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时代

一

客人离开了，我手里还拿着他们刚刚议论过的一帧照片，在银色的相框里，满头鬈发的诗人斜披着黑红相间的围巾，右手搭在左臂上，双眼凝视着左前方，露出犹豫不决的神情。

我把照片放在书架上一排普希金的诗作前，想念着圣彼得堡莫伊卡河滨他的公寓房间，昏暗中，那张深红色的沙发陪伴着诗人度过了他的日落时分。普希金的身边是果戈理和莱蒙托夫。手指滑过书脊的时候，一个又一个复杂的作家与他们笔下复杂的人物或隐或显，终于停在屠格涅夫的《罗亭》身边。半个世纪之前，我曾经在晚饭后奔跑在戈壁滩上，希望在熄灯号响起之前，抵达二十里开外的另一个连队，为的是取得一本残缺不全的《罗亭》。现在的这一本是台北“脸谱”的出版品，脸谱，多好的名字，让人想到面具，想到面具掩盖着的全然不同的灵魂。再过来便是“木马文化”出版的十二卷本托尔斯泰。小学刚毕业就深深地爱上了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一个甲子过去了，这份情感依然炽热，只是隐藏得更加深了。猛然，手指触摸到《日瓦戈医生》，它在这里，当然是因为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与托尔斯泰的友情。紧跟着便是《日瓦戈事件》，“网络与书”的出版品，由“大块文化”发行。这本书，与我自己血肉相连。

1956年，丁香花开放的时候，距离北京几千公里的莫斯科发生了一件事：一位派驻莫斯科的意大利记者在苏联同事的陪同下前来当时的“作家村”，从帕斯捷尔纳克手上取得了《日瓦戈医生》的手稿。这部手稿绝对没有法子在苏联出版，而若是没有在苏联出版过的文学作品率先在西方出版，居住在苏联的作者则会有大麻烦。帕斯捷尔纳克绝对能够想象那麻烦会有多大，因此，告别之时，他跟那位意大利记者说：“你就此受邀参加我的处决仪式。”这是以性命相搏了。为什么义无反顾？因为“这是《日瓦戈医生》，希望有机会出现在世人面前”。

2017年，我也有新书出版，是《塞尚》。那时候，我投身艺术家传记工程已经两年，《林布兰》之后是《塞尚》。温文尔雅的表象之下是一个顽强的灵魂，一位不向世俗低头、奋战不息的伟大艺术家。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走进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米开朗琪罗》已经开笔。粗糙的衣食、不修边幅的仪容、满是老茧的双手丝毫无法掩盖这位艺术家灼灼的光芒。

客人离开了。我必须结束我在书海上某个小岛的停留，回到工作中。现在，我面对的是列奥纳多·达·芬奇，2003年由TASCHEN出版的Leonardo da Vinci—The Complete Paintings and Drawings，导论作者是著名艺术史家佐尔纳。我把这本书摊放在阅读架上，这样才能在日光灯和自然光线的交集中看到细部，那些若隐若现、若假似真的笔触，让我迅速穿越五百年的时空，感受列奥纳多下笔时的心境以及画中人物的心绪，以及每一个细节所要传达的意涵。

在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在《天使报喜》面前，导览像轰赶羊群的牧人一样，请观众离开大天使加百列，请大家不要只盯着那厚重的围墙，请大家走到童贞圣母一侧……那时候，我正站在圣母的左后方。列奥纳多的这幅作品与韦罗基奥艺坊的产品趣味大异，童贞圣母没有垂下眼帘，没有将双手交叠在胸前，没有表达虔敬。列奥纳多笔下的圣母从正面看似乎是漠然的，从她左后方看，便看到了她已经克服了慌乱与困惑，抱定心意准备与圣子一道接受惨烈的磨难。那催人泪下的笔触是要在那个特定的位置上才能看清楚的。眼下，我在书房里，细细地看着被放大了的画面，披在椅子扶手上的蓝色披风、放在经卷上的右手、举起来的左手、专注的眼神都有了非凡的意义。我松了一口气。

下一个篇章要谈到《吉内薇拉·班琪》肖像，有人谈到她的病弱，谈到她没有孩子的失落，也有人谈论列奥纳多作画的技巧，阳光照亮了班琪的眼睛，“在她的眼角右方留下了光点”。阳光是从班琪的左方照射过来的，亮点如何会停留在眼角右方？翻到这本大书的第四十与第四十一页。班琪美丽的双目被放大，阳光投射下来的金色亮点停留在瞳孔的左侧，这是晕染的精湛技艺，列奥纳多的指纹留在了班琪右眼的左眼角，温柔金色的下方。这一双眼睛里没有病弱，没有失落，只有高贵，只有直面人生的坦然与睿智，只有列奥纳多对世间女子深切的痛惜。我凝视着，伸出手指轻抚列奥纳多的指纹，满心感激。

