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君山摩崖梵字石刻者及其时间考

一

笔者得知岳阳君山有梵文字的摩崖石刻，是读到巫白慧先生撰写的《岳阳君山摩崖石刻梵字考释》一文，文章记述了他应岳阳市文物管理处和君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的邀请，与温玉成、熊傅薪、孙宝刚和陈湘源一道于1999年4月26日对岳阳君山摩崖石刻梵文字的考察情况，该文原载于《岳阳职工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一期。后又检索到巫白慧先生的另外一篇文章，即《岳阳君山摩崖石刻的传说》，发表在《世界宗教文化》2001年第二期，两篇文章的内容大致相同但述说各有偏重。

巫白慧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经以僧人身份（白慧法师）受国民政府委派留学于由印度诗人泰戈尔与中国学者谭云山合作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精通梵文、巴利文与藏文，当时即被时任中国学院院长的谭云山先生称之为“当代玄奘”，他对梵字的考释当然具有权威性。但是，他却既认为该梵字石刻“是属于佛教的咒语”，又称是“公元7—8世纪之间曾经有过印度密宗高僧，或通晓梵语的中国大德驻锡君山，进行过中、印佛教文化交流活动，离开时，特意在摩崖壁上镌刻和这两个梵字，留作永恒的纪念。因此，这面刻着悉昙体梵字的摩崖石壁，可以说是中、印文化交流史的见证，是一件稀有的、具有极高价值的历史文物，为它制定妥善的保护措施，是事不宜迟的。”此后，湖南省有关部门据此鉴定将其认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不要说用佛教的咒语作为“留作永恒的纪念”是否合适，考察组的所有人均忽视了一个最为重要的细节，就是这两通石刻所在之崖壁的位置，高于濒临洞庭湖湖水的滩头仅仅一米左右。每年洞庭湖水位始涨于4月，7至8月最高，此为洞庭湖的丰水期；11月至翌年3月为枯水期，当地俗谚有“洪水一大片，枯水几条线”“霜落洞庭干”之说。换言之，在每年的丰水期，这两通石刻均会被湖水淹没。如果是作为到此一游的纪念性石刻，应该镌刻在君山的某座山峰的崖壁上，而不会刻在仅仅只能在寒风凛冽、树木凋零并不适宜游览之冬季（含季前季后若干时间）才可以看见的濒水之崖壁上。这些，都是考证该石刻究竟为何时、何人所镌刻的重要依据。因而有人认为，这些摩崖石刻梵字经“专家破解后，引出更大的谜团”。

那么君山的这两通摩崖石刻梵字，究竟是谁以及在什么时间所镌刻？镌刻这些梵字的目的是什么呢？试作考证如下。

二

要对君山这两通石刻梵字的镌刻者、时间进行考述，首先必须知晓这是什么性质的石刻。

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和“重湖”，处于长江中游荆江南岸，跨岳阳、汨罗、湘阴、望城、益阳、沅江、汉寿、常德、津市、安乡和南县等县市。北纳长江的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来水，南与西接湘、资、沅、澧四水及汨罗江等小支流，由岳阳市城陵矶注入长江，古代曾号称“八百里洞庭”。洞庭湖之名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因湖中洞庭山（即君山）而得名。君山古称“洞庭山”“湘山”，相传为湘君（尧女舜妃）所游处，故名“君山”，为洞庭湖中的一个小岛，距岳阳城十五公里，与千古名楼岳阳楼遥遥相对，被“道书”列为天下第十一福地（宋·张君房撰《云笈七签》卷二十七“洞天福地·七十二福地·第十一君山”）。君山名胜古迹甚多，文化底蕴深厚，在古代甚至被视为神灵所居之“神山”。

