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治世」下的拉美国家建构

经历了数百年连绵不断的战争，直到十九世纪，西欧才形成了十余个领土规模稳定、主权权威明确、在疆土内合法垄断暴力的现代国家。在这一长期的过程中，战争所需的庞大花销迫使统治者汲取包括财政和人力在内的资源。为了巩固统治、扩张潜在资源网络，国家又不断发动战争。在这一循环中，国家既需要保证资源积累，又需要增加资源汲取的能力。于是重叠的管辖权被逐步取消，家产主义统治方式被替代，理性化官僚机构得以建立，暴力被垄断，现代国家逐步形成。其中，国际无政府秩序下的战争压力扮演了关键角色。

希达·斯考切波、查尔斯·蒂利和迈尔克·曼等为代表的“第二波”历史社会学者提出了一个以功能主义视角理解的国家形成路径，“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成为国家形成理论的新结论，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与战争国家论者在这一点上形成共识，双方的分歧主要在引发战争的理由上：战争国家论者将其归结为国际无政府秩序及其带来的安全困境，新马克思主义论者则溯源于国内生产关系的变更使得封建领主需要扩充领地而牟利。但与此同时，蒂利和曼都强调了经济资源（资本）的重要性，曼则进一步提出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四大社会权力及其组合对政治社会变迁的影响。

两个问题被遗留下来：首先，战争制造了生产和汲取资源的需求，但这一路径是功能主义的。现代国家是否是可以满足这一功能的唯一组织？使得统治者能够打造出拥有战争功能的国家的结构变量又在何处？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战争需求，部分国家建构成功了，而部分国家建构未能成功？其次，频繁的战争压力在近代仅存在于欧洲。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国家形成的过程有何差异？广泛存在的“失败国家”“弱国家”该如何解释？

对于第一个问题，“第三波”历史社会学者以及从制度视角理解国家形成的制度学派给出了回答。他们将更多结构性因素“找回”到国家形成的因果链条中，为国家形成中的微观和中观机制做出阐释。戈德斯通认为人口学压力是国家形成和崩溃的关键，埃特曼将国家继承的中世纪历史遗产、等级议会的组织形式和关键历史节点时序作为国家形成的中介变量，戈尔斯基重视改革宗在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而亚当斯则强调家产主义家族延续的动机将雏形国家导向不同路径。这些引入新的结构性因素、中介变量和微观/ 中观机制的假说完善了欧洲现代国家形成的因果机制，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围绕第二个问题也引起了很多争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并未遵循战争国家论的路径：亚非拉的多数国家并不是战争的产物，而是现代国际关系—殖民帝国解体或者从相对传统的区域国际关系体系强行纳入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物。许多这样的后发国家从国家形成和建构的角度被视为“失败国家”。遵循战争国家论的路径，后发国家建构失败的原因在于其缺乏频繁的战争作为国家建构的动机。譬如森塔诺认为十九世纪后的拉丁美洲虽然存在频繁的暴力，但这些都是“错误”的战争形式，未能为国家建构带来帮助。赫布斯特则强调欧洲式战争的缺乏为现代非洲国家能力的发展造成阻碍。

然而关键在于，还有部分后发国家有相对更加成功的发展路径，由此产生了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在普遍缺乏战争的情形下，后殖民国家往往成功完成了国家的领土稳定，甚至在这一稳定的疆域范围内实现了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这是如何实现的？在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如何形成、如何巩固，又遵循了何等不同的机制？塞巴斯蒂安·马祖卡的新书《后发国家的形成：拉丁美洲的政治地理与国家能力失败》对这一问题做了系统性的回答。

马祖卡开宗明义地区分了现代国家产生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和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以强调欧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后发国家的差异。以往学者常常将二者等而论之。国家形成意味着国家疆域的稳定，以及在疆域内对暴力的垄断。国家建构则意味着国家能力—中央行政机构获取资源、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的提升。在欧洲现代国家的产生中，国家形成与国家建构同步发生：战争迫使领主增加汲取资源的能力，这既包括了在其领土范围内清除一切竞争性暴力力量，也意味着一个更强大、更理性化的行政机构的产生。在非欧洲的案例中，却不能预设这两个过程同步发生，更不能假定一旦国家形成，国家能力会随之提升。马祖卡称之为“没有国家建构的国家形成”模式，凸显拉丁美洲后发国家与欧洲国家的最大差异。

在欧洲先发国家形成的案例中，存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秩序，和一个封建主义的经济结构。前者意味着普遍的不安全，后者意味着扩张领土与资源汲取直接相关。国家的统治者因此存在扩张的动机，持续不断的战争推动国家形成与国家建构。在拉美后发国家形成的案例中，却存在一个等级制的国际秩序和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前者意味着稳定的国际环境：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大英帝国作为一个和平的“最终保证者”支配了国际体系，构成所谓“不列颠治世”。后者意味着资源流不再仅取决于领土大小：繁荣的贸易、良好的商业环境足以带来可观的资源流。从而打破了既有国家理论的一个关键预设：统治者总是希望扩张其领土。

