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头棒喝
作者: 魏邦良一
梁启超四岁开始学习《诗经》,六岁读中国史、“四书五经”等,九岁能作千字文,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十七岁中举,主考官赏其才华,将妹妹许配给他。梁启超早慧,堪称神童。八九岁时,有客人来,出上联“东篱客赏陶潜菊”,梁启超对曰:“南国人思召伯棠。”客人惊叹,赞其必成大器。梁启超幼年嗜食咸鱼,一位客人就让他以咸鱼为题作诗,梁启超脱口两句:“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客人大赞其才思敏捷。
不过,梁启超却认为,他的“知有学”源自康有为的“当头一棒”。梁启超中举后,经友人推荐,决定拜康南海有为先生为师:“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梁启超感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对于处于困境或迷茫中的人来说,一句当头棒喝能让其迷途知返,甚至起死回生。
李欧梵在哈佛读研究生时一度萎靡不振、心情苦闷。他自我分析,这种苦闷与压抑不是来自学业而是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影响。当时身为哈佛研究生的他很自卑,他觉得班上的同学个个能言善辩、聪慧敏捷,而自己则笨口拙舌、灰头土脸。那段时间,他沉默不语,即使走在风景如画的哈佛园中,也破帽遮颜,匆匆而过。一天,他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地在哈佛校园中漫无目的地闲逛,因为低着头,差点撞上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老者中气十足,对李欧梵大喝一声,声若洪钟,道:“年轻人,抬起头来,天下没有应付不了的难事!”
老者这句“当头棒喝”,让抑郁缠身的李欧梵瞬间醒悟。他的人生观也为之一变:生活上要重新做人,改变萎靡不振的精神面貌;学习上,要从零开始,摆脱患得患失的心态。可以说,老者这句提醒让李欧梵意识到,必须振作起来,重塑自我,否则会彻底淹没在悲观失望的迷雾中。
李欧梵后来多次谈及这次奇遇,说:“我四十多年在美国的学术生命,就靠这位陌生老人一句话之赐!”
不止李欧梵,很多人都因为一句“当头棒喝”而改变某种顽固的看法,人生因此豁然开朗。
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工作,情绪很坏,就给在北京的老师沈从文写信诉苦,沈从文回信中给这位昔日西南联大弟子来了一句“当头棒喝”:“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沈从文“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与哈佛老者“年轻人,抬起头来,天下没有应付不了的难事”,从效用来说,异曲同工。
二
徐复观原本是个军官,他之所以要叩学问之门,是受了熊十力先生的启发。1943年,身着军装的徐复观初次去勉仁书院拜见熊十力,请教熊氏应该读什么书,熊氏叫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过了些时候,徐复观再去看熊十力,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熊问,有什么心得?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他的许多不同意的地方。熊十力未听完便怒声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出息!”
这一骂,骂得身为将军的徐复观目瞪口呆,脑筋乱转:“原来这位先生骂人骂得这样凶!原来他读书读得这样熟!原来读书是要先读出每一部的意义!”徐复观感慨:“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他还强调:“恐怕对于一切聪明自负但并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骂!”
熊十力还在给晚辈的一封信中解释,读书最关键的是“心诚”:“吾年十六七,便以革命从戎,狂野不学。三十左右,因奔走西南,念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又目击万里朱殷,时或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以为祸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自是不作革命行动,而虚心探求中印两方之学。自恨前此一无所知,至遇人不敢仰首伸眉,其衷怀之怆痛甚深也。余信学问之事不由天启,不由人授,唯自心之诚,发不容已,将夙昔习染痛切荡除,而胸无滞碍,则天地万物之理自尔贯通,而不知其所以。古人所谓至诚所感,金石为开,至此始信其非妄语也。”
1947年,熊十力在接受《读书周刊》记者访问时,说了一番“读书必先立志”的话:
读书必先有真实的志愿。前云须定趋向,然若无真实志愿,则不足以达其所趋向。凡人无志愿者,则其生活虚浮无力,日常念虑云为,无往不是苟且,无往不是偷惰,无往不是散漫,如是而欲其读书能有所引发以深造自得,此必不可能之事也。
人必有真实志愿,方能把握其身心,充实其生活,如诸葛武侯所谓“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王阳明所谓“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人果能如此激发志愿,则胸怀广大,鄙私尽消。象山所谓“才一警策,便与天地相似”,诚非虚语。如此,则神明昭彻,而观物虑事,必能极其精而无蔽,综其全而不乱。其于读书也,必能返之己所经验,而抉择是非,洞悉幽隐,曲尽书之内容而不失吾之衡量。故其读书集义,乃融化的,而非堆集的;乃深造自得的,而非玩物丧志的。如此读书,方能助长神智,而有创造与发明之望。若其人茫无志事,浑身在名利胶漆桶中,虽好博览载籍,增益见闻,要为浮泛知识,不可得真知正解,只是小知,不堪大受。社会上若只有此辈,其群必日益昏乱以趋于亡。故学者不徒贵读书而已,必先有志愿以立其本。
