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之志与文学史的前世今生

知识体系和知识对象的出现，看上去是人类向着真理进步的历史，然而并非如此，它常常是一系列事件引发的。例如重农主义经济学是源自饥荒， 现代社会管理体系与鼠疫很有关系。文学史也一样， 它并非一种理所当然的学问。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要辨别什么是关于文学的历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和文学史（histoirelittéraire），前者是一系列编年记录，犹如中国古代史书中的《艺文志》，这是古已有之的记录和材料；后者则是在记录“人与作品”的编年之外，还要建立起一套逻辑的解释体系，阐释围绕“人与作品”因果关系的构造，而不仅仅是历时的排列。

翻看今天的各种西方文论选，会发现在十九世纪末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在此之前，林林总总的文学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布瓦洛，所回答的实际上都是一个问题：诗与文学应当如何写？很多理论家表面上提出的问题是：文学的本质是什么？然而，下面潜藏的实质问题是：好的文学是什么？坏的文学是什么？怎样才能写作好的文学作品？与此相对应的是，过去欧洲的文学教育主要是修辞学。但是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以后，问题变成了：关于作者和作品，我们知道什么？能够知道什么？如何知道？对于任何一种学科和知识系统来说，问题比回答重要得多。答案的变化是体系内部知识的调整、补充和演化，但提问方式的转换才意味着整个学科的彻底更新。提问方式的转换意味着文学研究从修辞学变身为人文科学。

孔帕尼翁《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文学的第三共和国》研究的是法国文学史的历史，向我们细致描绘了法国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以及这个过程与现代大学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法国文学史形成的直接原因是现代大学的建立。普法战争的失败，让法国人意识到他们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于是开启了向德国学习的风潮。后来中国人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也同样是向打败我们的国家学习。一八七0年以后，法国以德国大学为模板建立自己的现代大学，目标就是让大学成为国家生产知识和传承知识的机构。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狂飙突进，席卷欧洲人的精神世界。新的知识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在国家竞争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人对自身的认识。实证主义成为主流，人们普遍相信只要采用正确的方法，就可以最终认识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人文学科开始把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模板。

十九世纪以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是艺术。法国文学史的集大成者是朗松（Lanson），他的教席名称却不是文学史，他在中学教的是修辞学（rhétorique），在巴黎高师接替的布吕埃尔（Brunetière）的教席头衔是雄辩（éloquence）。然而在新大学中，文学批评逐渐失去了它的位置，过去在文学元语言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笔法、品味和修辞等概念和价值体系在新的大学体制中难以占据合法的位置，修辞和雄辩没有价值，因为它们是艺术，而不生产知识，总之“没有用”，无法为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做出贡献。与此同时，第三共和国的民主化进程加速，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培养精英的高雅品味，而是普及知识，惠及大众。虽然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博学依然有意义，但是更重要的是方法和实证知识。史学家赛诺波斯说：“在民主社会中，人们无法想象按照传统的方式建立起没有实际用途的高等教育体系。”孔帕尼翁分析了文学批评与历史两方势力的消长：“在历史学家的上升势头面前，文人怎么办？他们丢城失地；他们无法团结在一起；面对以围绕方法论之绝对信心建立的（历史学）群体，他们无法抵抗。他们的教席不断丢失。”

文学批评和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孔帕尼翁认为文学批评有两大主要的动力：一是美学判断，一是求知。前者是古典的文学批评，而后者是现代学术化的批评。十九世纪末，在“人文科学”的大潮中，大学体制中的文学元语言如果要取得合法性，就必须走向科学之路。求知之志取代了品味和修养，成为现代大学文学系的主要任务。“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史就力图与批评分家，以文学的理由，否认批评的地位，它太成功了。”文学史的命运与学校教育息息相关，朗松也提出：“历史方法是文学教育中唯一符合大学目标的。”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文学史也正好符合法国民主的第三共和国的崇高要求：作为公民教育，文学史一方面重视社会的因素和作用，强化了文学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又建立起属于本国的民族文化传统，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

那么，文学研究应当成为什么样的知识系统呢？朗松和他的同志们选择了历史学作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模型。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不同，欧洲在十九世纪以前没有专门的史学。描写历史故事一直被当作一门艺术，属于文学的范畴。 “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尤其是最后二十五年，历史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与文学分道扬镳，立身于科学之中……”这时，西方的历史才从艺术性地讲故事，转向实证研究，丹纳与米什莱争论的时候说道：“确实，历史是一门艺术，然而它同时也是一门科学。”新建立的历史学所具有的博学和实证的特性使它很快在人文学科中建立了强大的权威，而且成为解释人类社会变化的有力武器。十九世纪是“历史”的世纪：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从米什莱到丹纳，历史成为人类反观自身的关键词。在这样的历史意识之中，“历史研究就不再属于文学，从文学中排除出来。如果从正面来表述，就是文学研究与它的研究对象分开了”。历史与文学的分离，使文学史有可能自我认定为历史科学，从而获得现代大学中的权威地位，反过来历史又变成文学研究的模板，使后者从中看到了科学精神的闪光。

