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书论札记

历代论书之文多矣，翻阅之余，每有会心。现整理若干则，公诸同好，并求指教。文中所举文献皆取自《历代书法论文选》。此书上、下两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共收集整理了历代书法论文六十九家九十五篇，虽然所收论文尚有遗漏错讹，但仍是目前所见较为完整的传统书法论文选集。

（一）中国书法艺术的普及在造纸发明以后

此论文集第一篇论文是赵壹的《非草书》。赵壹是东汉有名的辞赋家，其活动时间大约在东汉光和（178—184）年间，与蔡邕（132—192）、张芝（？—约192）同时。文中说时人沉迷于草书，“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十天要废掉一支笔，一个月要用掉几丸墨，弄得衣服、嘴巴都常常是黑的，由此推知，当时应该是用笔墨在纸上写字了，不然不会出现这种状况。考蔡伦造纸是东汉元兴元年（105）的事，到赵壹的时候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至少在上层社会纸张已经普及了。有了成本不昂、得来较易的纸张，才有书法艺术的普及。赵壹之前无人论及书法，其原因盖亦在此。

（二）“永字八法”的前身

从隶书到楷书，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其成熟的标志是“永字八法”的定型。“永字八法”的定型大约是中唐的事。“永字八法”现存两个口诀，其中第二个是柳宗元（773—819）所作。“永字八法”本身显然也有一个逐渐定型的过程，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的《九势》已经出现了“啄”“磔”“掠”“勒”等名目，可见“永字八法”在汉末已经开始萌芽了。事实上，汉末也正是隶书变楷书的关键时期。

蔡邕“九势”如下：

1.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

2.转笔，宜左右回顾，无使节目孤露。

3.藏锋，点画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尔。

4.藏头，圆笔属纸，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

5.护尾，画点势尽，力收之。

6.疾势，出于啄磔之中，又在竖笔紧趯之内。

7.掠笔，在于趱锋峻趯用之。

8.涩势，在于紧駃战行之法。

9.横鳞，竖勒之规。

到唐朝初年，著名书法家欧阳询（557—641）有《八诀》之文，就更接近“永字八法”了，他的《八诀》就是讲八种笔画，只是跟“永字八法”的八种笔画还不完全一样罢了。他的“八诀”如下：

1.“ヽ”如高峰之坠石。

2.“”似长空之初月。

3.“ー”若千里之阵云。

4.“ㄧ”如万岁之枯藤。

5.“”劲松倒折，落挂石崖。

6.“”如万钧之弩发。

7.“”利剑截断犀象之角牙。

8.“”一波常三过笔。

同期稍晚的唐太宗李世民则有《笔法诀》一文，“永字八法”几乎呼之欲出了。下面是他讲十五种笔法的要点：

1.为点必收，贵紧而重。

2.为画必勒，贵涩而迟。

3.为撇必掠，贵险而劲。

4.为竖必努，贵战而雄。

5.为戈必润，贵迟疑而右顾。

6.为环必郁，贵蹙锋而总转。

7.为波必磔，贵三折而遣毫。

8.侧不得平其笔。

9.勒不得卧其笔，须笔锋先行。

10.努不宜直，直则失力。

11.趯须存其笔锋，得势而出。

12.策须仰策而收。

13.掠须笔锋左出而利。

14.啄须卧笔而疾罨。

15.磔须战笔外发，得意徐乃出之。

这里对“永字八法”所包含的所有笔画几乎都提到了，比八法还广，只是还没有定型为口诀而已。

（三）三体、四体、五体、六体：中国书法的体式

西晋书法家卫恒（？—291）作《四体书势》，四体谓“字”“篆”“隶”“草”。这里的“字”指的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所有的古文奇字，包括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钟鼎文、石鼓文、六国异文等，没有固定字体，其实不能跟下面的“篆”“隶”“草”并列。所以卫恒的四体认真说起来只有三体。这给我们两个启发：第一，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中国书法是处在自在的阶段，不仅没有正式的体，也没有成规则的法，所以基本上谈不上“艺术”二字。北朝书家王愔《古今文字志目》上卷录古书三十六种，中卷录秦、汉、三国吴书家五十九人，下卷录魏、晋书家五十八人，上卷只有书体而没有书家的名字，中卷、下卷所录书家，以李斯为首。南朝书家羊欣（370—442）《采古来能书人名》也以李斯为首。以后凡论及书家者莫不以李斯为首。这些都可以说明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书法才有真正的体式，书法艺术也才有可能走上自为的阶段，因此也才有“能书人”“书人”“书家”（按：古无“书法家”之名，参看下面第七条）。第二，中国书法的体式大而言之其实只有三种：一、篆书;二、隶书（包括后来的楷书和行书）;三、草书（包括章草与今草）。这三种体式所用的笔法是不同的，也是三大类：一、圆笔，不连，用于篆书;二、方笔，不连，用于隶书;三、方圆并用，加上连笔，用于草书。

魏晋以后，篆书用得越来越少，隶书又从汉隶逐渐变为楷书，从此楷书成为正体，手书时则为行书，章草渐渐被今草所代替，于是书法的体式就成为五体：篆、隶、楷、行、草。

我个人认为，东晋王献之结合行书与草书，创造了一种当时名为“破体”的新书法，而这种新书法被后世书法家广为喜爱，我觉得应该把它单独列出来，名之曰“行草”。这样，中国书法目前尚在使用的主要就是六体：篆、隶、楷、行、草、行草。又，唐张怀瓘有《六体书论》，以大篆、小篆、八分、隶书、行书、草书为六体，今已不行。

