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头棒喝

一

梁启超四岁开始学习《诗经》，六岁读中国史、“四书五经”等，九岁能作千字文，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十七岁中举，主考官赏其才华，将妹妹许配给他。梁启超早慧，堪称神童。八九岁时，有客人来，出上联“东篱客赏陶潜菊”，梁启超对曰：“南国人思召伯棠。”客人惊叹，赞其必成大器。梁启超幼年嗜食咸鱼，一位客人就让他以咸鱼为题作诗，梁启超脱口两句：“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客人大赞其才思敏捷。

不过，梁启超却认为，他的“知有学”源自康有为的“当头一棒”。梁启超中举后，经友人推荐，决定拜康南海有为先生为师：“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梁启超感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对于处于困境或迷茫中的人来说，一句当头棒喝能让其迷途知返，甚至起死回生。

李欧梵在哈佛读研究生时一度萎靡不振、心情苦闷。他自我分析，这种苦闷与压抑不是来自学业而是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影响。当时身为哈佛研究生的他很自卑，他觉得班上的同学个个能言善辩、聪慧敏捷，而自己则笨口拙舌、灰头土脸。那段时间，他沉默不语，即使走在风景如画的哈佛园中，也破帽遮颜，匆匆而过。一天，他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地在哈佛校园中漫无目的地闲逛，因为低着头，差点撞上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老者中气十足，对李欧梵大喝一声，声若洪钟，道：“年轻人，抬起头来，天下没有应付不了的难事！”

老者这句“当头棒喝”，让抑郁缠身的李欧梵瞬间醒悟。他的人生观也为之一变：生活上要重新做人，改变萎靡不振的精神面貌；学习上，要从零开始，摆脱患得患失的心态。可以说，老者这句提醒让李欧梵意识到，必须振作起来，重塑自我，否则会彻底淹没在悲观失望的迷雾中。

李欧梵后来多次谈及这次奇遇，说：“我四十多年在美国的学术生命，就靠这位陌生老人一句话之赐！”

不止李欧梵，很多人都因为一句“当头棒喝”而改变某种顽固的看法，人生因此豁然开朗。

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工作，情绪很坏，就给在北京的老师沈从文写信诉苦，沈从文回信中给这位昔日西南联大弟子来了一句“当头棒喝”：“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沈从文“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与哈佛老者“年轻人，抬起头来，天下没有应付不了的难事”，从效用来说，异曲同工。

二

徐复观原本是个军官，他之所以要叩学问之门，是受了熊十力先生的启发。1943年，身着军装的徐复观初次去勉仁书院拜见熊十力，请教熊氏应该读什么书，熊氏叫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过了些时候，徐复观再去看熊十力，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熊问，有什么心得？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他的许多不同意的地方。熊十力未听完便怒声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出息！”

这一骂，骂得身为将军的徐复观目瞪口呆，脑筋乱转：“原来这位先生骂人骂得这样凶！原来他读书读得这样熟！原来读书是要先读出每一部的意义！”徐复观感慨：“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他还强调：“恐怕对于一切聪明自负但并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骂！”

熊十力还在给晚辈的一封信中解释，读书最关键的是“心诚”：“吾年十六七，便以革命从戎，狂野不学。三十左右，因奔走西南，念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又目击万里朱殷，时或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以为祸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自是不作革命行动，而虚心探求中印两方之学。自恨前此一无所知，至遇人不敢仰首伸眉，其衷怀之怆痛甚深也。余信学问之事不由天启，不由人授，唯自心之诚，发不容已，将夙昔习染痛切荡除，而胸无滞碍，则天地万物之理自尔贯通，而不知其所以。古人所谓至诚所感，金石为开，至此始信其非妄语也。”

1947年，熊十力在接受《读书周刊》记者访问时，说了一番“读书必先立志”的话：

读书必先有真实的志愿。前云须定趋向，然若无真实志愿，则不足以达其所趋向。凡人无志愿者，则其生活虚浮无力，日常念虑云为，无往不是苟且，无往不是偷惰，无往不是散漫，如是而欲其读书能有所引发以深造自得，此必不可能之事也。

人必有真实志愿，方能把握其身心，充实其生活，如诸葛武侯所谓“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王阳明所谓“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人果能如此激发志愿，则胸怀广大，鄙私尽消。象山所谓“才一警策，便与天地相似”，诚非虚语。如此，则神明昭彻，而观物虑事，必能极其精而无蔽，综其全而不乱。其于读书也，必能返之己所经验，而抉择是非，洞悉幽隐，曲尽书之内容而不失吾之衡量。故其读书集义，乃融化的，而非堆集的；乃深造自得的，而非玩物丧志的。如此读书，方能助长神智，而有创造与发明之望。若其人茫无志事，浑身在名利胶漆桶中，虽好博览载籍，增益见闻，要为浮泛知识，不可得真知正解，只是小知，不堪大受。社会上若只有此辈，其群必日益昏乱以趋于亡。故学者不徒贵读书而已，必先有志愿以立其本。

读书先要立志，这一点浦薛凤有亲身体会。在清华读书时，有几位学习认真的同学天不亮就起床去自修室读书。浦薛凤也效仿他们，早起赴自修室选读韩昌黎文章数十篇。后来有一次，教古文的赵老师让他们写一篇作文“读孔子世家书后”，浦薛凤一挥而就写了一页半，主旨是探讨司马迁不把孔子生平作为列传而作为世家的原因。文章批阅下来，赵老师密点双圈，大加赞赏：“言简意赅，文句老练，其佳处从昌黎处得来。”浦薛凤早起读韩文并未告知赵老师，但赵老师却从其文笔窥出端倪。浦薛凤由此对赵老师的学问更加佩服，同时还领悟出：“文章风格气韵确实具有派别。”

