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乃馨的伦理困境

“南非剧院的脉搏在社区里跳动”是伊斯梅尔·穆罕默德（IsmailMahomed）对南非戏剧的深刻洞见。这位南非印度裔剧作家身体力行地扎根于社区剧院三十余年，被评论家称为“南非的萨尔曼·拉什迪”，这一比拟成了他戏剧生涯最好的注脚。穆罕默德始终秉持着文学承载社会使命、戏剧阐发政治诉求的观点创作，政治动乱、社会变革、宗教问题均为其作品常涉猎的主题。不过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自成一派的“问题戏剧”（Issue Theatre）——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彰显了剧作家对社会问题所持的审慎批判态度，戏剧色彩更是因其个人所处时代的激流奔涌而颇具先锋性。如此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和深刻的思想性，让穆罕默德在南非戏剧史上牢牢占据着一席之地。

《比玫瑰便宜》（Cheaper Than Roses ）是穆罕默德的中年得意之作，创作于一九九五年，是新旧南非交替之际。剧中“康乃馨”与“玫瑰”两大意象之较，隐喻了种族隔离时期有色人与白人的身份鸿沟；反复被呢喃的独白“比玫瑰便宜”，则映射了有色人艰难生存的现实。总而言之，随着主人公贝蒂的视角变换，该剧的三重伦理交织并行，既透视了有色人在时代背景下的内心茫然，也反映了剧作家意蕴深远的戏剧之思。

一、伦理选择中的个体道德

《比玫瑰便宜》以有色人贝蒂深夜独自等候火车开场。她时不时从包中拿出一瓶手霜，揉搓在手指关节上。这一动作将其思绪拉回到了过去：十八岁的贝蒂在社工的带领下离开布雷达斯多普。候车期间，社工不停地往她的手上涂抹手霜，以遮掩肤色不够白皙之处，而此举正是为了帮助贝蒂通过种族分类来改换其族裔归属。种族分类是基于南非一九五0年颁布的《人口登记法》展开的事件。它首先将南非人全部划分为白人、黑人、有色人、印度人四大族裔群体，同时允许血统难以界定的人享有改变种族身份的权利。通过种族分类后的贝蒂由有色人摇身一变成了白人，从此与家庭断绝来往，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关于剧中人的身份越界深受外部环境的牵动这一点自不待言，然而该人物在这一事件中所秉持的伦理观是什么，所面临的伦理选择又是什么？对此，戏剧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

依照彼时南非的社会种族伦理机制，混血儿被归入有色人族群。贝蒂是德犹混血儿，继承了德裔父亲的白皮肤和犹裔母亲的直发，这使得她看上去几乎与白人无异。而她的两个弟弟保罗和弗雷迪却相貌迥异，一位头发卷曲，一位肤色较黑。贝蒂一家生活在布雷达斯多普小镇。作为白人与黑人族群之间的有色人聚居缓冲带，该镇地处被南非主流群体隔离之处，是“分而治之”的直接产物。若从居家窗户往外看小镇，映入人们眼帘的只有两条光秃秃、锈迹斑斑的铁轨，毫无生气可言。贝蒂自小目睹母亲依靠后院的康乃馨谋生，迫切想要逃离。但荒芜、肮脏、贫困几乎笼罩着整个小镇，这让她明白自己根本无处可逃。“在布雷达斯多普，你只有两个选择……长大后成为一个贫穷的有色人，或者成为一个可怜的有色人。”小镇压抑封闭的环境和贫穷落后的生活构成了贝蒂的生存伦理诉求，但“生存伦理不仅包括人的物质上的生存，还包括人的精神上的生存”（伍倩：《〈温柔之歌〉：空间生产与空间暴力的伦理表达》，载《外国文学》二0二一年第四期）。在离开小镇成为白人前，每当有男性从身边走过时，贝蒂都敏感地察觉到他们把自己当成妓女，而等待救济的生活则让她感觉自己像一只蜷缩在窝里的狗，谈不上有丝毫的自尊。如果说小镇的窘迫生活是对个体生存的压榨，那么倍受屈辱的经历就是对个体尊严的抹杀，二者共同构成了贝蒂的生存伦理诉求。对生存与尊严的强烈渴望让贝蒂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困境，因此她与父亲在身份问题上爆发了激烈冲突。父亲认为有色人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是人类真正的始祖。贝蒂却将大屠杀和自己的种族并置，认定历史造就了大屠杀，而自己家就是一家子半种姓。父亲不在乎家里有没有面包，只求星期天他的棕色灯芯绒夹衣的翻领上有一朵白色康乃馨；贝蒂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她极度厌恶全家赖以为生的康乃馨。于是，贝蒂在十八岁时果断成为身份越界者。从伦理角度而言，她的追求是否有悖道德？然而当生存和种族二者产生冲突时，固守身份与安于贫苦的选择是否等同于伦理上的“善”？剧作家并未直接给出答案，却通过剧情的层层展开给予了更深层次的阐释。