一个意大利词脱口而出：sfumato，雾状的渐显，雾状的渐隐，列奥纳多的拿手。

窗外，山茶的嫩叶伴着春风舞动，淡定优雅的语声“不客气”渐渐消散在风中。

我回到计算机前，手指触摸到键盘，按了下去。

二

《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是俄国诗人与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他生活和工作的时代恰逢沙皇俄国末期与苏联时期。

我最近重温彼得·芬恩与彼特拉·库维所撰写的报告文学《日瓦戈事件》。芬恩先生曾经担任《华盛顿邮报》通讯记者及该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库维女士则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讲师。《日瓦戈事件》根据大量史料与收藏于世界各地已经解密的档案数据如实记叙了光明与黑暗在一本获诺贝尔奖小说背后的角力，以及小说作者及其家人、友人等所遭遇到的一切。书末，两位作者列出了四十页的详尽索引，告诉读者，这本书里没有虚构，只有证据确凿的如实书写，目的只在于还原真相。

帕斯捷尔纳克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印象派画家，是托尔斯泰的挚友。托尔斯泰故去的时候，父亲带着二十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前往阿斯塔波沃车站，在站长室里为托翁画下了遗容。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已经二十七岁。我们可以说，帕斯捷尔纳克用十年时间完成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有着自传色彩，小说主人公尤里·日瓦戈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分身。小说极具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特色，讴歌了俄国灿烂的传统文化与人文风景。小说作者也在书中预见了自己将要遭受到的苦难，以及自己心爱之人所遭受到的凌虐。

帕斯捷尔纳克清楚地知道这本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苏联是不可能出版的。就在这本书成书的年代里，上头已经盯上了这本书的作者同他的女性友人伊文斯卡娅。伊文斯卡娅不但遭到刑囚，而且被流放西伯利亚，刑期五年。那是1950年的事情。

就在流放与死亡的阴影之下，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将《日瓦戈医生》的俄文书稿交给了意大利驻莫斯科记者丹杰罗。丹杰罗返回米兰，将书稿交给了出版人费尔特内里。《日瓦戈医生》意大利文版于1957年出版，随后其他语种的文本陆续出版。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围绕着《日瓦戈医生》在国际范围内的斗争在台面上正式展开。翻译、出版、流传这本书的一方与力图禁锢、毁灭这本书及其作者的一方展开了殊死之战。帕斯捷尔纳克遭到全方位的围剿，工作被剥夺，被指为“西方的走狗”“无根的国际人”“苏维埃的叛徒与敌人”，被苏联作家协会除籍，差点被赶出国门。此时此刻，为了伊文斯卡娅的安全，帕斯捷尔纳克在高兴地知会瑞典皇家科学院他将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后，不得不又发电报表示他“谢绝受奖”。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情势彻底逆转。1988年1月到4月，苏联《新世界》杂志连载了当年被他们退稿的《日瓦戈医生》。1989年，俄文版《日瓦戈医生》终于能够在苏联正式面对广大读者。与此同时，瑞典皇家科学院邀请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叶夫格尼前往斯德哥尔摩，科学院常任秘书司杜列·阿连在一个简短庄重的仪式上宣读了帕斯捷尔纳克“接受”与“谢绝”的两封电报，心情激动的叶夫格尼上前代替父亲接下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牌。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理由是“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

催人泪下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退让并没有解救伊文斯卡娅，她同女儿都在帕斯捷尔纳克逝世后被判刑流放西伯利亚劳改营。令人欣喜的是，伊文斯卡娅在流放四年之后获释，写了回忆录并且以俄文在巴黎出版，而且她活到了1995年。

事实上，在冷战期间，美国情报局利用各种民间渠道送进苏联的书籍超过一千万册。1959年，有一本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被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收进“特别典藏部”，这本书正是中央情报局与荷兰情报局印制出来的杰作。苏联解体之后，这家图书馆改名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这本世界上最早的来自西方的俄文版《日瓦戈医生》也被解禁。

