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的经营之道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原是二十世纪上海最小的一家私营银行，名义资本十万银元，实有资本仅仅七万元，股东七人，办事人员七人。不论是规模还是资本都不及那个时期的任何一家钱庄，被当时的同行戏称为“小小银行”。然而经过二十二年的发奋努力，到了1937年6月底，上海银行已一跃成为一家声誉卓著的银行，拥有资本五百万元;存款总额接近二亿元，约占全国私营银行存款总额的百分之十;分支行处最多时达一百一十处，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职员二千七百七十五人，成为中国第一大私立银行，在国外也颇著信誉。陈光甫因此被金融界称作“中国的摩根”。

陈光甫，名辉德，江苏镇江人，光甫是他的字，1881年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1915年他通过游说集股七万元，于1915年6月3日正式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总经理。

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

当时上海租界内的外商银行有十九家，中国各公私银行在上海的分行、总行有十一家，其中以中国通商银行资本最雄厚，有资本三百五十万元。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银行，成立于1897年5月，其创办人就是中国近代号称“中国商父”的盛宣怀。在陈光甫创办上海银行时，中国通商银行还具有发行钞票的特权，有几家银行敢与其争锋？！至于上海的钱庄历史就更加久远了，陈光甫创办上海银行时，上海钱庄就有四十九家，且一向以经营存放款业务为主，资本也都比上海银行雄厚。所以，上海银行创办初期被金融界称为“小小银行”。

为了闯出一条生路，陈光甫提出了“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的经营方针，在夹缝中求生存。他首开一元起存，这在金融界是个创举，陈光甫不惮讥笑，做了第一个勇于吃螃蟹的人。陈光甫巧妙地抓住了这个市场空白，而且还以“储蓄”二字为银行冠名。他规定储蓄存款，一元即可开户，还特意做了许多储蓄盒赠送给客户，鼓励人们把节省下来的铜元、角子投入储蓄盒，积满一元即可存进上海银行。此举传出后，虽为同行讪笑，他却不改初衷。一次，一家钱庄以一百元大洋要求开一百张存折，意在讥讽。陈光甫不以为意，叮嘱柜面办事职员热情接待，照办不误。此事传开，轰动全上海，那家钱庄讥讽不成，反替上海银行做了一次义务宣传与广告，许多普通劳动者家庭纷纷涌进上海银行。为了进一步招徕顾客，吸收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陈光甫在1917年设立储蓄专部。组织“储蓄协赞会”，在社会上广泛宣传上海银行的储蓄业务，并且开创了多种多样的储蓄：活期、定期、零存整取、整存零取，还在学校中开办学生储蓄、教育储蓄，在居民中开办婴儿储蓄，在机关商号中开办节俭储蓄、养老储蓄、礼券储蓄等。

陈光甫的这些措施在当时无不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经过努力，储蓄存款由开业当年的五十七万元发展到1933年的三千三百万元，超过实力雄厚的金城银行，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名列榜首。它的成功，使原来不屑于接受小额存款的银行都起而效仿，甚至一些大银行也竞相提倡这种业务了。

顾客是衣食父母

为了在外国银行和本国银行、钱庄的夹缝中求生存，陈光甫提出了服务社会的理念。其他银行对这种理念不以为然，认为银行是企业，就是要赚钱的，服务社会调子太高了，不是银行本业的范围。陈光甫却对行员们说：“私人企业之目的不仅为盈利，而兼有其理想，即为服务社会，不外为增加对社会之便利，提高人民之生产能力，与乎惠及一般就业水准。服务顾客的目的在于以服务换取报酬。”由此可见其高于一般银行家的境界。

他一再强调：银行利润取之于正当利益。他有一段话颇能说明这一问题：“一行之成败，实全系于办理手续人员之是否优良。行员服务顾客，必先和颜悦色，方能博其同情，否则稍有不当，或盛气，或慢客，均可使顾客裹足不前而视本行为畏途。”因此，他要求行员在营业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务求顾客之欢心，博社会之好感”。他对职员说：“我们一无所有，可恃者乃发挥服务之精神也。”为此，他提出“顾客是衣食父母”的口号，终其一生没有改变。

他要求全体行员必须做到“以笑颜近人，使人于见面之时即有好感”。他比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最大零售商沃尔玛提出的营业员接待顾客必须笑脸相迎，标准是微笑时露出八颗牙齿，早了几十年。

陈光甫规定上海银行全体人员必须仪容整洁、态度和蔼、服务周到、提高工作效率、缩短顾客等候时间以及营业时间不许闲话、吸烟、阅报。某次，银行一位工友阻止一位衣着平常的顾客参观营业厅的保管箱，当陈光甫知道后，立即派员前去向这位顾客道歉。陈光甫始终以“服务社会，顾客至上”为宗旨，致力于银行近代化。有一次，陈光甫考察一家银行，他问一个经理：“你谈谈我们银行是怎样服务社会、服务顾客的。”这位经理说：“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多少，我们都热情接待。”陈光甫说：“你回答对了一半。顾客就是一分钱不办，只要走进你这个银行，你就要热情接待，就要为他服务好。”这与那种一味强调“顾客是上帝”比起来，既具体更具操作性。陈光甫还创办“夜金库”，各商店可将夜间营业收入的现金封好存入“夜金库”，银行次晨再登记入账。这就解除了商店夜间保存大量现款的不安全的忧虑。

