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

提起陈独秀和胡适也许大家都不陌生，他们可谓二十世纪中国星空的两颗耀眼的星。1917年1月，三十八岁的安徽人陈独秀给当时二十六岁的安徽人胡适写了一封信，信里这样写：“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

写这封信的陈独秀，这时已人到中年。此前，他参与“二次革命”，失败后入狱，出狱后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上面刊登了很多讨论时事的政论文章。1915年他回到上海，又独立创办了《青年杂志》。在发刊词中，他敬告青年要做这样的一代新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不同于此前的《甲寅》，《青年杂志》更倾向于透过纷繁的现象和危机，重新理解当时中国的总体性结构，探究时代的精神状况，进而寻找解决的方案。《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很快在国内思想界掀起了巨浪，不仅吸引了胸怀国之大者的知识精英，也赢得了青年学生们的关注。他们争相购阅《新青年》，热烈讨论着杂志上提出的那些议题。谁不知道《新青年》在朋友中就会被鄙视，读《新青年》成了当新青年的一种前提资格。我们在巴金的小说《家》中也能看到那种盛况。总之，《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当时是名声大盛。

刚刚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注意到了陈独秀。他力邀陈独秀北上，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就是文科的负责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的治校理念。蔡校长显然想更好发挥陈独秀的作用，给北大带来一股新风气，并给全国作出一种新示范。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了北大，一校一刊，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

陈独秀答应了蔡元培，但他同时向蔡校长举荐了一个年轻人，这就是安徽同乡胡适。胡适早年在上海读书和任教，有一段时间也很无聊，日记里记的常是喝酒、打牌。后来或许是想起自己父亲早逝，母亲含辛茹苦，对自己期待甚殷，于是决定要发愤振拔。1910年胡适考取了庚款留美的资格，去美国留学，先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学，后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研习哲学。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是一个风云人物，经常参加各种演讲，发表文章，在留学生群体里相当突出。经过友人介绍，胡适向《新青年》投稿，先是翻译，后是论说。1917年1月，也就是陈独秀给胡适写信的同时，《新青年》上刊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胡适在文章中提出了关于文学的八大主张，虽然标题用的是“改良”这个词，但显然给文体语体等级森严的旧文坛扔下了一枚炸弹。现在主流文学史里关于现代文学的开端，大部分都还是从胡适这篇文章讲起。

胡适后来说，他提出文学革命源自1916年他和任鸿隽、梅光迪等朋友的一次争论，是一串偶然“烘逼”出来的，这当然有点戏剧化了。实际上，他的文学革命的主张是有着深层的缘由的，包括胡适“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志向，他对文化和文明形态的新预期，以及阅读、修课以及实验主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一篇“刍议”，如果没有主编陈独秀的加持，显然是难以引起很大影响的。陈独秀不仅刊发了胡适这篇文章，还在文章后面加了编者按语，进一步回应和讨论，促使胡适更深入地思考“白话如何成为文学”的复杂难题。在《新青年》的下一期上，陈独秀自己又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直接树起了“文学革命”这面大旗，以更激烈的姿态捍卫胡适的白话文学观。陈独秀还在信中邀约胡适，趁热打铁，继续给《新青年》供稿，最好月赐一稿，《新青年》一定大力支持，而且说得很明白，稿费别担心，一定优厚。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文坛、学界的前辈，主动为一个在国内籍籍无名的年轻人站台、捧场。正是有了这样的机缘和条件，胡适才能引起知识界的普遍注意，还没有归国就“暴得大名”。

陈独秀是真心欣赏、认同胡适，热切地向蔡元培推荐这个还没毕业的留洋博士，说胡适可以直接当文学、哲学教授，甚至还愿意把自己文科学长的位置也让贤给胡适。在陈独秀眼中，胡适就是信中说的不易得的“可与共事之人”，是极有分量、共创事业的同道和朋友。说来巧合，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正好都属兔，年龄依次相差十二岁，日后胡适开玩笑说北京大学是由于“三只兔子”而出名的。

如果你是胡适，被如此青眼有加，你会不会非常感动，而且信心满怀要干一番事业？1917年7月，博士学位还没拿，胡适就赶着登船回国了，以至于胡适的学位问题还被人质疑过。后来的故事大家或许熟悉了。二十六岁就在北大当了教授的胡适，加入《新青年》共同体，宣传新思潮，出版了自己关于哲学史和文学史的著作，在思想、学术和文化领域多有尝试，“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一面推动白话文运动，直至在教育领域，白话取得了对于文言的胜利;一面又实践广泛的启蒙，注重一点一滴的改造。胡适引领风潮，又有强烈的个人魅力，一时间被公认为知识界的领袖。抗战时，胡适担任驻美大使，其后又作为校长执掌北大。1917年回国前，胡适曾在日记里引了一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胡适真的做到了。

尽管思想不同、道路各异，但陈独秀和胡适在私交上依然不错，彼此都能说逆耳忠言，也都能保持容忍，更可贵的是，在危机时刻他们能互相给予关键支持。胡适受到攻击时，陈独秀曾为他辩解。而陈独秀一生多次被捕，胡适均积极奔走营救。他不仅高度肯定陈独秀的精神，还一直关注老友境况，并在经济上给予资助。

对于陈独秀和胡适，鲁迅曾经有过描述：“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这段话当然带有鲁迅式的讽刺，也许未必准确，但至少说明陈、胡两人性格上多么不同。但就是差异这么大的两个人，在开始能互相欣赏、共同发出“将令”，后来又能襟怀坦荡、惺惺相惜，完全印证了信里说的“神交颇契”。也许这既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友道，也证明了他们对生命中理想主义的忠诚。

1942年，“永远是他自己”的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二十年后，1962年，“他的朋友胡适之”逝世于台北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