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伴我四十年

我翻译过许多著作。第一本一九九〇年出版，最后一本二〇二二年出版，相距约三十年。这两本书的出版周期比较长，前者是一九八一年翻译的，后者是二〇一〇年左右翻译的，相隔差不多也是三十年。从第一次动笔翻译到最后一本译著问世则是四十年。无论三十年还是四十年，都是一段漫长的时光。我的翻译有几个特点。一是起步早，二是持续的时间长，三是中断的时间也早，四是成果“累累”：出版译著十几本（还有不少译文），包括英文和德文。也许这算不得什么特点，只是一个思路，借此我可以讲一讲翻译的故事，谈一谈对翻译的认识。

一九八一年临近研究生毕业，我在哲学所图书馆借到伊斯雷尔的《辩证法的语言和语言的辩证法》，这本书刚刚出版不久。语言是我喜欢的东西，辩证法是我自以为很了解的东西，我读了这本书，有些见猎心喜，想翻译它。非常幸运，那一年我认识了商务印书馆的张伯幼老师，他帮助我在商务印书馆确立了选题，于是我就正式开始翻译。这个机缘很重要，否则我也不可能那么早就做翻译。所以，我很感激伯幼老师，也很感谢商务印书馆。我是学英语出身，翻译大概是有些本能的事情吧。那时我的逻辑和哲学专业意识还不是很强，理解也不深。我知道研究的路很长，要努力学习。同时我也相信，翻译可以与研究相结合，这也是“工作”。当然，潜意识里可能还谬以为，自己的英语比较好，从事翻译正是发挥所长。

第一本书的翻译很顺利，很快就译完了。我得寸进尺，又提出翻译罗斯的名著《亚里士多德》。我在做论文期间读过这本书，觉得很好。我提出翻译它，伯幼老师很支持。这两本书翻译得很快，尤其是第一本，有时候我觉得和抄书差不多。那时年轻，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努力，不知疲倦，也不太琢磨。面对一页页译稿，我觉得翻译不难，还很有成就感。这样，我在三十岁之前已经完成了两本译著，感觉良好。只是由于其他一些因素，这两本书的出版推迟了十年之久。

一九八三年我去德国留学，不再译书，翻译却没有中断。刚开始的时候语言比较差，哲学专业水准也不行，听课有些吃力。晚上回到宿舍以后觉得很累，看书很难进入，效果极差，于是我做翻译。这些翻译没有什么想法，就是随意看书，顺手把看的一些内容翻译出来。我不强求自己，无所拘束，看什么翻译什么，译到哪里算哪里。精神好的时候可以翻译一两页，差一些时翻译几句是几句。我把这看作读书，为的是心安理得：自己没有偷懒，没有耗费时间和生命。翻译成品未见，却形成了一种翻译方式，持续多年。后来回国以后我以这种方式翻译了奥卡姆的《逻辑大全》。成书时我发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样的翻译开始时轻松惬意，最后统稿校对的时候非常吃力：译文拖的时间长，一些译语甚至前后都不一样；漏译错译也不少。我觉得这种方式不是为了研究，有些像为了翻译而翻译，最终放弃了。

我的翻译随意性较大，但是也有与研究相结合的情况。最典型的就是编译《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在我的译著中，这一本费时最多，重点在编和译。刚刚拿到这一选题时，我对弗雷格已经有了一些阅读和了解，但是还谈不上研究。由于这本来也属于我的研究计划，于是我开始研究弗雷格。我首先完成了《思想》和《论涵义和意谓》的翻译：以前在德国已经翻译过一部分，现在补齐（好像几乎是重新翻译了一遍）。与此同时，我全面阅读了弗雷格的著作，并且翻阅了已出版的几种弗雷格著作德文本和英译本。通过对弗雷格著作的阅读和理解，通过对已出不同著作和文集的参考，我确定了翻译目录，然后逐篇翻译。随着译著完成，我对弗雷格的认识也不断加深。我给该书写了一个比较长的序，谈到我的一些认识。该书出第二版时我对译文做了修订，还增加了一个序，其中已有句子图式的雏形，显示出自己对弗雷格思想研究的进步。我给自己的译著写的序一般较短，这本书的序有些长，它们确实不是单纯翻译的产物，而是与研究相结合的结果。

