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书论札记
作者: 唐翼明历代论书之文多矣,翻阅之余,每有会心。现整理若干则,公诸同好,并求指教。文中所举文献皆取自《历代书法论文选》。此书上、下两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共收集整理了历代书法论文六十九家九十五篇,虽然所收论文尚有遗漏错讹,但仍是目前所见较为完整的传统书法论文选集。
(一)中国书法艺术的普及在造纸发明以后
此论文集第一篇论文是赵壹的《非草书》。赵壹是东汉有名的辞赋家,其活动时间大约在东汉光和(178—184)年间,与蔡邕(132—192)、张芝(?—约192)同时。文中说时人沉迷于草书,“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十天要废掉一支笔,一个月要用掉几丸墨,弄得衣服、嘴巴都常常是黑的,由此推知,当时应该是用笔墨在纸上写字了,不然不会出现这种状况。考蔡伦造纸是东汉元兴元年(105)的事,到赵壹的时候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至少在上层社会纸张已经普及了。有了成本不昂、得来较易的纸张,才有书法艺术的普及。赵壹之前无人论及书法,其原因盖亦在此。
(二)“永字八法”的前身
从隶书到楷书,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其成熟的标志是“永字八法”的定型。“永字八法”的定型大约是中唐的事。“永字八法”现存两个口诀,其中第二个是柳宗元(773—819)所作。“永字八法”本身显然也有一个逐渐定型的过程,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的《九势》已经出现了“啄”“磔”“掠”“勒”等名目,可见“永字八法”在汉末已经开始萌芽了。事实上,汉末也正是隶书变楷书的关键时期。
蔡邕“九势”如下:
1.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
2.转笔,宜左右回顾,无使节目孤露。
3.藏锋,点画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尔。
4.藏头,圆笔属纸,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
5.护尾,画点势尽,力收之。
6.疾势,出于啄磔之中,又在竖笔紧趯之内。
7.掠笔,在于趱锋峻趯用之。
8.涩势,在于紧駃战行之法。
9.横鳞,竖勒之规。
到唐朝初年,著名书法家欧阳询(557—641)有《八诀》之文,就更接近“永字八法”了,他的《八诀》就是讲八种笔画,只是跟“永字八法”的八种笔画还不完全一样罢了。他的“八诀”如下:
1.“ヽ”如高峰之坠石。
2.“”似长空之初月。
3.“ー”若千里之阵云。
4.“ㄧ”如万岁之枯藤。
5.“”劲松倒折,落挂石崖。
6.“”如万钧之弩发。
7.“”利剑截断犀象之角牙。
8.“”一波常三过笔。
同期稍晚的唐太宗李世民则有《笔法诀》一文,“永字八法”几乎呼之欲出了。下面是他讲十五种笔法的要点:
1.为点必收,贵紧而重。
2.为画必勒,贵涩而迟。
3.为撇必掠,贵险而劲。
4.为竖必努,贵战而雄。
5.为戈必润,贵迟疑而右顾。
6.为环必郁,贵蹙锋而总转。
7.为波必磔,贵三折而遣毫。
8.侧不得平其笔。
9.勒不得卧其笔,须笔锋先行。
10.努不宜直,直则失力。
11.趯须存其笔锋,得势而出。
12.策须仰策而收。
13.掠须笔锋左出而利。
14.啄须卧笔而疾罨。
15.磔须战笔外发,得意徐乃出之。
这里对“永字八法”所包含的所有笔画几乎都提到了,比八法还广,只是还没有定型为口诀而已。
(三)三体、四体、五体、六体:中国书法的体式
西晋书法家卫恒(?—291)作《四体书势》,四体谓“字”“篆”“隶”“草”。这里的“字”指的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所有的古文奇字,包括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钟鼎文、石鼓文、六国异文等,没有固定字体,其实不能跟下面的“篆”“隶”“草”并列。所以卫恒的四体认真说起来只有三体。这给我们两个启发:第一,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中国书法是处在自在的阶段,不仅没有正式的体,也没有成规则的法,所以基本上谈不上“艺术”二字。北朝书家王愔《古今文字志目》上卷录古书三十六种,中卷录秦、汉、三国吴书家五十九人,下卷录魏、晋书家五十八人,上卷只有书体而没有书家的名字,中卷、下卷所录书家,以李斯为首。南朝书家羊欣(370—442)《采古来能书人名》也以李斯为首。以后凡论及书家者莫不以李斯为首。这些都可以说明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书法才有真正的体式,书法艺术也才有可能走上自为的阶段,因此也才有“能书人”“书人”“书家”(按:古无“书法家”之名,参看下面第七条)。第二,中国书法的体式大而言之其实只有三种:一、篆书;二、隶书(包括后来的楷书和行书);三、草书(包括章草与今草)。这三种体式所用的笔法是不同的,也是三大类:一、圆笔,不连,用于篆书;二、方笔,不连,用于隶书;三、方圆并用,加上连笔,用于草书。
魏晋以后,篆书用得越来越少,隶书又从汉隶逐渐变为楷书,从此楷书成为正体,手书时则为行书,章草渐渐被今草所代替,于是书法的体式就成为五体:篆、隶、楷、行、草。
我个人认为,东晋王献之结合行书与草书,创造了一种当时名为“破体”的新书法,而这种新书法被后世书法家广为喜爱,我觉得应该把它单独列出来,名之曰“行草”。这样,中国书法目前尚在使用的主要就是六体:篆、隶、楷、行、草、行草。又,唐张怀瓘有《六体书论》,以大篆、小篆、八分、隶书、行书、草书为六体,今已不行。
(四)文房四宝:笔、砚、墨、纸
