带回二十万元，支持侄儿做生意。也有自梳女支持哥哥建房子，为侄辈供书教学，并不计较回报。如《自梳女赞》写道：“农家散脚聪慧妹，梳起勤俭为后辈。青春献与家计事，碌碌操劳不知悔。勿论漂洋留乡居，振作奋发志无回。英雌豪气赛男儿，谆谆精神真纯粹。”自梳女普遍认为自己对父母的家庭负有责任，她们心理上与原生家庭是一家人，不分彼此。

工作的经历也塑造了自梳女的社群意识。自梳女到外地工作，会结成团体，相互帮助，她们在新加坡等地的姑婆屋，往往是集体租赁或购买。姑婆屋也接待其他姐妹，逢年过节一起拜祭、休闲，像亲戚一般往来。例如，冰玉堂约定：“该堂建成后，凡本乡旅外姐妹回到家乡，没有依托或不想与兄弟子侄同居的，可申请入住，不收费用……”该堂建成后，入住最高峰时曾达三十多人，设有大饭堂。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出资的自梳女，也可以申请入住，这就使得冰玉堂具有公益性质。可见发起者有社群意识和前瞻性，她们不仅为自己筹建未来的居所，也为其他姐妹提供住宿与活动场所。自梳女的亲友关系，很大程度超越了血缘维系的家庭形式。此外，她们以自梳女的身份做善事，为家乡捐资捐物，抗日时期更是出钱出力：“闻近以寇难日深，该处自梳女子爱集同人，发起捐资救国，并协力组织救护队，担任救护事宜，以尽国民天职。”她们主动请当地医生传授救护知识，以备家乡战事所需。

自梳女以梳起的形式，得以独立于婚姻之外，不必像不落家的女性那样与夫家进行各种拉锯战。梳起是严格的婚姻制度下的灵活形式，它以契约形式争取到新的身份，使得不婚的女性可以独立谋生，持续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并寻找替代的方式来处理生活、亲情、归属、身后事等诸种关乎生存与人生意义的问题。

三

珠三角乡间习俗，逢年过节，已婚或已梳起的女子不能在父母家居住。不落家女子有婚姻作为屏障，节期到夫家住几天，死后葬在夫家的坟墓，没有后顾之忧。自梳女则除了要解决日常的住宿，还要规划死后的归宿，这就有了姑婆屋。为了与父母家区分开来，建造姑婆屋的选址一般是在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