“个体道德虽然以个体的面貌出现，但它却是居于社会宏观的立场。”（宋希仁：《社会伦理学》，山西教育出版社二00七年版）单从一家人得知贝蒂即将成为白人的复杂心理和反应便可知，她的个体道德面貌实际上反映了彼时南非的社会状况。社工上门提出要让贝蒂成为白人时，保罗试着将铅笔插进自己卷发里的举动，直接暴露出他想成为白人的微妙心理，因为种族分类需要用铅笔测量头发的曲直；敢怒不敢言的父亲选择不与社工打照面，完全是因为一家人全靠救济金生活，社工得罪不起。在贝蒂临走前，剧作家又以看似温情的笔墨描绘了这一家子。保罗和弗雷迪送给贝蒂一本《圣经》和一束康乃馨，希望她能离开小镇成为白人。继母森纳拿出了儿子西蒙的照片，告诉贝蒂一个秘密：小镇人都以为西蒙死了，其实西蒙也去参加了种族分类。随后，她叮嘱贝蒂不要再回小镇。至此贝蒂恍然大悟：小镇的伦理天平早已悄然倾斜，逃脱贫苦、成为白人的伦理观念已深入人心。由此来看，女主人公对伦理的违背其实是社会伦理变迁的冰山一角。从伦理的角度来说，她和其他渴望成为白人、欲图抛弃种族和家庭的有色人显然属于“恶”的范畴。然究其根本，是因为社会未能对边缘群体承担起伦理责任，于是导致他们只能追求所谓的“恶”。换言之，这种伦理上的“恶”是以自己的方式在追求公义。这恰恰与贝蒂所说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了“重建与发展”（注：二十世纪末，南非为稳定政局和复苏经济制定了“重建与发展”计划）不谋而合。

虽然种族分类的过程令贝蒂深感屈辱，但她仍旧得到了白人身份证，而后迅速断绝了家庭关系，以一名白人女性的身份开始了新生活。尽管我们无法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评判，但事实就是如此：从以血缘为基础的伦理身份来看，贝蒂与家庭的决裂破坏了家庭伦理；就族裔伦理身份来说，她伪装成白人混迹于约翰内斯堡的做法则违背了有色人的种族伦理。身处伦理困境中的人物“一旦做出选择，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四年版）。显然，贝蒂的伦理选择奏响了家庭伦理悲歌的前奏。

二、失序家庭的伦理悲歌

“家庭作为较小范围内的单个人的联合体，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00四年版）南非的种族隔离导致原有社会形态被打散，血缘与地缘社会关系也逐渐支离破碎，家庭共同体自然逐渐瓦解。作为社会镜像的贝蒂返乡以及返乡后的种种遭遇，真实地再现了南非传统家庭伦理在种族隔离语境下逐渐崩解的状况，谱写了一曲令人感伤的伦理悲歌。

夫妻伦理是家庭建构的首要因素。遗憾的是，贝蒂父母的夫妻伦理状态却不尽如人意，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糟糕。在她十四岁时，母亲为了永远逃离父亲选择自杀身亡。这一选择显然与夫妻间互敬互爱的伦理原则形成了悖论。“除了互敬互爱的伦理关系，传统的夫妻伦理还要讲求分工明确，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伦理秩序。”（刘靖宇：《卡勒德·胡塞尼新作〈群山回唱〉的家庭伦理解读》，载《郑州大学学报》二0一四年第四期）可是在贝蒂的叙述中，是母亲而非父亲凭一己之力扛起了家庭重担。她每天不辞辛劳地给康乃馨浇水施肥，然后拿着长成的康乃馨去小镇兜售。相比之下，理应是家庭顶梁柱的父亲在维持家庭生计方面总处于缺席的状态。他不在乎家里有没有面包的说辞暗示了这个男人对家庭责任的轻视。显而易见，这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秩序的破坏，也是最终导致贝蒂生母自杀的原因之一。在贝蒂将要离开小镇成为白人时，父亲因害怕失去救济而压抑怒火并回避与社工起冲突的做法，进一步从侧面说明了母亲在夫妻伦理关系中的真实地位，彻底暴露了父亲只能默许女儿做出选择的无奈心态，有力地印证了他在夫妻伦理建构中作为男性所缺乏的完善德性。可以说，夫妻伦理的崩坏已让家庭伦理摇摇欲坠。