从编的角度说，我选择的文章有弗雷格生前发表的，也有遗著。由于弗雷格说他的手稿中“有金子”，我也相信这一点，因此仔细阅读了他的遗著。比如我选的第一篇是《概念文字》的开始部分，这是弗雷格的第一部著作，是他建立现代逻辑的著作，包含他思想的来源，非常重要。我又从他的遗著中选了《逻辑》和《逻辑导论》两篇。字面上看，内容似有重复之嫌。但是我认为，弗雷格在《逻辑》中开篇即谈及“真”，并直言“‘真’一词表明逻辑”，这与它在《概念文字》中的说法不太一样，但是与晚年《思想》一文中开宗明义的说明“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却是一致的。这些著作显示出弗雷格以不同的方式谈论逻辑，应该予以重视。把这样的文字提供给读者，对学界学习和研究弗雷格的思想无疑是有益的。

从译的实践看，我对弗雷格的翻译与我以前的翻译完全不同，区别就在于与研究相结合。在一些重点和要点，特别是一些理解的困难之处，我时常参考英译本，而且还要阅读一些研究性文章来帮助理解。通俗地说，就是开始琢磨了。比如“Sinn”和“Bedeutung”是德文中两个日常用语，弗雷格却用它们来说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并且做出重要的区别，形成著名的理论。对于“Bedeutung”一词，我经过深入研究和思考，将它译为“意谓”，而不是译为“所指”，同时我将Sinn译为“意义”。十年以后该译著出第二版，我向哲学所好友江怡研究员征求修改意见。他建议我将“意义”和“意谓”改为“涵义”和“指称”，他说：“我们都是这样用的。”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将“Sinn”（意义）改为“涵义”，但是依然保留了“意谓”。我认为，Sinn译为“涵义”和“意义”，不会影响对弗雷格思想的理解，但是Bedeutung不能译为“指称”。弗雷格是在语义学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没有“指”的意思。中文“指称”（所指）一词最初译自英译文“reference”，含有对弗雷格的误解，当然也就容易造成对弗雷格思想的误解。

奎因的《真之追求》和戴维森的《真与谓述》大概也可以算是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产物。我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很早就认识到应该将being译为“是”，而不是译为“存在”，应该将truth译为“真”，而不是译为“真理”。一九九六年我发表了《论真与真理》，这篇文章谈论真，主旨是说明我国哲学研究中将truth译为“真理”是不对的，应该将它译为“真”，应该在“是真的”意义上理解它。表面上看，我是在讨论真，其实是在为讨论being问题做准备。我认为，在西方哲学中，“是”与“真”是两个核心概念，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但是国内对这个概念的翻译是有问题的，这反映出认识上的问题。特别是“存在”这一译语误导极大，影响至深，根深蒂固。《真之追求》这本书看似很薄，其实是奎因以最简单的方式书写其一生的哲学认识。我不专门研究奎因，但是喜欢读他的著作，他的书我差不多都读过。我翻译奎因这本小书，将它译为“真之追求”，而不是译为“真理的追求”，既有“实践”的意思，也有借奎因之名阐述自己相关认识的意思：我为该书写了一个很长的序，内容与《论真与真理》的基本思想相当。好像是那个时间前后我还翻译了戴维森的一篇文章《真之结构与内容》，发表在《哲学译丛》上，用意也差不多。这是戴维森成名以后的一个讲座。后来他把它与另一个讲座结合成书《真与谓述》，篇幅不大。我看到以后，补译了后一部分，成书出版。这两本书都是名人的著作，又很薄。我读过以后觉得非常好，翻译也没有什么负担。

我的译著很多，最看重的是《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通过它，我的学术视野和能力得到提高，对翻译也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我的第一个认识是，翻译的基础是理解，最主要的是如何理解弗雷格的思想，如何将自己的理解用语言表达出来，并且通过自己的表达将自己的理解传达给读者。多年以后，在关于being问题的讨论中，我将这一认识理论化，明确提出翻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即语言的转换和思想的呈现。在正确理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将外语转换为汉语，并且使外语中的思想在汉语中呈现出来。比如，关于being至少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语言转换：将being译为“是”或者“存在”，这属于语言转换层面。另一个是呈现其所表达的思想：比如认为它有系词含义，认为它有存在含义。将being译为“是”，就使其系词的含义及其思想得以呈现，并保留了讨论其存在含义的可能性，而将being译为“存在”，则消除了其系词的含义及其思想。所以我说，这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当然，这还只是一般性的认识，更为具体而深入的认识是，关于being的讨论与“是什么”这种认识的方式相关，它涉及哲学的根本问题，涉及哲学的专业性和科学性的问题，而将它译为“存在”，则削弱了关于认识方式的认识，削弱了关于哲学的专业性和学科性的认识，使哲学的讨论很容易转到思想和文化的层面上去。