早期从印度或西域来华的佛教僧人，无论是经陆路或海路来华，他们一般都是驻锡于人烟密集之地，尤其是城市，佛教的寺院也大多是修建在城市及其近郊，既便于传播佛教，又便于获得檀越的供养，也方便信众的进香拜佛。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之南禅兴起之后，禅师们为了修证契悟，减少外界的干扰，才寻觅较为偏僻之地修建个人禅居的庵堂和僧人聚居的丛林及寺院，自耕自养，自给自足。五代时期，楚王马氏崇信佛教，在所辖地域内重修或新建了大批的寺院。即以岳阳地区为例，《岳阳风土记》云：“（岳阳）诸邑僧寺大小百区，多五代时所建。”洞庭湖是湖湘四水以及长江水系的经流之湖泊，烟波浩渺，波涛汹涌，在古代交通不便，故孤悬于湖中的君山有“人可至而不可居”之语，并不是一处合适的寺院修建之地。在唐代之前，君山并无佛教寺院；最早的寺院为楚王马氏所修建。《岳阳风土记》记载：“君山崇胜寺，旧楚兴寺也。有井曰柳毅井。”当时马楚在湖南的其他地方也修建有一些同名的寺院。例如在永州（零陵），《（光绪）湖南通志》记载：“楚兴寺，在县西四十里，五代时楚马氏屯兵于此，夜闻钟声，遂建寺以镇之。寺有高丽国僧铁山塔。”当时以“楚兴寺”命名的寺院多为新修，乃马氏楚国为国祚绵延长久祈福之寺院，故以此命名。此类寺院均免征科率，此即《岳阳风土记》所云：“岳阳旧隶武安军日，有天策府户部下免楚兴寺科率帖，开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据此可知，《（乾隆）岳州府志》记载：“崇圣寺在县西十五里君山上。据湖山之胜。晋建。有古银杏大数十围，即秦王火树。国朝康熙初年，僧徧奕住持重修。”称君山楚兴寺的创建时间为晋代，乃误。

将君山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历史梳理清楚之后，便可以看出，在唐代之前，君山上并无佛教寺院，因此不会是“吸引过四面八方的佛家僧俗前来参观朝礼”的“佛教圣地，佛事隆盛”，当然更不会是“曾经有过印度密宗高僧，或通晓梵语的中国大德驻锡君山，进行过中、印佛教文化交流活动”；而作为“神山”的君山，也不是随便可以刻石留念的，尤其是历代执政当局对于出家之僧、道管控甚严，对于异域来华的僧人尤其如此；如果他们在君山镌刻了谁都不认识的怪异文字，很可能引起民间百姓乃至官府的猜疑和制止。如果是“留作永恒的纪念”，也必定会留下镌刻的时间及人物姓名等，就像在湖南的其他地区如永州的浯溪、朝阳岩等处的摩崖石刻一样。况且，在古代交通不便的君山上镌刻如此较大面积的摩崖石刻，工程量及花费的时间必定不少，这也是游览君山的历代官宦文士非常之多，撰写的诗文更是不胜枚举，但在君山留下题咏石刻的却非常罕见的原因之一。

结合该梵字石刻的具体内容，要在君山上镌刻如此文字，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其一，该石刻的书丹者（镌刻当然另有石匠）必须精通佛教密宗的梵字；其二，既然镌刻在君山上，必然与君山或者洞庭湖直接相关；其三，必须取得当地官府的同意甚至支持；其四，清理石壁、镌刻文字的工程量不小，必须具备一定的时间和财力；其五，必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目的性，而不是一般之即兴题咏；其六，最重要的是，该梵字石刻镌刻于濒临湖水之滩头的崖壁上并在丰水期将会被淹没，更将石刻内容的针对性与目的性指向了洞庭湖的湖水之内，这也表明，镌刻这些梵字石刻的时间必定在11月至翌年3月的枯水期内；其七，由于唐代著名文士张说于唐玄宗开元三年（715）贬谪至岳州担任刺史时游览君山，曾见过这些梵文字，故其镌刻年代应该是在梵文字悉昙字母系统出现之公元五世纪之后至张说看见这处摩崖石刻之前的这一不长的时间段内。