因此，相比欧洲的战争主导国家形成模式，马祖卡提出了拉美后发国家的“贸易主导的国家形成模式”。国家形成的动机不再是避免被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竞争消灭，而是创造相对安定的环境，提供产权保护和政治稳定，以利用越发繁荣的国际自由贸易。国家形成足以提供这一条件。而在等级制国际体系下，战争很少爆发，国家建构并非急务。这意味着统治者缺乏动机来强化中央政府的能力。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体系让贸易额增长，这带来了关税收入的增加。赫布斯特提到关税对非洲国家能力的阻碍作用：关税收入意味着政府不再需要构筑一个强有力的财政制度。然而，关税提供的资源流对国家形成提供了帮助：获得关税的中央统治者得以更轻松地维系领土稳定，同时调动资源来保证暴力的垄断。

从这个意义上，在贸易国家的成型过程中，国家形成事实上阻碍了国家建构。对于继承了大量殖民遗产的拉美后发国家而言，在其领土上存在大量的“家产主义堡垒”：大量享有特权、掌握着地方行政权力乃至部分国家主权碎片的组织、团体和等级。教会、大种植园主、特许垄断商会、军阀都以世袭的方式维系自己的家产主义特权，阻碍了国家的行政能力。在更成熟的、已经完成国家建构的国家中，政治稳定和产权保护可以视为公共品，对其的促进则属于国家能力提升的一部分。但是，在贸易国家的案例中，保持安定的环境和保护产权提供的并不是公共产品，而是阶级的俱乐部产品。大部分情况下，只需要保证国家关键港口和贸易中心的产权稳定，贸易国家就可以形成。只有特定的阶层—贸易港的资产阶级、地方可出口资源的占有者（常常是种植园主）抑或掌握私人武装力量的军阀能够从中受益。于是，为了避免贸易国家形成受阻，其向更普遍范围的公众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反而可能受到限制。贸易国家形成的条件只有利于特定的阶层，其部分受益群体最终阻碍了国家建构。

马祖卡的这一模型也解释了后发国家的国家能力虚弱之因。等级制的国际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意味着贸易主导的国家形成路线恰恰契合拉美国家这样的后发国家。它们位于沃勒斯坦式的边缘地位中，在全球市场中充当原材料供应国，可以由此获得足额的贸易收入。而他们作为原材料供应国的地位又使得主导的霸权国有必要为原材料供应的稳定和投资的安全而尽可能保证这一地区的和平。马祖卡恰如其分地将贸易主导的国家形成归结为“后发国家形成”，也暗示了这一国家形成方式内蕴于两个限制条件中的时序条件。

在大部分拉丁美洲的案例中，贸易国家形成的轮廓可以如此概述：存在一个面向主要国际航道的贸易港，要么其周围本身出产大量的可贸易品，要么在相邻地区存在一个缺乏港口的贸易品产地，在更遥远的周边地区可能还有缺乏可贸易品的广袤内陆。当贸易能带来可观的资源流时，港口和缺乏港口的贸易品产地双方都存在结合起来形成国家的动机—即便没有战争，领土也可以被扩大和巩固。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内陆的广袤领地：避免被侵略和劫掠的最好方式是将贫穷的边远地区整合入以港口为中心的国家，而不改变控制这些广袤内陆的既有家产主义结构。与在欧洲的案例不同：重叠管辖权和不明确的主权权威并非被中心统治者征服。边缘确实被中心吸纳了，但中心却未能转化边缘—这也是米格代尔所发现的强社会弱国家模式。为了保护有利于贸易的环境，新国家的统治者们宁可做出妥协，毫不触及广袤内陆的政治结构，让这些边远地区继续维系其家产主义堡垒的地位。

不同于功能主义导向的理论，马祖卡给出的国家形成理论是动机导向的。战争国家论中，如果国家无法具备战争所要求的功能，那么在长期竞争中，不具备特定功能的国家就可能淘汰。但在马祖卡的贸易国家理论中，两个外生条件实际只提供了通过建立稳定的商贸环境完成国家形成的激励，并不意味着贸易国家是唯一的一种国家形成方式（如智利和巴拉圭过度缺乏可用于贸易的资源，因此并未遵循“贸易国家”模式）。因此，贸易国家论需要解释两个问题：一、两个外生条件是否足够适宜，使得有利于贸易国家形成的激励足够强大；二、在一系列内生变量—资源禀赋、政治制度和初始条件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形下，选择贸易国家形成的路线，并确保了特定国家形成的具体因果机制和行为者动机是什么。