是什么样的意志支持天才的小说家，那位紧张兮兮、凄惨无比、灾祸缠身、厄运连连的诗人完成这部小说，并且下决心要让世人看到《日瓦戈医生》？从将书稿交给西方人那天起，帕斯捷尔纳克继续孤寂地生活了四年，直到生命的终点。在他告别这个世界之后，数千民众为他送行。

小说家临终前跟儿子叶夫格尼说：“我跟影响力巨大的平庸生活对抗了一辈子，单打独斗，想要尽情展现人类的天赋、自由与创意。”

三

由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的《香港短篇小说选》卷首告诉我们，每一位入选作者都写下了他们的历史时刻;每一位入选作者都为一个消逝的时代一个消逝的城市倾注了感情，捕捉了些许光影。

这本书所收集的短篇小说的作者群，早已经是获奖无数的著名作家，他们的作品读者耳熟能详，他们的作品被无数读者珍藏。

陶然的《元老》写尽了在某公司工作了二十五年的五十岁“老人”苍凉的心境，这位勤勤恳恳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他将怎样面对日后的岁月？

也斯的《边界》对于今日的“全球化”提出了诘问。作者笔下的文化人到过许多的大城市，他也在1991年去过华盛顿，为了看一场斯波尔丁·格雷的独角戏而来到了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的乔治梅森大学。典型的都会人，好不容易到了离华盛顿市中心二三十公里的乔治梅森大学的演艺中心，看完了戏竟然心惊胆战地迷失在剧场周边的树林里，梅森并非边缘学校，而是一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否则也不会请到格雷这样的戏剧家。作者没有说那个晚上那位迷路者怎样回到华盛顿下榻的旅馆，但我这个本地人却能够想象在他惶恐不安的时候，善良好客的梅森人一定发现了他的不安与无助，将他平安地送到了灯火辉煌的维也纳地铁站。不消一时三刻，他已经走进旅馆房间，可以从容地继续写他未写完的信件以及前一个地方的故事。我们都有跨越边界的经验，写下来便是历史与文化的一部分。

钟玲玲的《历史时刻》告诉我们，历史时刻是这篇小说的唯一主题，而且这篇文字不只是一篇小说，“几经磨损之后”所呈现的面貌正在告诉我们，许多的历史时刻与香港的命运息息相关。

董启章的《永盛街兴衰史》不但追寻了香港上环一条街消失的过程，预见到在废墟上将耸立起一座商业大厦的必然，而且追寻了祖孙三代人对这条街、对历史、对人生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在追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祖母的容颜，听到了祖母银丝一样的歌声，也看到了父亲认为“永盛街只不过是祖母的梦”。现实中，父亲则将自家偷渡而来的亲戚赶出门去，随他去自生自灭。

西西的《血滴子》所描摹的并非那在空中飞旋取人首级的致命武器，而是手术后病人所用的吸纳血水的滴盘。为什么进手术室，因为乳腺癌。今年，西西已经八十四岁，距离她写这篇小说的时间已经三十年。毫无疑问，她抗癌成功，或者说，她找到了与癌症共生存的办法。首先是“不要怕”，再来便是积极地、充满乐趣地阅读与写作。当我们在这本书里看到“不要怕”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的共鸣是多方面的，不怕癌症、不怕瘟疫、不怕邪恶，用我们自身的力量不懈地捍卫本应属于我们的健康。西西在病床上阅读《巨人传》，提到了黑藜芦，说是两千年前，此植物可以治疗神经系统方面的病症，例如疯癫;或者按照西西的看法，老师用这药草去“泻掉”学生“脑筋里的疾病与恶习”。

合上书本，我的眼睛看到了后院中在残雪之上怒放的藜芦，五颜六色的花丛中有漆黑如暗夜的黑藜芦。藜芦有毒，适量使用却是极佳的消炎止痛剂。红狐狸脚痛不利于行，会来到花丛中，揉搓藜芦的叶子疗伤，然后迈着舞步离去。

合上书本，听到张恨水、老舍、张爱玲的低语：“甚好，甚好。”

他们也曾经用文字记叙消逝的时代，消逝的城市。这些文字都在我的珍藏之列。

四

零雨2022年诗集新作的标题是《女儿》，封面青翠，春风中的温柔绿意。打开内页，诗人将这本书题献给“母亲”。世间母女之间的事情最是错综复杂，马上感觉封面的温柔只是阳光下的一个角度，诗作本身会展现更宽广更深邃的面向，让我们细察诗人借着转换与移位所提供的更多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