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人类学的“林氏建议”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驻岛“国军”被解放军肃清，厦门解放，三日前被当作“共匪嫌犯”抓捕入狱的大学教授林惠祥幸免于难。“喜看一夕满江红”，林惠祥热切拥抱新政权，出于高度期待，他匆忙准备了一份旨在说服新政府支持其学术事业的“建议书”—《厦门大学应设立“人类学系”“人类学研究所”及“人类博物馆”建议书》（以下简称“林氏建议”或“建议”）。他将文本递交给军管会代表萧同志，恳请其“转呈教育部”……一年后，林惠祥得到时任厦大校长的著名学者王亚南的支持，部分实现了他的愿望，开始筹办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但因人类学当年被认为“有资产阶级色彩”，他建立系、所、馆综合体的理想未能全面实现。

改革开放后，为实现先师遗愿，时任厦大历史学系教授的陈国强（林惠祥曾经的弟子兼助手）便忙碌了起来。他四处奔走，一九八一年在厦门成功召集了“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与会者九十多人，来自全国各地。他安排印制了“林氏建议”，并提交讨论会。一九八三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上下而求索—林惠祥教授及其人类学研究》（《读书》一九八三年第七期）的文章，纪念老师，呼唤学科重建。一九八四年，陈老师如愿以偿，办起了人类学系和研究所。

讨论会举办那年，我年方十九，在其结束三个多月后才到厦大考古专业读本科（一九八四年，这个专业从历史系搬到人类学系，我们成为人类学系的第一届本科生）。大学期间，我得以在人类博物馆自由进出，不记得是何时，我“顺手牵羊”，在走道上取了一份没有发完的“建议”。离开厦大前，我将这份打印件与杂七杂八的书本物件一同装箱，送回泉州老家。去年暑假回乡，闲着无事，我翻箱倒柜，这份文献重现在我的眼前！它不是原件（原件藏于厦大图书馆），但我还是如获至宝，带着那叠发黄了的字纸回到北京，多次翻阅，思绪万千。

师祖的人类学

林惠祥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们的老师，我的师祖。他一九0一年出生于泉州府晋江县莲埭乡（今之石狮市蚶江镇），又是我的同乡前辈。一九五八年，师祖年未及花甲便因病过世，我们这些徒孙都没有见过他。

年少时，林惠祥的父亲在台经商，他在福建上学（他上过东瀛学堂、英文私塾，学习成绩优异，又自修古文），一九二六年成为南洋侨领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首份毕业证的获得者。此后，他留校工作一年，接着自费赴菲律宾大学研究院求学。在菲大，他师从美国人类学家拜尔（H.O.Beyer）。在拜尔那里完成学业后，一九二八年林惠祥毕业回国，拜见了蔡元培，受其赏识，进入南京中央研究院。次年，他受蔡氏之托前往台湾（日据）从事田野工作。一九三0年起，林惠祥回到厦大担任历史社会学系主任，其间在私宅创办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并曾再次赴台做实地考察，又“以当时人类学书籍甚少，乃编写讲义，搜罗中外材料理论，综合编述”，“数年中成《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神话论》《世界人种志》《中国民族史》诸书”（《自传》，《林惠祥文集》上卷）。一九三六年起，林惠祥开始在泉州、武平等地开展考古调查，并有所收获。但不久抗战爆发，他避往南洋，边教书谋生边在东南亚海岛国家从事研究，又去过印度和尼泊尔访古。一九四七年，他回到厦大，担任历史系教授。至此，他已学养丰厚、著作等身。

林惠祥的人类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形。在那个阶段，国内与这门学科相关的学问“百花齐放”，有影响的机构，包括国民政府支持的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学，及“洋学堂”燕京大学的社会学。不同的“学派”有不同风格，其差异与其代表人物的留学区域相关，可分“欧陆派”（中研院）和“英美派”（燕大）。厦大是爱国侨领创办的，属于私立性质，与此二者均有不同，而林惠祥的导师毕业于哈佛，其学科观大抵与晚他十年到哈佛读博的李济相似。

林惠祥的人类学可谓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它包括了理论的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史前史或史前考古学及专事综合实地考察的叙述性民族学等美式“神圣四门”。这不同于“燕大派”的界定，后者汲取了人类学的不少成分，但核心关怀是社会学。林惠祥的人类学兼有自然和人文，既与“燕大派”不同，又与中研院民族学有异（此派因袭欧洲传统，将体质/生物人类学单列）。但林惠祥一生所做学问大抵与蔡元培倡导的民族学接近，其倡导的文化人类学即为蔡元培定义的比较民族学，民族志相当于蔡氏的描述性民族学，史前史或史前考古学则与蔡氏如出一辙。