我的第二个认识是，翻译是一项事业，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投入充分的精力。这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需要专业知识的积累和提高，需要努力学习和不断进步。因此翻译要有选择，要殚精竭虑，要孜孜不倦。研究需要投入全部精力，翻译同样是如此。不管是谁，无论外语和专业水平如何，拿来就译是根本不行的，读不懂就译也是不行的，希望通过翻译来读懂原文同样是不行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没有外语和专业水准如何能够读懂原著呢？读不懂原著如何可以翻译呢？这样翻译出来的东西又如何可以使读者读懂呢？“读懂”说说容易，真正做到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的翻译与以前的翻译不同，进行得很慢。我认识到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体会到了翻译的艰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重访德国，在与我的老师谢波斯教授（H.Schepers）的交谈中，我问他为什么不写研究莱布尼兹的论文。他说，他相信自己对莱布尼兹的理解非常好，但是由于把时间都用在编辑出版莱布尼兹的著作上，无暇看二手文献，因此无法写论文。这使我对研究有了新的认识：一手文献是基础，二手文献是起点。当时这一看法可能只是直观的，以后才慢慢形成理论的认识。但是我确实有了一个明确的观念，这就是要认真读论文。对于研究来说，一定要读论文。不读论文，研究无法走到前沿，不读论文，研究一定会落后。我忽然觉得翻译太耽误时间了，一本二十万字的著作，无论如何也要一年多的时间，这样就无暇看论文。所以翻译完《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和《算术基础》之后，我就产生了一种意识：以后不能再做翻译了。

想归想，后来断断续续还是又出了一些译著。应该承认，做过翻译的人，久不翻译有时会“技痒”。但是在我，更多是外界的原因。起初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张吉人找我，让我推荐分析哲学著作翻译选题，我推荐了一些，其中有达米特的《弗雷格的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的起源》。《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是一个大部头著作，是达米特的代表作，也是名著。它大概是我读得最多的著作之一，一九八八年我曾翻译并发表过其中首尾两章。一九九二年我拜访达米特教授时还送给他一本载有译文的《哲学译丛》杂志。他也赠送我一本书，就是《分析哲学的起源》。我和出版社的合作完全看心情，小张很真诚也很热情，极力让我翻译。实在推托不过，我就选择了一本小的，翻译了《分析哲学的起源》。与小张的合作很愉快，后来我还向他推荐并翻译了戴维森的《真与谓述》和达米特的《思想与实在》。前一本上海译文出版了，后一本遇到一些麻烦，后转到商务印书馆，于二〇二二年出版，也成为我的最后一本译著。其间还有一些出版社找过我翻译，我都谢绝了。

实话实说，我的翻译也有一些“功利”的产物。学兄翁绍军很早就与香港道风山基督教研究所合作，帮助那里做一些翻译。他建议我也这样做，并向那边做了推荐。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本来我以为可以到那里做一下访问研究，于是答应翻译两本书：吉尔比的《经院辩证法》和邓·司各脱的《第一原理》。这两本书虽然是道风山让我翻译的，但与中世纪逻辑和哲学相关，都属于我的研究范围。后来访问不成，我还是信守承诺，完成了两书的翻译，但是不再为他们翻译其他著作了。

说来惭愧，功利性的翻译其实不止这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我以“伊早”为笔名，给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栏目翻译了许多节目。这些翻译属于短平快：翻译快，采用快，稿费也快。虽然不能说没有兴趣的驱使，但主要还是为了“养家糊口”。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有了“不务正业”的感觉，就不再翻译这些东西了。

我的译作基本是独立完成的。合作翻译大概只有两次。一次是哲学所王炳文老师找我帮忙翻译施泰格米勒的《当代哲学主流》，我翻译了其中一章。另一次是和好友苏福忠合译《学校来信》，这是英国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学校校长约翰·雷基于长期教育实践写的一本小书，讲述关于青少年教育的看法，很有意思。小苏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南开大学英语专业毕业，英语和文学都很好。我对合作翻译一直持谨慎态度。在清华带学生读达米特的《弗雷格的语言哲学》，学生写报告时会将所报告的内容翻译出来。几次下来，有人提议将该书翻译出来，最后由我统稿出版。我说，你们愿意翻译可以自己做，我不参与。商务印书馆武维琴先生曾建议将方书春等老先生的译稿交给我，由我校对统稿，出版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我没有答应。后来家龙师也找我谈起此事，说老武找他做，他希望我可以一起做，我也谢绝了。这事看似简单：《工具论》是名著，我专门研究亚里士多德，还有专著和译著出版，把现有译稿统校一遍，似乎顺理成章，工作量也不太大。但是我不这样看。这里涉及对翻译和学术的理解和认识，对自己和他人能力的理解和认识。直观上说，翻译是认真严肃的工作，我可以对自己的翻译负责，但是无法对他人的翻译负责。一些名著有名人署校，我总觉得不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