满足了这些条件，答案便呼之欲出了。其实，唐代张说已经给出了答案。

张说（667—730），字道济，一字说之。洛阳（今属河南）人。唐朝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早年参加制科考试，策论为天下第一。历任太子校书郎、凤阁舍人、兵部员外郎、工部侍郎、兵部侍郎、中书侍郎加任弘文馆学士、中书令加集贤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右丞相、左丞相等，又多次因故外放担任地方官，如相州刺史、岳州刺史、荆州长史、并州长史等，被封为燕国公。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十二月病逝，享年六十四岁，获赠太师，谥号“文贞”。他前后三次为相，执掌文坛三十年，成为开元前期的一代文宗。

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张说贬谪至岳州担任刺史。在此期间，他游览了岳州各地的名山胜水，留下了许多诗文。其《游洞庭湖湘》二首之二中有句云：“岩坛有鹤过，壁字无人识，滴石香乳溜，垂崖灵草植。”（载《张燕公集》卷八）在诗中，张说将君山之镌刻有梵字的这处石壁称之为“岩（崖）坛”。结合梵字的内容，可以得知，他所见到的是一处曾经举办过佛事之曼荼罗坛场的遗址，只是他已经不知道此坛场为何人所修建，也不认识崖壁上的梵字。巫白慧先生等人其实已经确认该梵字石刻“是属于佛教的咒语”，但却未与张说的“岩坛”之说相联想，真可谓失之交臂。

张说是一位佛教居士，他曾经以“翻经学士”的身份参与对唐代著名译经僧义净（635—713）所翻译之佛教律部经典《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佛经翻译家三藏法师菩提流志（？—727，南印度人）所翻译之佛教宝积部经典《大宝积经》等佛经的中文译稿进行审读工作（分别见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卷第一，以及唐·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卷首），又曾经分别给著名高僧玄奘法师（602—664）所译撰之《大唐西域记》和唐代佛学高僧法藏法师（643—712）撰述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撰写叙（序）言（分别见唐·玄奘译，辩机撰《大唐西域记》卷首，以及唐·法藏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卷末）。他虽然不认识梵字，不懂梵文，但对于唐代极为流行之各种佛教密宗的坛场（曼荼罗）还是比较熟悉的，也应该见证过曼荼罗仪轨的活动，因此，他在诗歌中判定此处镌刻有摩崖梵字的遗址原为一处“坛场（岩坛）”，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他在一千多年之前所看到该遗址的场景，显然比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东西要多，可能还有其他的遗迹，字迹当然也更为清晰。

曼荼罗为梵文的音译，又可音译作“曼拏罗”“曼陀罗”等，意译为“坛”或“坛场”，是举行各种佛事活动的结界或场所，亦可以结坛（修建“坛场”）作为施行佛事仪轨的场所。

当我们知晓这里原为一处佛教密宗的坛场之后，就可以与前文所述之必须具备的七个条件完全合拍。也就是说，这是一位精通佛教密宗梵字（密咒）及曼荼罗仪轨的高僧，于某年冬季的洞庭湖枯水季节，在取得当地官府的同意甚至支持下，修建了这处针对（作用于）洞庭湖的坛场，以实施某种仪轨。所谓“仪轨”，也是从梵语中迻译过来的，原指密部本经所说诸佛、菩萨、天部等，于秘密坛场之密印、供养、三昧耶、曼荼罗、念诵等一切仪式轨则，后转为记述仪式轨则之经典的通称。全称为秘密瑜伽观行仪轨、念诵仪轨、秘密仪轨、三摩地仪轨等，或称修行法、念诵法、供养法、三摩地法、密轨等。

那么是谁、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目的修建了这处坛场呢？答案就是：活动于六朝梁、陈至隋代的著名高僧、天台宗的创派者智顗禅师（智者大师）为了超度洞庭湖的水族所修建。