与蔡氏一样，林惠祥致力于通过现生“初民”的民族志研究达至对“史前史”的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认识。在“国族营造”旨趣上，他也与蔡氏颇靠近。在所著《中国民族史》中，他“详述我民族数千年来屡遭外族侵凌，而屡次获得最后胜利，为同化入侵之外族，而屡次扩大人口也，自来有亡国而未尝有亡族，而亡我国者不久并已族亡之”（《自传》）。该书同样也带着“进步”和“同情”的双重心态，融合了历史和民族志的知识，考据中国民族各区系的形态、生成和演化，展现“夷夏”的差异与关联。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英美人类学“先进派”从人类学的博物馆阶段跳脱了出来，越来越少在博物馆中就职，而转向大学，在其社会科学机构中求发展，随之，其民族学以往有的一体性渐次瓦解，其核心部分被“先进派”所扬弃，博物馆人类学事业逐步衰败（史铎金：《人类学家的魔法：人类学史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一九年版）。比之于当年的英美“主流”，蔡元培倡导的民族学富有传统韵味，有着古史研究和博物馆人类学气质;林惠祥倡导的文化人类学亦是如此。他个人的田野工作，有时是民族志式的，有时是考古学式的，而无论他以何种方式展开研究，其研究总是包括标本收集工作。他的学术成果，既表现为著述，又表现为博物馆展示。为了建一所人类学博物馆，一九三三年，他用节约下来的稿费自建一住屋（位于厦大西边顶澳仔），留前厅为人类学标本陈列室，两年后将之扩充为“厦门市人类博物馆筹备处”。他的理论思想以“杂糅”为特征，而他暗自欣赏进化论，原因之一恐在于这种理论能为他整理和展示文物提供清晰的线索（进化历史时间性）。

林惠祥的早期著述是民族志类的，其一九三0至一九三六年间所写书籍则多为通论，但进入“南洋避难”阶段后，他的著译之作再次以民族志为主导形式。除了编撰教材和通论，他持续做原创性研究，田野工作所及之处，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这个区域，明代中晚期以来渐渐成为闽南人流动的主要范围，我称之为“闽南语区域世界体系”，其“核心圈”在泉、漳、厦三州，“中间圈”在浙南经台湾至粤东这个地带，“外圈”便是南洋（王铭铭：《谈“作为世界体系的闽南”》，载《西北民族研究》二0一四年第二期）。林惠祥避居南洋十年间，集中研究东南亚，编译了《菲律宾民族志》《苏门答腊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并撰写《南洋人种总论》《南洋民族志》《南洋民族与华南古民族关系》等书。在其中一些著述中他指出，这个广大的区域中民族文化是“同源”的，曾经归属于同一个史前文明（在他看来，这一文明亦为过去数百年来跨国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历史条件）。

林惠祥致力于通过对这个地带分布的各族群的民族学研究，重构广义马来人—华东南古民族之种族和文化一体性面貌，又致力于通过在同一区域展开考古学研究，呈现这一区域世界的历史实在。林氏区域研究，与其身在侨乡和海外华人社会的身份有关，这些研究兼有其“乡土经验”和非凡的先见之明，可谓是“域外民族志”的先驱之作。

“林氏建议”的知识图景

“林氏建议”基于林惠祥大半生的知识积累，可谓其学术事业的总体表述，内容堪比博厄斯（FranzBoas）早四十多年为美国人类学重组所写的那些“请愿书”。在文本中，林惠祥首先陈述了在厦门大学建设人类学的理由，他指出，人类学是一门新学问，希望“新政府能提倡新学问”，能理解这门新学问是符合新社会的新思想的。他说，马克思是在“获得了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方确实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学说（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等），而恩格斯遵照马克思遗意所写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也完全是一本人类学的著作”，他表示，“如果人民政府的教育当局”也像“旧社会”那样“不提倡人类学”，“那便不能不说是很可惋惜的”。

