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的使命、困境与出路
作者: 陈平原
人文学者喜欢说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实则很大程度受制于大环境—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放长视线,具体学者,小困难可以自己克服,若碰上大运势,个人无能为力,只能在观察、思考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我不太相信有哪位著名学者或思想家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若真的时运不济,能独善其身就已经很不错了。
无论回忆或畅想,都有个时间尺度问题。太过“古老”或无限“遥远”,都不是讨论问题的最佳入口。我更愿意在可审视、可明察、可把握的视野中,讨论“过去”与“未来”。若这么定位,三十年或许是个比较合适的尺度—也就是一代人在历史舞台上表演的时间。
现在就以“三十年河东”的视野,来谈论中文系的远虑与近忧—涉及国际政治、科技进步、学院文化以及具体的研究策略。
一、 大时代与小学科
十一年前,我在《读书》杂志发表《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主要讨论五个话题:第一,日渐冷清而又不甘寂寞的人文学;第二,官学与私学之兴衰起伏;第三,为何人文学“最受伤”;第四,能否拒绝“大跃进”;第五,一代人的情怀与愿望。结论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大概是念现代文学的缘故,我相信前路茫茫,既是坟墓,也有鲜花。”
又到了转折关头,只好先“瞻前”,再“顾后”。最近两三年,我多次在演讲中回望全球化时代及其危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全球化”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及其日常生活。从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到二00一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WTO),标志着中国的产业(乃至文化)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再到二0二0年中美对抗加剧,叠加三年疫情,全球化之路变得波诡云谲。这个并不遥远的“大趋势”,无时无刻不制约着我们中文系的教学与研究。
从事学术史研究,审视前辈的足迹,不能只局限于国内政治,还应牵涉国际环境—前者往往与后者互相勾连,密切相关。不仅谈论反右、“文革”、改革开放等重要关口,而且将其放置在冷战大背景下来思考。十年前我在港中大教书时,曾撰写《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台大、港中大的“文学教育”》,仔细辨析两大阵营的对抗以及中国的独特位置、冷战背景下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如何崛起、不同国家/地区的中文系怎样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变迁等。最近两年,我也不止一次做题为《冷战背景下的文学史建构—以王瑶、普实克、夏志清为中心》的专题演讲,那是集合我好几篇文章而成,比如收入《小说史学面面观》(三联书店二0二一年版)中谈普实克与夏志清二文,还有我讨论王瑶先生的诸多文章。如此选题与立意,当然是别有幽怀,不仅指向历史,而且关涉当下。二0二三年春季学期,我在北大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其中第三讲“冷战时期的文学史建构(五十至七十年代)”,进一步扩充论述对象,掘发许多学者/ 著作背后不为人知的幽思。之所以一再致意冷战背景下东西学人的尴尬处境与隐微心思,是希望给年轻一辈提供借鉴,以回避各种随时可能出现的陷阱。
以我很不专业的推测,今日世界,既不可能完全倒回冷战时代的铁壁铜墙,也迥异过去三十年全球化的高歌猛进。前些天为一位老学生著作写序,感叹个人的天资与勤奋,必须有时代的大环境相配合,否则很难顺利绽放。“随着国际形势变得波诡云谲,地球村的愿景逐渐消逝,下一代中国学者的路能不能越走越顺,国际交流与合作到底该如何展开,目前谁也说不清。”
二、 从换笔运动、数码时代到ChatGPT
在中国语境中谈学问、学科与学人的命运,原先主要考虑政治(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突出经济,如今还得添上科技的因素。刚刚过去的这三十年,科技迅猛发展,彻底改变百姓的日常生活,谈论人文学的轨迹与进路,无法回避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很具体的例证,那就是个人电脑普及,以及网络时代的到来。
