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沟

二0二0年我的陕西之行中，东升安排我去杨家沟参观，出门就下雨，他说：陕北的雨，都下不大，凡是干旱的地方，雨都下不长。结果是他这陕北人犯了经验主义错误，雨哗哗下了一天，是瓢泼大雨。我们淋成了水鸭子，浑身发抖，一双鞋里灌满了水，没法穿，只好拎着鞋参观。一场醍醐灌顶的雨，对我研究中国共产党，作用很大。

回来后，躺着睡不着，想了很多—主要想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为什么能成功。

首先当然是有理想信念，有铁的纪律性。中国共产党是列宁主义政党，世界上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其实都是列宁主义党，马克思虽然是我们的祖宗，但他没有造出列宁那种党，没有通过这样的党夺取政权、建立政权。一个坚强的党，一个坚强的领袖，一个坚强的组织原则，这就是共产党成功的法宝，是第一法宝。

第二个法宝，简而言之，就是邓小平强调的—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个精髓，反映在革命者的性格上，就是灵活性、实践性、坚韧性、长期性或者长久性，而这里的根本，就是毛主席说的“会拐弯”，能讲辩证法，在坚持真理的同时，能够不断修正错误。

苏联等世界上的列宁主义党，凡是能成事的，首先都是因为坚持列宁主义原则，而他们犯错误，最终垮台，则是对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批评与自我批评知道得少，不讲乃至不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突出特点是民主作风不够，十分地僵化。

这说明理想信念当然最重要，但实事求同样重要。毛主席说，不能不断修正错误，就不能不断坚持真理。理想信念，总是要落地，好像飞机，只是在天上飞，落不了地，那就要完蛋。

党史告诉我们，一个坚强的党，如果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那就站不住，如果没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那就走不远。

罗莎·卢森堡说，一个奔向人类伟大事业的莽汉，在为人类解放事业斗争的路上，毛手毛脚地撞倒了一个小女孩—这种行为也是不可原谅的。我很晚才读到她这句话，她的话，深深刺痛了我，震撼了我。我的一个朋友说他喜欢列宁，因为列宁简单，我说我喜欢卢森堡，因为她复杂。

苏联共产党为什么垮台？就是因为它只有列宁主义的那一个原则，而没有卢森堡提出的另一个原则。最终，列宁主义的原则被斯大林搞到了反面，斯大林胡搞，党内却没有任何机制能够制衡他，苏联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毛泽东说过，我们这个党，一旦顺利些，就要犯左的错误，一旦受挫折，就要犯右的错误，我们什么时候做到不左也不右，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党就真的成熟了—这个话，就是老人家在杨家沟说的。

一、扶风寨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代号为“亚洲部”的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共计六百余人，来到了地处米脂县城东南二十三公里的杨家沟。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四个月零二天，杨家沟，是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居住最长的地方。

杨家沟其实不是一个村，而是个百年屹立的坚固城堡，这个城堡名叫扶风寨。杨家沟的主人并不姓杨，而是姓马，马家是陕北的望族。

进入杨家沟后，中央机关住在马豫章家的院子里，马豫章，是马氏家族十二世掌门人，他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汉中、北平、西安之间做地下工作。一九三三年冬，马豫章协助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从事联共反蒋抗日活动。西安事变后，马豫章任肤施县（今延安）县长，毛泽东称他是“白皮红瓤”的抗日县长。

毛泽东在杨家沟的住处，是马家十代传人马醒民亲自设计建造的“上院”，这个院落，可谓是中国建筑史上的瑰宝。一排窑洞分别为中式、日式和欧式，窑洞屋内建有洗澡间，洗澡间内设有进水孔和排水口;窑洞采用地下取暖，地板下面都是空的，设有走烟道，从外面窗下地灶烧木炭，炭烟通过烟道，使地板发热来达到取暖的目的。当年，毛泽东站在上院城堡的大门口，曾经感叹说：这位建设者既懂得建筑，又懂得军事，既懂中国，又懂世界，是个了不起的人才。

一九四八年一月，毛泽东在上院与前来参加“十二月会议”的陈毅多次谈话，两位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友，围绕着人心这个问题，再次深入讨论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

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向群众讲清楚，我们不是要消灭蒋介石个人，而是要消灭蒋介石腐败集团和剥削阶级。我们现在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心的问题，十年内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只有苏区工农群众，其他阶层都脱离了，而蒋介石的基础就比较雄厚，结果是我们丢了井冈山，丢了苏区，王佐、袁文才、李文林，这些好同志，都被错杀了，当时我们犯了大的错误。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蒋介石消极抗战，搞独裁，打内战，以及买办集团垄断金融，把经济搞垮了，使他断送了国民党的江山。