然而朗松很清楚，文学研究不可能真的像硬科学那样做到普遍化和逻辑化，按照波普尔的说法，文学史的命题从形式是不可能证伪的。另一方面，朗松还为文学史研究保留了传统的审美、情感和品味等个人化的因素，他没有完全取消感性：“我希望他们看到，在印象主义旁边，留下了一个位置，可以在时代、环境和流派的历史知识之上对风格进行明辨，为了更好地辨别，我们必须进行种种微妙的分析，这些分析需要有品味和感性能力，要与过去的以规范性为目标的文人们一样具有穿透力，感性丰富。我们有时会想象跟他们一起进行纯粹的文学研究。这些文人诽谤和蔑视精确、博学和有耐心的方法，是因为他们对此完全不理解，但是这不意味着方法要取消文学感情，而是给这种感情一种新的动力，一种更确定更广阔的游戏，更无穷尽的快感。” 因此他很清醒和谦卑地说，文学史从历史学中获得的是科学精神，而不是科学。

科学精神向人文学科的灌注，文学史只是个开始。二十世纪战后的结构主义和语言学转向，是科学化的高潮，许多青年学者都提出了要用理论和方法把文学研究变成真正的科学。语言学逐渐变成硬科学，极大地激励了许多年轻的文学研究者，在他们眼里，过去的文学史研究太不科学，严重缺乏科学精神，必须打倒。罗兰·巴特在《批评与真理》中说：“必须重新分配文学科学的对象。作家、作品仅仅只是以语言为视野的分析的起步而已：不可能有关于但丁、莎士比亚或拉辛的科学，而只可能有关于话语的科学。这门科学根据它所处理的符号，有很多广泛的领域……”这本一九六六出版的书产生于巴特与索邦大学教授皮卡尔之间的论战。一九六三年巴特出版了《论拉辛》，它的敌人是一九六五年出版的《新批评还是新骗局》（Nouvelle Critique ou nouvelle imposture ），作者是莱蒙·皮卡尔（RaymondPicard）。一九六六年的巴特四十一岁，没有博士学位，在巴黎的文学批评界是所谓“新批评”的干将，游离在大学体制之外，而与他几乎同年的皮卡尔则已经是索邦大学的知名教授。这次论战严重打击了文学史的地位，而巴特本人也因为这场论战的胜利成为新批评无可争辩的领军人物。结构主义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文学批评和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潮流，而且当年那些掀起造反浪潮的先锋派今天已经都成为经典作家和理论家。二00一年，我在当年的死敌索邦大学听课，讲台上的文学系教授不断强调巴特的重要性，要求我们遍读巴特的所有重要著作，那一刻，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历史进程具有多么不可思议的戏剧性。

在索邦大学教授、拉辛专家皮卡尔眼里，罗兰·巴特只是一个不学无术、好说大话的骗子，只会用新术语来欺骗无知的大众。激怒皮卡尔的是《论拉辛》，这本书的名字看起来像是一本典型的文学史研究，但是巴特却完全不按传统出牌：巴特既不理会拉辛的生平，也不去探讨拉辛写作时的意图，而是醉心于在拉辛的戏剧文本中发现各种对立的结构，例如：“A 对B 有绝对的权力，A 爱B，而B 不爱A。”拉辛笔下的皮努斯和安德洛玛格等各种人物都被纳入了巨大的而且无所不包的心理和叙事结构，他们的角色不是国王或者美丽的女囚，而是大写的A 和B，大写的“父亲”，大写的“儿子”，等等。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向巴特提供了对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加以最大程度抽象的工具和方法，巴特所说的精神分析显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精神分析，拉辛的童年生活在这里没有任何位置，与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对功能的分配一样，巴特也把对立的功能角色分配给舞台上的人物和空间。