他接着说，人类学既包含“人类社会全体的发展原则”的研究，也大量从事民族的研究，这些研究曾被帝国主义国家用来统治殖民地，“我们的国家自然不抱这种目的，然而对于国内边疆的少数民族，以及国外的民族，也不能不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以便和他们互助合作”。他说，东北、北方、西北、西南诸地设有人类学系的大学，可就近研究附近的边疆民族，至于厦大，他则提议说，此大学位于东南，可集中研究畲族、疍民、黎族、台湾的高山族（现称“原住民族”）。

此外，林先生坚称，厦大的人类学应特别重视南洋民族的研究，他解释说，南洋人类学材料极为丰富，而南洋“华侨不但人多，对祖国也很有贡献”，对南洋的史地、人种、风俗及华侨的历史现状展开文化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和南洋民族”之间的“互助合作”。

生长在闽南的林惠祥，别有一种区域特色的家国情怀，他生活和心目中的“家”，不是社会学家们一般说的“核心家庭”或“扩大式家庭”，而是关联着乡土与异域的血缘和乡缘网络。在地方上，它常常表现为“宗族”，但“宗族”的含义并不单是“共同体”，而是某种“缘”。这个“缘”，既是地方性的，又非如此。林惠祥指出，厦大是南洋华侨出于家国情怀而在侨乡地区设立的，但其地理位置有特殊性，位于东南沿海，这个区位自古便是广义马来人—中国东南古民族区域连续统的环节之一，特别便于南洋、华侨及中外交通史研究。他深信，这样的研究—无需别的名号—亦可自然地有益于新中国的外交事业。

在其“建议”的第二部分，林先生陈述了对人类学教学、研究和展示机构“可望造成的人才”的看法。他指出，厦大设立这一组机构，除了可以培养出人类学的专门人才之外，还可以培养出南洋华侨事业人才、国内少数民族人才、“出使落后国家的外交人才”、社会教育人才、一般职业人才。

林惠祥既是一位善于讲“大道理”的前辈，又是一位勤于从具体事务入手的实践家。在“建议”的第三部分，林惠祥罗列了厦门大学人类学教学、科研、展示对机构“开办的方法”。一开始他便说：“我们顾及政府现在的财政状况，决不敢使政府浪费一个钱于无用的事”，于是建议第一年只招收教员一人，由其兼任研究所研究员，此外，只需再聘一名助教，由其协助林先生本人“做研究所和博物馆工作”（这位助教便是青年时期的陈国强老师）。至于“设备”，林先生认为可分两项：图书和人类博物馆所需标本。图书方面，除了学校既有之外，他表示要捐出自藏的人类学和南洋研究书籍，又表示与其相关的厦门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一九四五年由陈盛明先生在泉州创办）也可供使用。博物馆标本也一样，他愿将多年来搜集的文物捐献出来，供陈列展示。林惠祥表示，他个人的收藏足以暂时满足系、所、馆的教学、科研、展示之用，但待时机合适，学校则可在“设备”（如新书、杂志和新标本的搜集）方面给予进一步支持。

在第三部分的后面几页，林惠祥列出了人类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的具体课程设置。除了公共必修课、语文之外，他为本科生“暂拟”的课程，均为人类学通论课。此外，他还建议适应时代新开“社会发展史”和“社会学”等课程，“采用唯物史观以探讨人类社会的性质、种类、成分、变迁原则等”。相比于本科生课程，林先生对研究生课程的设置更侧重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宗教文化、语言文字，也显露出鲜明的区域性特征，侧重于“亚洲史前发现”“中国边疆民族现状”“南洋国别史”“南洋民族专志”等。他建议研究生的研究题目，集中于中国东南部史前研究、民族史研究、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体质人类学研究，及南洋民族研究、史前研究、交通史研究、华侨研究等。

我们时代的学科问题

林先生圆了创办一所人类学博物馆的梦。一九五一年，他捐献了大量图书和藏品。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五日博物馆正式开放。一九五六年，博物馆已具相当规模，拥有三十六个大小陈列室，陈列品包括早期人类复原模型，华北和东南地区的考古文物，南洋、日本、印度古代文物和民族志标本。林惠祥生前未能实现创办人类学系和研究所的理想，然其倡导的南洋研究却得以成长。一九五0年，他被校长任命为南洋研究馆馆长，一九五七年，又被教育部任命为南洋研究所副所长。该所可谓是我国最早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一九九六年扩大为拥有数十名在职人员的研究院。为了专心筹办人类博物馆，“其志甚坚，其情尤挚”（王亚南语），林惠祥辞去历史学系主任之职，但他继续在东南民族史和考古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