在与陈毅的谈话中，毛泽东深刻阐释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核心问题：什么是阶级、如何认识和划分阶级。所谓阶级，不是指个人或某些人，而是指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人格化”。革命，是指改变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而不是指打倒一批人，换成另外一批人。

关于阶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做出说明如下：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正是根据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毛泽东指出：正确认识、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保护力量与破坏力量，这才是我们认识阶级、划分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前提，如果离开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正确分析去划分阶级，这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在杨家沟，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进一步深入分析了中国经济中的官僚买办资本、商业资本、土地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问题。

二、伟大转折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著名的“十二月会议”）在米脂杨家沟召开，而会址就是马豫章家的客房。

此时，战争的形势已经日益明朗—由美国人空投到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已经被林彪团团包围起来了。而其余的国民

党军队，再也不可能突破从山东到陕北的漫长的战线，而在国民党统治的江南地区，国民党已经没有多少兵力了，在中国大地上，共产党人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报告最鲜明的地方在于：毛泽东气势磅礴的“大历史”视野，他从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求解放的道路大视野观照当下。

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

杨家沟是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转折点，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奋斗征程的转折点。

什么是“转折点”？就是说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转向胜利，另一种可能性是转向失败。毛泽东说，在这个顺利的时候，尤其需要用“可能失败”来提醒大家，不要让胜利冲昏头脑，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最容易失败？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最容易走向失败。

从这样的“大历史”视野，毛泽东特别指出，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主要就集中体现为人心的转变。

毛泽东在会议上总结了中共二十六年奋斗的经验与教训，他说，今天，我们最大的胜利，不是别的胜利，而是赢得了人心，今天最大的变化，就是人心动向发生了变化，是人民群众站在了我们一边。而蒋介石被孤立了，他失去了“人心”，民心、士子（即知识分子）之心。我们现在只能这样说—蒋介石正在失去人心，人心有转向我们的趋势，但是，我们绝不能说，我们已经获得了人心，更不能说，蒋介石失去人心，就等于我们已经获得了人心。

因此，必须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转折点”，说中国革命处于转折点，不等于说处于胜利之中，恰恰相反，处于转折点，乃是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如果稍有闪失，则胜利就会转变为失败，大好局面就会如镜花水月一样丧失。

毛泽东指出，全党在这个时候，必须高度清醒地认识到“转折点”究竟意味着什么。紧紧围绕着“民心”这个问题，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此前奋斗的历史。他说，我们过去失败，主要是因为人心向背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解决，所谓统一战线，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而我们过去的错误，也主要在于此处。

北伐时期，我们本来不孤立，但党脱离了军队，脱离了农民，因为右倾而孤立了。十年内战期间，我党的主要缺点就是左，因为极左，不但在城市里被孤立，造成在城市立不住，而且在农村也搞赤白对立，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在农村片面地讲工人阶级利益，结果只能是把工商业很快搞垮，把基本生活也很快搞垮了，那时，我们虽然在农村还是有群众，还不能算完全孤立，但讲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把中间力量都得罪了—总起来说，是孤立了自己，而不是孤立了蒋介石，最后在苏区也站不住了。

抗战期间，我们就比较好，吸引一些政治上进步的基层开明绅士到人民政府工作，这是完全必要的，以后还要照此办理。今天，我们讲劳资两利，公私两利，这就是“不左也不右”。我们的任务是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尽可能地团结起来，共产党必须站在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一边，而不是刻意地使人民对立起来。而且要格外注意：对学生，对知识分子，一定不要犯左的冒险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延安审干，是个极大的教训。

三、“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这样提醒革命者说：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形态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生成过程的时候，才会产生。

马克思的这些话，是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出发点。

在杨家沟，毛泽东反复地与陈毅谈到：我们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如果不注意这一点，我们就还是有可能犯错误。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在形势严峻的时候，容易犯右的、妥协主义的错误，而在比较顺利的时候，则容易犯左的错误。

毛泽东之所以讲这些话，是因为他已经清醒地看到了土改中出现的严重的左的错误，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左的错误，已经大到了可以葬送土地改革，葬送人民解放战争，乃至葬送中国革命的地步。

土地改革运动（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一九四八年五月）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在“十二月会议”之前，全国土改是由中共中央工委主持领导的，负责人是刘少奇。

一九四七年三月，毛泽东与刘少奇、朱德在田庄镇分别，刘少奇一行过黄河到达晋绥解放区，即提出晋绥解放区土改不彻底，干部脱离群众，必须发动普遍的、彻底的、系统的群众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