读书先要立志,这一点浦薛凤有亲身体会。在清华读书时,有几位学习认真的同学天不亮就起床去自修室读书。浦薛凤也效仿他们,早起赴自修室选读韩昌黎文章数十篇。后来有一次,教古文的赵老师让他们写一篇作文“读孔子世家书后”,浦薛凤一挥而就写了一页半,主旨是探讨司马迁不把孔子生平作为列传而作为世家的原因。文章批阅下来,赵老师密点双圈,大加赞赏:“言简意赅,文句老练,其佳处从昌黎处得来。”浦薛凤早起读韩文并未告知赵老师,但赵老师却从其文笔窥出端倪。浦薛凤由此对赵老师的学问更加佩服,同时还领悟出:“文章风格气韵确实具有派别。”
当时还有一门札记课,每次按老师要求花一小时写一篇读书札记,浦薛凤常获高分。由这两件事,浦薛凤认识到,无论读书、写作,“要到相当程度,亦需自己立志”,他在文章中感慨:“天下事并无不劳而获;欲求倘来之幸福,无异缘木而求鱼。”
三
当然,学会读书,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要从书中吸取营养,从而提高自己的做人与写作水平。荀子说过三句箴言:“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萧公权认为,若把这三句话改为“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便可以作为写作学术性文章的座右铭。
姜亮夫曾就读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在龚道耕、林思进两位老师指导下研读《诗经》《尚书》《左传》《荀子》《史记》《汉书》《说文解字》《广韵》。龚先生对姜亮夫说:读这些书就好似唱戏的吊嗓子、练武功。林先生则指出,作诗万不可从读诗话入手,读史万不可从读史论入手:“某日余侍先生于霜柑阁,询余近读何书,因敬报读《文史通义》,但多不了了。先生笑曰:‘你还老实,读不懂是应当的。此类书如某某诗话、词话、史论、经论等,作者可能是一生心血;而读者如君辈,则不过助谈资而已。二十四史未读过,如何能读《文史通义》?工部全集未读过,如何能读诸论杜诗之作?论史论文在学识已深湛者,可能得所启迪;君辈读此等书,则一生无成矣。’”
姜亮夫告诉弟子傅杰,林先生这番话他一生奉为圭臬。后来傅杰在章太炎文中读到“学无绳尺,鲜不眯乱,徒知派别,又不足与于深造自得者”,觉得章氏这番话与林先生的话都是真知灼见,值得牢记。
傅杰认为,对于有志钻研文史者,林先生对姜亮夫说的那番话就是一句“棒喝”。
说到读书,张潮《幽梦影》一番话不可不记:“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用书不难,能记为难。”
1941年,王叔岷考取中央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报到当天见到傅斯年,便呈上诗文请傅所长指教。傅斯年问他打算研究何书,王叔岷答:《庄子》。傅斯年严肃地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接着,傅斯年翻翻王叔岷的诗文,补充一句:“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文章。”这句“当头棒喝”,让王叔岷意识到,既然来到研究所,只能坚守书斋,痛下功夫。
几年下来,王叔岷遵循师训,以校勘训诂为基础,博览群书,广辑资料,终摸到学术门径。1944年8月,王叔岷完成了《庄子校释》一书,博得傅斯年的赞许。
王国维任清华国学研究所导师时,听说弟子黎东方想办一份刊物,立即对他说:“刊物不必办。以你们这样年龄,应该多读书,少写文章。即使写了,也不必发表。”
黎东方说,王国维这番“软软”的训斥让他“终身受用不尽”。
四
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读初中时有位老师叫丁约斋,他三句关于读书的话冯其庸记了一辈子。第一句:“读书要早,著书要晚。”“读书要早”,丁老师的理由是:人的一辈子就那几十年,如果迟迟不读书,读书的时间就很少了,能读的书也不多了,要尽量多读书,所以很小的时候就要下功夫读书。为啥“著书要晚”呢?丁老师的解释如下:写书是给后人看的,不仅是给自己看,假如你的知识、你的认识、你的结论不正确,就会贻害后人,所以,晚一点,观点成熟一点,见解准确一点,就不会贻害后人。
丁老师第二句话是:“读书要从识字始。”就是说,读书不能囫囵吞枣,要把字音、字形、字义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读懂书。冯其庸说:“我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重要性,所以读书的时候不放过每一个字,包括自以为认识了的字。”冯其庸因为老师这句话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把《说文解字》这样的书置于案头,便于随手查阅。
丁老师第三句话是:“自己写的文章要能背。”每位学生交作文,丁老师先让他背一遍,背不出来,丁老师不收。冯其庸认为,丁老师这个训练很独特。因为要能背,必须反复读,反复读,就会发现文章里的问题,不断修改,这样,文章就会越写越好。冯其庸暮年回忆:“丁老师当时这三句话,我一直到现在都记着,我觉得丁老师,是我碰到的很有见解的老师之一。”
启功因家道衰落,中学未毕业就辍学了。十八岁后,好心的亲友想为启功谋一份稳定的职业,就请傅增湘先生去找陈垣。启功没有大学文凭,陈垣安排他教初一的国文。一年后,启功因文凭不过硬,被分管中学的张院长解聘。
陈垣爱才,不忍心看到启功在家赋闲,虚度时光,就安排他去美术系任教。尽管工作很努力,完全可以胜任这一工作,但分管美术系的还是那个重文凭的张院长,一年后,启功再次落聘。正值抗战时期,启功不工作,家里就揭不开锅。为了活命,做了伪职。过了几个月,陈垣又找到启功,问他想不想教书?这一回,陈垣安排他去教大一的国文。
抗战结束后,北平市某局局长想在辅仁大学找人帮忙,找到启功,请他做某科科长。做科长,薪水要高很多,启功犹豫不决,就去问老师。陈垣问:“你母亲愿意吗?”启功答:“她不太懂得,让我请教老师。”陈垣再问:“你自己觉得怎样?”启功答:“我少无宦情。”陈垣笑了,说:“既然你并无宦情,那我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你想想看,你适合做哪个?”启功恍然大悟。立即给那位局长写了封辞谢信。他把信给老师过目,老师点点头,说:“值三十元。”启功不能完全明白老师这句话的含义,但他知道,对自己的选择,老师是赞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