皮卡尔义愤填膺，他说自己本来懒得理会所谓“新批评”的瞎折腾，可是如果不出来说两句，又担心罗兰·巴特们败坏了公众的趣味，出于强烈的责任心，他不得不挺身而出，维护文学的尊严。一九六五年，《新批评还是新骗局》刚出版的时候受到各种媒体的广泛欢迎，皮亚蒂耶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说：“皮卡尔使用的第一件武器是讥讽。最精彩的是，他只借助思想的精确、严谨和逻辑性就能让人发笑。”皮卡尔强烈批评巴特的主观性，许多论断缺乏严密的论证：“所有这些论断都既可以采纳，也可以放弃，因为根本就无法验证它们正确与否。”而且由于巴特在《论拉辛》中说过“关于拉辛，我们实际上无法讲述其真实”，皮卡尔认为这是巴特不负责任的借口，因为巴特的论述缺乏考据，其论断缺乏足够数量的例证来加以说明，与其说巴特论拉辛，不如说巴特论自己的理论，拉辛不过是一个随便拿来用用的工具而已，这正是令皮卡尔发怒的原因：拉辛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从今天的角度看，皮卡尔的话并非没有道理，然而当时的整个精神环境完全倾向于巴特，大学生们坚定地站在罗兰·巴特一边。结构主义思想在人文学科突飞猛进，造反精神也在青年学生中酝酿（此时距离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已经不远了）。在我从索邦大学图书馆借阅的《新批评还是新骗局》书页的边角处，有一些圆珠笔写的批注，不知道是谁写的，但很明显都是当时的大学生。皮卡尔说：“我要指出的是新批评的危险，而不仅仅是荒谬。”批注上写道：“看得出来，他（皮卡尔）显得多么平庸！”在这个浪潮中，作为法国现代大学标志的索邦大学在年轻人眼中反过来成了保守派的堡垒，打倒索邦及其所代表的学科体系，是法国新批评的目标之一。文学史也被当作过时的学问，被当时的“新批评”看成是老古董，是科学道路上的绊脚石。

现在中国大学中耳熟能详的巴特、拉康、福柯等人在当年都是法国大学体制之外成长起来的学者，他们都没有在法国的大学体制中任职。然而，仅仅在十年后，巴特就放弃了科学的野心，重归文学审美和快感的世界。孔帕尼翁也很快放弃了年轻时的理论梦想，转向了具体的文学经验。他的《理论的精灵》对理论与经验常识之间的冲突做了很好的总结。文学史虽然经历了各种理论的轮番冲击，但是顽强不倒。今天，无论在法国还是中国的文学系，文学史依然是最主要的课程，几乎要占到文学课一半的比例。

今天的文学数字化研究似乎又要掀起新一轮科学化的浪潮，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文学研究科学化最大的拦路虎“量化”似乎看起来不是那么遥不可及，通过海量的数据，新一代的学者们试图把对意义在人群中的产生和传播过程进行测量和标定，从而超越个人的随机印象，达到更高程度的客观描绘。然而，我个人认为，数字技术作为新的工具毫无疑问将来会促进文学研究，但是依然无法使文学研究真的变成一种科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科学处理的对象都是“简单问题”，当然简单并不是容易，基础科学研究的都是最难的问题，是天才的领域。然而就问题的性质来说，科学是简单的，能够得出确切的因果关系，并用数学公式来说明。但是文学是复杂问题，是多因多果，甚至是无数的原因和无数的结果。谁能把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或者鲁迅写作《野草》的原因全部找出来？谁又能预测未来的文学作品是怎样的？因此，文学研究和批评永远都是一种“阐释性”的学问，而不可能像科学那样，以公理和逻辑推演事物的变化。

文学史在中国的出现比欧洲和日本稍晚，最早写作中国文学史的不是中国人，俄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的中国文学史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出现，欧洲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的熟稔程度虽然明显不如中国的学者，但是他们知晓如何按照现代的方式写作文学史，而不是艺文志。随着晚清废科举，朝廷和各个地方兴办新学堂和大学，中国逐渐把西方的教育体制搬进来，文学史教材就成为必需品。这一方面是树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必须中国人来写作自己的文学史；另一方面，从学校体制到话语体系，又是对西方的摹仿和学习。一九0四年，京师大学堂教习林传甲和东吴大学总教习黄人几乎同时开始编撰各自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当时有所谓“南黄北林”之说。林传甲的文学史是“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一九0六年印刷发表，此后又在《广益丛报》连载，之后不断重印。林传甲完全落实了《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要求：“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间亦练习各体文。”因此，该书不像今天的中文系文学教学以审美为核心，而依然保留了传统的文章学观念，包括了文字学、史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实际上这与欧洲汉学家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很类似，例如俄国的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就是如此，按照张冰的说法：“王西里所谓的‘文学’在其书中绝大多数场合下，其实与‘文献’同义，而其所探讨的多数主题，则大致属于‘文化’范畴。”

现代以审美为核心的文学概念，是与现代大学的知识分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史哲三科划分，一方面确立了文学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与史学和哲学的传统联系。在中国的“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划分了语言学和文学两个大的方向和八个二级学科，中国古代文人所重视的“小学”被归入文字学。这种大学科系划分与知识对象的形成之间，是一种相互型构的关系，这才形成了如今我们所说的“文学”这样一个知识对象和话语场域。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形成的过程时，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和日本的观念输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却忽视了中国从西方引入的大学科系制度的作用。换句话说，一旦引入了相似的大学体制，与此体制相对应的知识范式就会成为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