马祖卡通过重述拉美国家在十九世纪前半叶的失败和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成功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拉美后发国家并非从肇始就走在贸易国家形成的路线上。当拉丁美洲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手中取得独立时，三位有影响力的独立领袖—阿根廷的圣马丁、哥伦比亚的玻利瓦尔和墨西哥的伊图尔彼得都有可能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转化而非仅仅整合边缘地区的国家。然而，伊图尔彼得和玻利瓦尔在动员独立军对抗西班牙的艰难战争中不断向下级军官委派在地方动员资源和兵员的权力，这导致他们的军队派系分裂、大量军官拥有深厚的地方根基，军队将领更像是地方领主甚至军阀。圣马丁的军队更具纪律性，但相比在阿根廷扫除地方家产主义堡垒，他更重视整个拉丁美洲的解放。在三位杰出领袖都未能使用其军事资源加强对边缘的控制后，绝大多数拉美雏形国家的国家能力都受到这些家产主义边缘的限制。此时大英帝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已经建立，没有频繁的战争给这些雏形国家施加提高国家能力的压力。

然而，在国际贸易不能让关税提供足够资源流的时候，贸易国家的形成不会一帆风顺。一系列分离主义运动威胁到大哥伦比亚、中美洲联邦、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雏形国家的领土稳定。事实上的财政破产导致国家中心要么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整合边缘领土、收买家产主义领主，要么让更小、更富裕的贸易港寻求脱离庞大国家的可能。于是中美洲联邦从墨西哥独立，并很快四分五裂；巴西和阿根廷长期受到分离主义运动的冲击；大哥伦比亚最终瓦解了。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一系列新的发明降低了长途航行的成本，使国际贸易额迅速增长，大英商业帝国也更倾向于在拉丁美洲获得巩固的原材料产地时，关税、消费税、以关税和出口品为抵押的信贷才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流。激增的国际贸易终于提供了足够强大的激励，使得一系列国家遵循着贸易国家形成的路线完成了领土稳定和暴力垄断。

对于第二个问题，马祖卡将其变成了更加具体的研究命题：在战争国家模型中，国家总是尽可能扩张领土，其疆域由其可以稳定扩张的最大范围所决定。但在贸易国家模型中，领土整合是确保贸易稳定的策略，而扩张领土的动机不能被预设为普遍存在。那么，拉美国家如何形成特定的疆域？为何阿根廷、巴西这样的庞大国家得以维系，而中美洲联邦却分裂为五个迷你国家？在贸易国家形成这一大的模式之下出现了多种规模的领土类型，这一事实需要以符合贸易国家形成整体逻辑的机制加以解释。

战争主导型国家形成理论的后续发展中，很多中介变量的解释和中观- 微观机制被补充进去，弥补结构性变量宏大叙事的不足。马祖卡做出了类似的努力。具体决定领土规模和领土统治方式的是主导国家形成的政治行为者，因此，马祖卡采用了理性选择主义的洞见：在贸易国家形成的激励之外，当时执掌国家权力者还有个人动机，以解释一个以经济动机和安全动机都解释不了的问题—为何一部分确保自身安全的繁荣港口会愿意吸纳贫穷的偏远地区，甚至牺牲贸易港本身的利益来巩固更广大的领土，最终形成了庞大的国家；为何在一些案例中，虽然国家分裂的一切条件都已然具备，但一个内在冲突激烈的国家仍然实现了领土巩固。

马祖卡将国家形成的关键行动者分为三类：港口、领主和政党。其中，港口指的是以一个繁荣贸易港为政治基础的独立政治家，领主指的是以家产主义的方式占有大量土地、能够用荫庇侍从的方式牢固控制一片内陆地区的军阀，政党则指的是以多个城市为中心、在边缘地带由竞争政治支持的对立政治派别。这三类政治行动者各自具备自身的利益，通过是否可以结成足够稳定的政治联盟来判断自身对领土问题的态度，他们可以调整领土规模的工具则是领土组织形式：在独立、邦联、联邦和单一制四种情况下，中央和地方享有不同的相对权威与资源分配义务，进而变更了边缘地区是否加入国家的激励。港口政治家希望在更广范围内组建一个巩固的政治联盟以支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港口主导的案例有利于大型国家的形成。对于政党主导的案例来说，激烈竞争的政党本身对国家形成可能有害，因为这阻碍了暴力的垄断。但政党必须在本地区之外寻求支持，从而客观上增强了地区间的联系，促进了领土巩固和大型国家的形成。相比之下，领主常常希望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对庞大国家的形成不利：一些缺乏资源的领主可以被港口政治家或政党吸纳收买，以稳固其家产主义利益的方式将其吸纳入庞大国家中。而拥有资源和港口的领主则更愿意建立属于自己的小国，以维系自己的荫庇关系网络和家产主义利益—此时，他们分裂了大型国家，但成为独立小国的建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