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
作者: 张春田提起陈独秀和胡适也许大家都不陌生,他们可谓二十世纪中国星空的两颗耀眼的星。1917年1月,三十八岁的安徽人陈独秀给当时二十六岁的安徽人胡适写了一封信,信里这样写:“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
写这封信的陈独秀,这时已人到中年。此前,他参与“二次革命”,失败后入狱,出狱后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上面刊登了很多讨论时事的政论文章。1915年他回到上海,又独立创办了《青年杂志》。在发刊词中,他敬告青年要做这样的一代新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不同于此前的《甲寅》,《青年杂志》更倾向于透过纷繁的现象和危机,重新理解当时中国的总体性结构,探究时代的精神状况,进而寻找解决的方案。《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很快在国内思想界掀起了巨浪,不仅吸引了胸怀国之大者的知识精英,也赢得了青年学生们的关注。他们争相购阅《新青年》,热烈讨论着杂志上提出的那些议题。谁不知道《新青年》在朋友中就会被鄙视,读《新青年》成了当新青年的一种前提资格。我们在巴金的小说《家》中也能看到那种盛况。总之,《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当时是名声大盛。
刚刚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注意到了陈独秀。他力邀陈独秀北上,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就是文科的负责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的治校理念。蔡校长显然想更好发挥陈独秀的作用,给北大带来一股新风气,并给全国作出一种新示范。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了北大,一校一刊,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
陈独秀答应了蔡元培,但他同时向蔡校长举荐了一个年轻人,这就是安徽同乡胡适。胡适早年在上海读书和任教,有一段时间也很无聊,日记里记的常是喝酒、打牌。后来或许是想起自己父亲早逝,母亲含辛茹苦,对自己期待甚殷,于是决定要发愤振拔。1910年胡适考取了庚款留美的资格,去美国留学,先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学,后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研习哲学。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是一个风云人物,经常参加各种演讲,发表文章,在留学生群体里相当突出。经过友人介绍,胡适向《新青年》投稿,先是翻译,后是论说。1917年1月,也就是陈独秀给胡适写信的同时,《新青年》上刊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胡适在文章中提出了关于文学的八大主张,虽然标题用的是“改良”这个词,但显然给文体语体等级森严的旧文坛扔下了一枚炸弹。现在主流文学史里关于现代文学的开端,大部分都还是从胡适这篇文章讲起。
胡适后来说,他提出文学革命源自1916年他和任鸿隽、梅光迪等朋友的一次争论,是一串偶然“烘逼”出来的,这当然有点戏剧化了。实际上,他的文学革命的主张是有着深层的缘由的,包括胡适“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志向,他对文化和文明形态的新预期,以及阅读、修课以及实验主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一篇“刍议”,如果没有主编陈独秀的加持,显然是难以引起很大影响的。陈独秀不仅刊发了胡适这篇文章,还在文章后面加了编者按语,进一步回应和讨论,促使胡适更深入地思考“白话如何成为文学”的复杂难题。在《新青年》的下一期上,陈独秀自己又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直接树起了“文学革命”这面大旗,以更激烈的姿态捍卫胡适的白话文学观。陈独秀还在信中邀约胡适,趁热打铁,继续给《新青年》供稿,最好月赐一稿,《新青年》一定大力支持,而且说得很明白,稿费别担心,一定优厚。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文坛、学界的前辈,主动为一个在国内籍籍无名的年轻人站台、捧场。正是有了这样的机缘和条件,胡适才能引起知识界的普遍注意,还没有归国就“暴得大名”。
陈独秀是真心欣赏、认同胡适,热切地向蔡元培推荐这个还没毕业的留洋博士,说胡适可以直接当文学、哲学教授,甚至还愿意把自己文科学长的位置也让贤给胡适。在陈独秀眼中,胡适就是信中说的不易得的“可与共事之人”,是极有分量、共创事业的同道和朋友。说来巧合,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正好都属兔,年龄依次相差十二岁,日后胡适开玩笑说北京大学是由于“三只兔子”而出名的。
如果你是胡适,被如此青眼有加,你会不会非常感动,而且信心满怀要干一番事业?1917年7月,博士学位还没拿,胡适就赶着登船回国了,以至于胡适的学位问题还被人质疑过。后来的故事大家或许熟悉了。二十六岁就在北大当了教授的胡适,加入《新青年》共同体,宣传新思潮,出版了自己关于哲学史和文学史的著作,在思想、学术和文化领域多有尝试,“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一面推动白话文运动,直至在教育领域,白话取得了对于文言的胜利;一面又实践广泛的启蒙,注重一点一滴的改造。胡适引领风潮,又有强烈的个人魅力,一时间被公认为知识界的领袖。抗战时,胡适担任驻美大使,其后又作为校长执掌北大。1917年回国前,胡适曾在日记里引了一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胡适真的做到了。
尽管思想不同、道路各异,但陈独秀和胡适在私交上依然不错,彼此都能说逆耳忠言,也都能保持容忍,更可贵的是,在危机时刻他们能互相给予关键支持。胡适受到攻击时,陈独秀曾为他辩解。而陈独秀一生多次被捕,胡适均积极奔走营救。他不仅高度肯定陈独秀的精神,还一直关注老友境况,并在经济上给予资助。
对于陈独秀和胡适,鲁迅曾经有过描述:“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这段话当然带有鲁迅式的讽刺,也许未必准确,但至少说明陈、胡两人性格上多么不同。但就是差异这么大的两个人,在开始能互相欣赏、共同发出“将令”,后来又能襟怀坦荡、惺惺相惜,完全印证了信里说的“神交颇契”。也许这既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友道,也证明了他们对生命中理想主义的忠诚。
1942年,“永远是他自己”的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二十年后,1962年,“他的朋友胡适之”逝世于台北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