（四）文房四宝：笔、砚、墨、纸

今天以笔、墨、纸、砚为文房四宝，最早提到这四宝的是王羲之的老师卫铄（或称卫夫人，272—349），次序是笔、砚、墨、纸，见于她的《笔阵图》：“笔要取崇山绝仞中兔毫，八九月收之，其笔头长一寸，管长五寸，锋齐腰强者。其砚取煎涸新石，润涩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庐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角胶，十年以上，强如石者为之。纸取东阳鱼卵，虚柔滑净者。”这说明，晋朝以来，中国文字的书写工具（笔、墨、砚）和受写材料（纸）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书体也就没有什么变化。

（五）行书得名之由

行书的名字怎么来的？唐开元间书家张怀瓘《书断·上》中有“行书”一节，说：“案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他的意思是说，“行书”得名之由是“务从简易，相间流行”。“相间”应该是说跟正书相间，即有些字写得跟正书一样，有些字则写得比正书简易一点。“流行”在这里的意思略同“使用”，不是后世“流行”之义。因为“相间流行”就叫“行书”？这多少有些勉强。

今考南朝宋书法家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论钟繇的书法时，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后来南齐书法家王僧虔（426—485）在《又论书》中也提到钟繇三体，显然是沿袭羊欣的说法。但值得注意的是“三曰行狎书，行书是也”一句，这说明“行书”一词，是来源于“行狎书”。什么是“行狎书”？说详细一点，就是“行于狎者之间的书”，“狎”是亲密、亲近的意思，所以“行狎书”就是在亲友之间使用的书体，是用来通信息表问候（“相闻”）的尺牍，有别于前面的铭石书和章程书。铭石书和章程书要求正规，不得马虎，“行狎书”因为是在亲近者之间所使用的书体，就可以比较随便，比较“简易”。行狎书后来简称行书。所以“行书”得名之由，不是“相间流行”，而是从“行狎书”简化而来。

（六）茧纸和茧纸家风

“茧纸”一词今人多错解，《辞源》“茧纸”条解为“用茧丝制作的纸”;《辞海》“茧纸”条也解作“用蚕茧做成的纸”，并且说：“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用蚕茧纸、鼠须笔写《兰亭序》，见张彦远《法书要录·唐何延之兰亭记》。”这个错解由来已久，何延之和张彦远都是唐朝人，后来宋高宗赵构在《翰墨志》中也沿用过这个说法：“唐何延年谓右军永和中，与太原孙承公四十有一人，修祓禊，择毫制序，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

其实茧纸不是用蚕茧做的纸，而是种蚕的纸。什么是种蚕的纸？就是养蚕的时候，让蚕蛾把卵下在纸上，以备来年孵蚕。王羲之家人人习书，他们家的纸不论做什么用，先都用来练字，家里的下人（当时叫“门生”）便用这些写废的纸来种蚕，于是就有人偷偷地从这些“茧纸”中选取好的保存下来。此事见南朝宋书家虞龢《论书表》：“子敬门生以子敬书种蚕，后人于蚕纸中寻取，大有所得。”故“茧纸家风”一语即称述王家之书法传统也。例如清乾隆帝为《三希堂法帖·王珣伯远帖》所写的跋语中就说：“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并美。”如果把“茧纸”解释为“用蚕茧做的纸”，那么“茧纸”就只是一种好纸而已，与“家风”何关？难道只有王家会用好纸，而其他书法世家如卫家、钟家、张家、谢家、郗家就不会用？王家的“家风”难道仅仅表现在会用好纸写字上吗？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七）书法与书法家

书法的本义是作书之法，也就是写字的法则、法度、方法。书法在古代是一个定名词组而不是一个词，跟我们今天把书法当成一个名词来用是有明显的差别的。我们今天常说的“书法作品”“书法艺术”“书法理论”等，在古人看来都是不通的。“书”“法”二字连用在古书中并不多见，最早见于梁武帝萧衍（464—549）的《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后来有明朝项穆的《书法雅言》和清朝宋曹的《书法约言》。较早的时候，多言势而不言法，如蔡邕的《九势》、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势》、王羲之的《笔势论十二章》等。

至于“书法家”，在古文中几乎完全没有这个词，古人只说“能书人”（如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或“书人”（如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唐以后开始有“书家”一词出现，“书法家”则几乎完全无人用过。因为“书法家”这个说法，在古人看来也是不通的，就像“书法作品”“书法艺术”“书法理论”之不通一样。

（八）东晋的写经体

世人都知道唐人写经体，敦煌卷子中就有不少卷子是用写经体写成的，字体娟秀，大小整齐，几乎跟现在印刷体一样。但写经体究竟起于何时，似乎无人论及。

王羲之为道人抄经换鹅的故事为多书所载，其中以南朝宋书家虞龢《论书表》记载较详细：“又羲之性好鹅，山阴昙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如果我们举这个故事来说明东晋的时候已经有了写经体，恐怕大多数人不会同意，说王羲之写的未见得是写经体。但王僧虔《论书》论汉末以来书家三十余人，其中有一条说：“谢静、谢敷并善写经，亦入能境。”说二谢“并善写经”，这里的“写经”显然不能解作抄写经书，而是一种书体，说“善写经”就相当于说“善隶、草”“善行、草”“善楷书”。下面接着说“亦入能境”，就是说他们在写经这一体上，可以达到“能品”的境界。如果把“并善写经，亦入能境”解释为“他们都善于抄写经书，也达到能品的境界”，好像也通，但意思就完全不合逻辑了，难道二谢只有在抄经书的时候才抄得好，写别的字就不行了吗？所以这里的“写经”显然是书体的名字。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写经体至少在东晋的时候已经有了（二谢是东晋人，大约与王献之、戴逵同时），而不是晚到唐朝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