三

智顗禅师（538—597），俗家姓陈，字德安。祖籍颍川（今河南许昌），晋代时家族因避战乱徙居荆州华容（今湖北监利），后人以此落籍于荆州华容。他七岁时即好往伽蓝，诸僧口授普门品一遍，即诵持之。年十八，投湘州果愿寺法绪座下出家受十戒。未久，奉师命诣慧旷律师学律藏。后入大贤山，研读《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又进修“方等忏”等。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入光州大苏山参谒慧思，慧思为其示普贤道场，讲说四安乐行，遂居止之。他二十三岁时拜慧思为师，修习禅法，证得法华三昧。既而代慧思开讲筵。陈光大元年（567），慧思临去南岳时，智顗受其嘱咐入金陵（今江苏南京）弘传禅法。陈太建元年（569），智顗于瓦官寺开讲《法华经》，从而树立新宗义，判释经教，奠定了天台宗教观之基础。他住瓦官寺前后凡八年，除讲《法华经》而外，还讲《大智度论》和《次第禅门》（即《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写出《六妙法门》等书。陈太建七年（575），他离开金陵，初入天台山创立伽蓝，又往寺北的华顶峰行头陀行，昼夜禅观，并建降魔塔。陈太建十三年（581），收灌顶为弟子——灌顶后来被崇为天台宗五祖。陈至德三年（585），他再到金陵，住灵曜寺，为陈后主讲《大智度论》《仁王般若经》等。后移居光宅寺，讲《法华经》。弟子灌顶随听随记，录成《法华文句》。此后智顗所讲经义多由灌顶笔录成书。陈亡入隋后，他以时方丧乱，遂游化荆、湘二州，又慕慧远之高风而隐修于庐山，弘扬天台教义。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遣使到庐山坚请智顗往扬州传戒，他即前去为杨广授菩萨戒，被授予“智者”称号。自此人称其为“智者大师”。次年（592），他回到故乡荆州，于当阳县玉泉山创立玉泉寺。此后两年（593—594），在玉泉寺讲《法华经玄义》和《摩诃止观》。开皇十五年（595）春，智顗又从杨广之请再到扬州，撰《净名经疏》。同年九月，辞归天台，重整山寺，习静林泉，时年五十八岁。开皇十七年（597）圆寂，世寿六十岁，僧腊四十年。他生平造寺三十六所，度僧一万五千人，写经一十五藏，造金铜塑画像八十万尊。入寂后，晋王杨广依其遗愿在天台山另行创建佛刹，后于大业元年（605）题名为国清寺。智顗为中国佛教天台宗四祖（一般追述印度龙树为初祖，北齐慧文禅师为二祖，南岳慧思禅师为三祖），也是实际的该宗派创立者。

智顗在中国佛教史上的贡献巨大，这里只谈其与本文题旨相关之事迹。智顗在陈太建年间入锡天台山后，便因“此山溪接江源，连亘海际。渔捕簄业，交横塞水。杀戮既多，煮炙无算。夭伤物命，有足悲者”，因而开法宣讲《金光明经》。《金光明经》的全名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在古代与《法华经》《仁王经》同为镇护国家之三部佛经。这部经典有五种译本，分别为北凉昙无谶译四卷本《金光明经》、南朝陈真谛译七卷（或六卷）本《金光明帝王经》、北周耶舍崛多（一说阇那崛多）译五卷本《金光明更广大辩才陀罗尼经》、隋代宝贵等合（糅编）八卷本《合部金光明经》与唐代义净译十卷本《金光明最胜王经》（简称《最胜王经》）。智顗至少可以读到前二、三种早期的译本。这部佛经开宗明义便称“是金光明，诸经之王”，其重点在《寿量品》以下之四品。其中的《忏悔品》《赞叹品》则谓金鼓光明之教法、金光明忏法之功德；此后之诸品则叙说四天王镇护国家及现世利益之信仰。古代中国金光明忏法之流行，均因信仰本经所致。对智顗放生、护生思想影响尤其巨大的是该经卷第四《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简称《流水品》。该品经文叙述的主要内容是佛坐在菩提树下，对树神说了这样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