今天以笔、墨、纸、砚为文房四宝,最早提到这四宝的是王羲之的老师卫铄(或称卫夫人,272—349),次序是笔、砚、墨、纸,见于她的《笔阵图》:“笔要取崇山绝仞中兔毫,八九月收之,其笔头长一寸,管长五寸,锋齐腰强者。其砚取煎涸新石,润涩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庐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角胶,十年以上,强如石者为之。纸取东阳鱼卵,虚柔滑净者。”这说明,晋朝以来,中国文字的书写工具(笔、墨、砚)和受写材料(纸)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书体也就没有什么变化。
(五)行书得名之由
行书的名字怎么来的?唐开元间书家张怀瓘《书断·上》中有“行书”一节,说:“案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他的意思是说,“行书”得名之由是“务从简易,相间流行”。“相间”应该是说跟正书相间,即有些字写得跟正书一样,有些字则写得比正书简易一点。“流行”在这里的意思略同“使用”,不是后世“流行”之义。因为“相间流行”就叫“行书”?这多少有些勉强。
今考南朝宋书法家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论钟繇的书法时,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后来南齐书法家王僧虔(426—485)在《又论书》中也提到钟繇三体,显然是沿袭羊欣的说法。但值得注意的是“三曰行狎书,行书是也”一句,这说明“行书”一词,是来源于“行狎书”。什么是“行狎书”?说详细一点,就是“行于狎者之间的书”,“狎”是亲密、亲近的意思,所以“行狎书”就是在亲友之间使用的书体,是用来通信息表问候(“相闻”)的尺牍,有别于前面的铭石书和章程书。铭石书和章程书要求正规,不得马虎,“行狎书”因为是在亲近者之间所使用的书体,就可以比较随便,比较“简易”。行狎书后来简称行书。所以“行书”得名之由,不是“相间流行”,而是从“行狎书”简化而来。
(六)茧纸和茧纸家风
“茧纸”一词今人多错解,《辞源》“茧纸”条解为“用茧丝制作的纸”;《辞海》“茧纸”条也解作“用蚕茧做成的纸”,并且说:“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用蚕茧纸、鼠须笔写《兰亭序》,见张彦远《法书要录·唐何延之兰亭记》。”这个错解由来已久,何延之和张彦远都是唐朝人,后来宋高宗赵构在《翰墨志》中也沿用过这个说法:“唐何延年谓右军永和中,与太原孙承公四十有一人,修祓禊,择毫制序,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
其实茧纸不是用蚕茧做的纸,而是种蚕的纸。什么是种蚕的纸?就是养蚕的时候,让蚕蛾把卵下在纸上,以备来年孵蚕。王羲之家人人习书,他们家的纸不论做什么用,先都用来练字,家里的下人(当时叫“门生”)便用这些写废的纸来种蚕,于是就有人偷偷地从这些“茧纸”中选取好的保存下来。此事见南朝宋书家虞龢《论书表》:“子敬门生以子敬书种蚕,后人于蚕纸中寻取,大有所得。”故“茧纸家风”一语即称述王家之书法传统也。例如清乾隆帝为《三希堂法帖·王珣伯远帖》所写的跋语中就说:“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并美。”如果把“茧纸”解释为“用蚕茧做的纸”,那么“茧纸”就只是一种好纸而已,与“家风”何关?难道只有王家会用好纸,而其他书法世家如卫家、钟家、张家、谢家、郗家就不会用?王家的“家风”难道仅仅表现在会用好纸写字上吗?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七)书法与书法家
书法的本义是作书之法,也就是写字的法则、法度、方法。书法在古代是一个定名词组而不是一个词,跟我们今天把书法当成一个名词来用是有明显的差别的。我们今天常说的“书法作品”“书法艺术”“书法理论”等,在古人看来都是不通的。“书”“法”二字连用在古书中并不多见,最早见于梁武帝萧衍(464—549)的《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后来有明朝项穆的《书法雅言》和清朝宋曹的《书法约言》。较早的时候,多言势而不言法,如蔡邕的《九势》、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势》、王羲之的《笔势论十二章》等。
至于“书法家”,在古文中几乎完全没有这个词,古人只说“能书人”(如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或“书人”(如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唐以后开始有“书家”一词出现,“书法家”则几乎完全无人用过。因为“书法家”这个说法,在古人看来也是不通的,就像“书法作品”“书法艺术”“书法理论”之不通一样。
(八)东晋的写经体
世人都知道唐人写经体,敦煌卷子中就有不少卷子是用写经体写成的,字体娟秀,大小整齐,几乎跟现在印刷体一样。但写经体究竟起于何时,似乎无人论及。
王羲之为道人抄经换鹅的故事为多书所载,其中以南朝宋书家虞龢《论书表》记载较详细:“又羲之性好鹅,山阴昙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如果我们举这个故事来说明东晋的时候已经有了写经体,恐怕大多数人不会同意,说王羲之写的未见得是写经体。但王僧虔《论书》论汉末以来书家三十余人,其中有一条说:“谢静、谢敷并善写经,亦入能境。”说二谢“并善写经”,这里的“写经”显然不能解作抄写经书,而是一种书体,说“善写经”就相当于说“善隶、草”“善行、草”“善楷书”。下面接着说“亦入能境”,就是说他们在写经这一体上,可以达到“能品”的境界。如果把“并善写经,亦入能境”解释为“他们都善于抄写经书,也达到能品的境界”,好像也通,但意思就完全不合逻辑了,难道二谢只有在抄经书的时候才抄得好,写别的字就不行了吗?所以这里的“写经”显然是书体的名字。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写经体至少在东晋的时候已经有了(二谢是东晋人,大约与王献之、戴逵同时),而不是晚到唐朝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