我是一九九三年开始使用电脑的,启蒙老师是著名哲学史家庞朴先生。庞先生那年六十五岁,早已功成名就,可迅速迷上了电脑。朋友中有谁需要安装、调试或使用个人电脑的,一个电话,他马上骑自行车上门指导。那年头,北大晋升高级职称,外语成绩之外,还得考电脑知识—包括IBM 的历史,DOS 系统的使用,以及你的中文输入速度。当初称之为“换笔运动”,参与者无不意气风发,也确实使得文人及学者的阅读、思考与写作发生巨大变化。但有一利必有一弊,换笔运动的后遗症,那就是读书人彻底远离毛笔与宣纸的古典时代,也不再有保存或研究手稿的习惯了。
不同于换笔运动的润物细无声,网络时代的来临,更像是疾风骤雨。二000年我撰写《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其中有一段,今天读来仍觉惊心动魄:
最大的担心,莫过于“坚实的过程”被“虚拟的结果”所取代。不想沉潜把玩,只是快速浏览,那还能叫“读书人”吗?如果有一天,人文学者撰写论文的工作程序变成:一设定主题(subject),二搜索(search),三浏览(browse),四下载(download),五剪裁(cut),六粘贴(paste),七复制(copy),八打印(print),你的感想如何?如此八步连环,一气呵成,写作(Write)与编辑(Edit)的界限将变得十分模糊。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对人文学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不要说凝聚精神、发扬传统、增长知识的功能难以实现,说刻薄点,连评判论文优劣以及是否抄袭,都将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谁能保证这篇论文不是从网上下载并拼接而成?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变革,谁都希望尽早洞察大趋势,以便趋利避害。可实际上,科技进步这匹狂傲的野马,其驰骋方向根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初谁也预测不到,还将有比网络检索神奇百倍的ChatGPT 出现。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ChatGPT,二0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发布,当即引起全球各界强烈震撼,其冲击波至今没有消停或减弱。人文学科同样感受到这一巨大冲击,朋友们纷纷上网测试,有不以为然的,也有搁笔长叹的,更多的是陷入沉思。
科技进步以及产业奇迹每年都有,但这回很不一样,相关报道让人胆战心惊。具体到不同职业,比如教师及医生还有没有存在价值,艺术家会不会被取代,人工智能技术多大程度影响人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众多讨论明显带有自我抚慰性质。若真的如OpenAI 研究人员预估的那样,“受影响最大的职业包括口译员和笔译员、诗人、词作者、公共关系专家、作家、数学家、报税员、区块链工程师、会计师和审计师,以及记者”,那毫无疑问,中文系的处境相当危险。若你交叉质询ChatGPT :“你对人文学科有何影响?”闭着眼睛也能猜到,回答必定是利弊参半。其中最直接的陷阱是,当写作可借助ChatGPT 完成时,人文学的价值骤降。也有学者对此持乐观态度:“从技术上看,以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改变了写作,但它们无法模仿人文学科的创造力、伦理道德和精神气质。”(郭英剑)这点我相信,问题在于,能从事真正意义上的独创性写作的,实在是少而又少。在这个意义上,从网络时代担忧的“写作与编辑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到ChatGPT 的直接生成各类你想要的文本,而不需要经过长期的文学教育或学术训练,这对人文学来说,绝对是巨大的灾难。
当然,若不是从社会评价的角度,而是着眼于个人修养以及气质形成,比如阅读经典的能力,洞察世界的幽微,理解人生的苦难,培养人性的高贵,所有这些确实是ChatGPT 所不具备的。在广州举办的二0二三“书香岭南”全民阅读论坛上,我被要求谈论“我们未来的阅读与创新力”,当初的报道是:
“在一个科技进步越来越快,生活越来越便捷的时代,全民阅读很可能是‘为己之学’。”陈平原认为,当下的全民阅读有别于职业培训,阅读是为了自己的修养、为了自己的愉悦、为了自己的生活充实。三十年后的阅读将变成什么样?陈平原提出了自己的畅想:“只要三十年后人们还继续读书,就应该多读‘无用之书’。三十年前计算机考试的教材是‘有用之书’,如今早已被淘汰。但三十年前读过的那些文史哲的‘无用之书’,却深深留在了人生里。因此,全民阅读应该提倡多读‘无用之书’,多读跨职业、跨学科、跨媒介的书。”
可这样的回答,能让心存疑虑的读者释怀吗?我实在没有把握。所以,我不敢如乐观者所言:“ChatGPT 的出现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人文学科的不可替代性。”
三、校园内外的中文系
转念一想,也许是我过虑了。因类似的警世恒言,并非第一次出现,既不能不听,也不能太信。比如,五年前我还听过比这更令人振奋,也更让人担忧的科技预言。
那是二0一七年一月十五日,首届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科学家大胆预言:十年后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思想;二十年后全球百分之八十的就业人口不用工作;三十年后人类可以实现不朽。我的直觉是,若这三大预言全都实现,世界将变得更加动荡,人类未来更为堪忧。看到我首先忧虑这百分之八十的闲人/ 废人如何度日,主持人说,全都改学文学艺术,很优雅的。真有这等好事吗?若有那么多人感觉自己完全无用,生活的意义何在?还有,若医学真的能让某些人不朽,那么谁来决定每个人寿命的长短,以及人类的新陈代谢如何完成?没有了死亡这个大限,整个人类的智慧及伦理全部都得重构。
回到眼下,人类未来与学科前途,远虑与近忧,我们都得关心。这就回到大学校园内,各院系之间的楚河汉界以及利益纷争,那更是迫在眉睫的难题。我曾专门撰文,主张从“学科文化”角度看“大学”,主要观点是:作为一种组织文化,大学内部的复杂性,很可能超越我们原先的想象。各有各的学术视野,各有各的专业趣味,各有各的偶像崇拜,也各有各的自尊与自爱。当这些趣味不同、发展途径迥异的学科集合在一起,组成知识共同体“大学”时,必然会发生摩擦与碰撞。所谓“大学管理”,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大学内部进行有效的协调与整合。
具体到我们长期学习、工作、服务的中文系,在当下中国,到底是强势还是弱势,我曾专门谈论这个话题,引起很多同道的感叹唏嘘(陈平原:《学科升降与人才盛衰—文学教育的当代命运》,《中华读书报》二0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外有世俗的薪酬比较,内有大学的经费分配,中文系为代表的人文学处境其实很不妙。作为个体的学者,你可以完全不顾世俗偏见,心无旁骛地读自己的书,走自己的路;可若顾及学科的发展以及作为整体的人文学者的历史命运,你又不能不有所反省。多年以前,我曾在一个座谈会上慷慨陈词,而后写成《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收入《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东方出版社二0二一年版),且将其置于篇首,以凸显我对这个话题的关切。
两年前,北大中文系纪念建系一百一十周年,我有幸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其中谈及每个国家的本国语言文学系,都是这个国家文化及精神建设的重要力量,而北大中文系对公众影响力之大,是很多院系所难以企及的。“很大程度,这是一种溢出的效应,也就是超越专业限制的影响力。有的院系很厉害,可他们的影响力局限在本专业之内。中文系你仔细看,它的老师及学生,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的发言姿态,以及他们影响社会的能量,是超越原先的专业设计的。”正因如此,谈各名校中文系的业绩,不能只看学科排名,甚至也不应局限于教育史或学术史,适当的时候,还得将目光延伸到文学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过去这样,希望以后也能如此。演讲博得满堂掌声,莅会的北大校长也起立鼓掌。但我知道,并非每个领导或学者都认同我的观点,只是公开说出来,总比憋在心里生闷气好。
四、四说“三足鼎立”
这篇文章的题目,原本为《中文系的困境与机遇》,最后删去“机遇”,突出了“使命”。为什么?因大家都喜欢听好话,偶尔说到困境,马上话锋一转,称“危机”就是“转机”。其实很难的,由危机四伏转变成生机勃勃,这样的机遇不能说没有,但必须是天时地利人和。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关键词一般在最后,原题很容易一转而为光明在前,成绩为主。其实,寻路的关键,在明白陷阱何在,才不会落入大话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