在影响家庭建构的决定性因素中，亲子伦理仅次于夫妻伦理。经过伦理选择，贝蒂的伦理身份发生了改变。“身份的改变就容易导致伦理混乱，引起冲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一四年版）身份越界后的贝蒂离开小镇，携带一本《圣经》和一束康乃馨奔赴新的生活。十二年后，当种族隔离制度已经消亡时，贝蒂的父亲也病入膏肓、卧床不起。匆匆返乡的贝蒂仍然没有忘记携带《圣经》和康乃馨。显而易见，这两样物品陪伴贝蒂多年，成为她与故乡联结的纽带。剧中的康乃馨蕴意深厚，绝不单指鲜花的品种，而是隐喻的符号。它与玫瑰遥相呼应，分别成为有色人和白人的身份象征，也是该剧标题的内涵所指。小镇居民靠康乃馨过活，他们的婚丧嫁娶都离不开康乃馨。毫不夸张地说，康乃馨在此已摆脱了其原本的物理属性，化身为小镇居民的身份象征和精神寄托。《圣经》也是如此。贝蒂的父亲之所以喜爱《创世记》，是因为他觉得有色人身上不同族裔血液的融合，一如根属不同的亚当和夏娃的结合，从此开创了人类纪元。不过当贝蒂选择了白人身份后，康乃馨和《圣经》的功用悄然发生了转变，从父亲维系家庭秩序的载体变成了家庭失序的象征。在父亲弥留之际，贝蒂默读《创世记》的举动奇迹般地给他注入了活力。他开始挨个呼唤后辈的名字，却独独漏掉了贝蒂。失望之余的贝蒂递给了父亲一枝康乃馨，后者却将其抛在一边，然后闭上了眼睛。贝蒂在家庭共同体中宛如一个隐形人，其在场形同虚设。毫无疑问，贝蒂抛弃家庭和族裔身份的行为惹怒了父亲，导致他在弥留之际也不愿意选择和解，而被扔掉的康乃馨无疑成了有色人家庭伦理失序的注脚。

兄弟姐妹关系的冷漠也是贝蒂家庭伦理崩溃的写照。当贝蒂提着箱子穿过房门来看望垂危的父亲时，弟弟们却只是眼对着眼地盯着她看，被家人“看”的感觉让贝蒂浑身不自在。当她在父亲病榻前默读《创世记》时，贝蒂再次成了被“看”的对象。这一举动瞬间刻画出女主人公游离于家庭共同体之外的痛苦心理。贝蒂显然已被孤立，是“独立”于共同体的个体。不过贝蒂的孤立并不是单向性的，她也主动将自己游离于家庭共同体之外。当被七岁大的小男孩低声问及是不是回家的康乃馨时，贝蒂咒骂自己的弟弟居然让小孩拥有了有色人的身份意识。她甚至臆想弟弟们在父亲死后将手伸进他的钱包，就像两只狗一样为了骨头而干架。尖酸的评论书写了贝蒂与家人疏离而剑拔弩张、妄加猜测的内心想法，宣告了维系家庭共同体得以存在的“伦理性的爱”已然消散的事实。

贝蒂内心幻觉的立体化描述实则隐喻着她重建家庭伦理的诉求。在父亲的葬礼上，贝蒂看到了逝世多年的母亲出现在祭坛上整理着康乃馨。眼见母亲手中的康乃馨突然间变成了带刺玫瑰而周边人还一哄而上去争抢时，贝蒂没有阻止，反倒是伫立在原地冷眼旁观，直到她突然听到了大家都喊“阿门”时才从幻想中回归现实。陌生化的描述营造出了极佳的离间效果，通过破除生死屏障的幻想，剧作家超验地将贝蒂与他人原本共处的空间割裂开来，从而突出了主人公身处于家庭伦理困局之中涌动不安又迷离恍惚的心理状态。贝蒂觉得唯有自己能在葬礼上见到母亲，是因为她执着地认为：“这个家庭唯一能接纳我的，就只有远在天堂的母亲了。”这样的认知显然也蕴含着她被共同体排斥的无奈心理和自己对“伦理上的统一感”的渴望。

种族隔离不仅异化了个体的身份认同和道德认知，更从家庭层面摧毁了伦理体系。该剧通过父亲角色的失位、贝蒂的失语、族群分裂造成的失序复刻了转型之际南非失范的家庭伦理，然而这样的伦理失范并非个例，而是整个南非社会的缩影。

三、审慎批判下的乌班图复归

乌班图是存在于非洲本土、有别于西方的社会伦理表达。它“来自南部非洲恩古尼语系群，包括祖鲁语与科萨语”〔Thaddeus Met z ，“Ubuntu： The Good Life”. In： Michalos， A.C. （eds） Encyclopedia of Quality ofLife and Well-Being Research . Springer： Dordrecht， 2014〕。该社会伦理表达立足于“我之存在皆因他人之存在”的思想，强调人与他人、社会和世界的关系。它有着广泛的外延含义，如“博爱、互助、宽恕、理解”等，是一种建立于强烈的人道主义之上、古老的非洲本土世界观。南非称其外交为乌班图外交，可见，现下常将其作为该国一种重要的政治哲学概念进行探讨是有缘由的。为稳定交替之际复杂的社会状况，思想家们基于乌班图为新南非创造出了一套政治价值观。一九九三年，秉着超越过去的分裂和冲突这一目的，乌班图第一次以立法形式见诸南非《临时宪法》。一九九四年，图图大主教“本着[ 乌] 班图精神，疗治创伤、恢复平衡、复原破裂的关系”（德斯蒙德·图图：《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上海文艺出版社二00二年版）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将乌班图提升至治国层面。时至今日，乌班图已经渗入了南非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南非的人权、教育、种族、政治等各个领域均有迹可循。在此之前，乌班图只是一种被默认的本土社会观念，深深扎根于撒哈拉以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