当时还有一门札记课，每次按老师要求花一小时写一篇读书札记，浦薛凤常获高分。由这两件事，浦薛凤认识到，无论读书、写作，“要到相当程度，亦需自己立志”，他在文章中感慨：“天下事并无不劳而获；欲求倘来之幸福，无异缘木而求鱼。”

三

当然，学会读书，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要从书中吸取营养，从而提高自己的做人与写作水平。荀子说过三句箴言：“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萧公权认为，若把这三句话改为“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便可以作为写作学术性文章的座右铭。

姜亮夫曾就读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在龚道耕、林思进两位老师指导下研读《诗经》《尚书》《左传》《荀子》《史记》《汉书》《说文解字》《广韵》。龚先生对姜亮夫说：读这些书就好似唱戏的吊嗓子、练武功。林先生则指出，作诗万不可从读诗话入手，读史万不可从读史论入手：“某日余侍先生于霜柑阁，询余近读何书，因敬报读《文史通义》，但多不了了。先生笑曰：‘你还老实，读不懂是应当的。此类书如某某诗话、词话、史论、经论等，作者可能是一生心血；而读者如君辈，则不过助谈资而已。二十四史未读过，如何能读《文史通义》？工部全集未读过，如何能读诸论杜诗之作？论史论文在学识已深湛者，可能得所启迪；君辈读此等书，则一生无成矣。’”

姜亮夫告诉弟子傅杰，林先生这番话他一生奉为圭臬。后来傅杰在章太炎文中读到“学无绳尺，鲜不眯乱，徒知派别，又不足与于深造自得者”，觉得章氏这番话与林先生的话都是真知灼见，值得牢记。

傅杰认为，对于有志钻研文史者，林先生对姜亮夫说的那番话就是一句“棒喝”。

说到读书，张潮《幽梦影》一番话不可不记：“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用书不难，能记为难。”

1941年，王叔岷考取中央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报到当天见到傅斯年，便呈上诗文请傅所长指教。傅斯年问他打算研究何书，王叔岷答：《庄子》。傅斯年严肃地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接着，傅斯年翻翻王叔岷的诗文，补充一句：“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文章。”这句“当头棒喝”，让王叔岷意识到，既然来到研究所，只能坚守书斋，痛下功夫。

几年下来，王叔岷遵循师训，以校勘训诂为基础，博览群书，广辑资料，终摸到学术门径。1944年8月，王叔岷完成了《庄子校释》一书，博得傅斯年的赞许。

王国维任清华国学研究所导师时，听说弟子黎东方想办一份刊物，立即对他说：“刊物不必办。以你们这样年龄，应该多读书，少写文章。即使写了，也不必发表。”

黎东方说，王国维这番“软软”的训斥让他“终身受用不尽”。

四

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读初中时有位老师叫丁约斋，他三句关于读书的话冯其庸记了一辈子。第一句：“读书要早，著书要晚。”“读书要早”，丁老师的理由是：人的一辈子就那几十年，如果迟迟不读书，读书的时间就很少了，能读的书也不多了，要尽量多读书，所以很小的时候就要下功夫读书。为啥“著书要晚”呢？丁老师的解释如下：写书是给后人看的，不仅是给自己看，假如你的知识、你的认识、你的结论不正确，就会贻害后人，所以，晚一点，观点成熟一点，见解准确一点，就不会贻害后人。

丁老师第二句话是：“读书要从识字始。”就是说，读书不能囫囵吞枣，要把字音、字形、字义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读懂书。冯其庸说：“我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重要性，所以读书的时候不放过每一个字，包括自以为认识了的字。”冯其庸因为老师这句话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把《说文解字》这样的书置于案头，便于随手查阅。

丁老师第三句话是：“自己写的文章要能背。”每位学生交作文，丁老师先让他背一遍，背不出来，丁老师不收。冯其庸认为，丁老师这个训练很独特。因为要能背，必须反复读，反复读，就会发现文章里的问题，不断修改，这样，文章就会越写越好。冯其庸暮年回忆：“丁老师当时这三句话，我一直到现在都记着，我觉得丁老师，是我碰到的很有见解的老师之一。”

启功因家道衰落，中学未毕业就辍学了。十八岁后，好心的亲友想为启功谋一份稳定的职业，就请傅增湘先生去找陈垣。启功没有大学文凭，陈垣安排他教初一的国文。一年后，启功因文凭不过硬，被分管中学的张院长解聘。

陈垣爱才，不忍心看到启功在家赋闲，虚度时光，就安排他去美术系任教。尽管工作很努力，完全可以胜任这一工作，但分管美术系的还是那个重文凭的张院长，一年后，启功再次落聘。正值抗战时期，启功不工作，家里就揭不开锅。为了活命，做了伪职。过了几个月，陈垣又找到启功，问他想不想教书？这一回，陈垣安排他去教大一的国文。

抗战结束后，北平市某局局长想在辅仁大学找人帮忙，找到启功，请他做某科科长。做科长，薪水要高很多，启功犹豫不决，就去问老师。陈垣问：“你母亲愿意吗？”启功答：“她不太懂得，让我请教老师。”陈垣再问：“你自己觉得怎样？”启功答：“我少无宦情。”陈垣笑了，说：“既然你并无宦情，那我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你想想看，你适合做哪个？”启功恍然大悟。立即给那位局长写了封辞谢信。他把信给老师过目，老师点点头，说：“值三十元。”启功不能完全明白老师这句话的含义，但他知道，对自己的选择，老师是赞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