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

“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为了网罗和留住人才，陈光甫在上海银行实行优厚的工资制度。工资最低一级为五十元（试用人员最低一级为三十元），是上海男工平均月工资的二点九倍（1929年，上海男工平均月工资为十七点五二元）。职员最高工资为三百八十元，一些专门特聘的人才其工资甚至高于总经理工资，年终还发相当于本人月工资两倍的奖金。

1930年，上海银行增资到二百五十万元时，陈光甫把新股一百二十五万元分配给行员认购，使“大家都是老板，银行兴衰，人人有份”，真正实现了行训所倡导的：“银行是我，我是银行。”既是员工又是股东，实现了资本与劳动者的有机结合，企业内部关系和谐。

陈光甫还在行内实行行员储金制，即按每人薪水的百分之十，由银行发工资时扣下，另由银行提供同样的数额，一并储蓄，到行员退职时发放。此规定一举三得，无形中增加了行员收入，又增加了银行储蓄，还保障了员工队伍的稳定，将行员与银行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此外，陈光甫还十分注意对人才的培养。上海银行自1915年开业起，就始终坚持从盈余中提成行员训练经费，用于行员教育。以后又建立起选拔高级管理人员出国考察以及选派有培养前途的青年行员去国外大银行实习，接受专业训练的制度。1920年，陈光甫开办了银行实习学校（后改名培训班），由他和本行高级职员亲自授课，到1937年，共毕业二百七十八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担任了银行的要职，如会计主任以及一部分的监事、襄理。吸收西方现代的管理方法，摆脱中国家族式的管理模式，这是陈光甫比同时代国内银行家高明的地方。陈光甫说：“训练班等于我的黄埔军校，是我们的基本队伍。”

抗战前，作家老舍写了一篇短文《取钱》，讽刺银行的官僚作风。陈光甫读到后便指示翻印，让全行职员人手一份，引以为戒，还拨款数万元资助行员撰写金融方面的专著。陈光甫确是当时上海金融界为培养人才最不惜工本的，也是最有远见卓识的金融家。他自己说：“育才计划，关系我行生命前途，我行宜应认为当前第一要务。”这是现代金融家的战略眼光。

由于他把人才看作是银行兴盛的关键，故特别强调“不论何人，苟有优秀之才能，必予以相当之地位”。对于亲戚故旧的子弟与常人均一视同仁，不给特殊照顾，无真才实学，坚持不予重用。每逢星期四，陈光甫就邀请一部分职员在银行聚餐，人事部门则根据被邀请的名单事先把约请的职员情况向陈一一作介绍，席间，陈光甫就通过自由交谈来发现、选拔人才。陈光甫的这一看似简单的做法影响了后世一些欧美企业，如瑞典的爱立信在大陆的不论独资或合资公司，其企业规章制度上就明确规定，每级主管每年必须与下属作一次闲谈，地点不得在办公室，否则会使员工感到严肃;也不得在家中，否则会使员工失去隐私;要求谈话地点在酒吧、咖啡馆、茶室，费用由企业开支。

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

陈光甫生于清朝末年，创业于北洋军阀末期，深感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上海银行一创办，陈光甫就鲜明地提出了“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作为上海银行的指导思想。

在“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办行思想的指导下，陈光甫决心打破外商银行垄断外汇业务的局面，率先于1918年在上海银行创办了国外汇兑处，开办外汇业务。上海银行资金薄弱，开办外汇业务颇多困难，陈光甫却毫无退缩之意。为了打开局面，他不惜以重金聘请了一位德国银行专家担任国外汇兑处顾问。又多次选派行员赴英美各国学习，考察外汇业务，并与英美等国的银行订立互相代理业务合约或协议。到1929年时，上海银行的通汇处遍布于国内外许多重要都市、商埠，成为我国私营银行办理外汇的先驱，并赢得了国际信誉。后来随着业务的扩展，上海总行的国外汇兑处改为国外部，除经营出口押汇、吸收侨汇、发行旅行汇信等业务外，还办理外币存放、放款业务。1941年，当国民政府建立中美英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时，上海银行以其在国际上的影响被指定为经理外汇特许银行。

在“辅助工商实业”方面，上海银行在抗日战争之前办了很多实事。例如1936年，上海银行向民族工业放款三千八百万元，到抗战前，放款最高时总额达一万四千余万元，户数两千余户，其中又以纱厂、面粉厂等轻工企业为多。对当时较大的二百多家民族工业，其贷款金额超过四千二百万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银行对民族工业的放款在全部放款中的比重一直在三分之二以上，这在一般商业银行中是比较突出的，同时期的中国银行仅占百分之十二，金城银行只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上海银行还举办五百元以内的小额低息贷款，对象都是些微小企业与店铺。陈光甫把辅助民族工商业发展作为重要业务。1934年，无锡实业家荣宗敬、荣德仁兄弟以申新第七纱厂作抵押，向汇丰银行贷款百万元，因债务太多，到期时无法偿还。汇丰银行原本就把申新第七纱厂看成一块肥肉，想占为己有，此刻，汇丰银行希望申新纱厂破产，从而收购吞并。荣氏兄弟非常着急，四处求救无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陈光甫。陈光甫毫不犹豫地帮助申新七厂度过了这次严重的资金链断裂的危机，保住了这家民族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