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寻访谢六逸

记不得商务印书馆哪部纪念文集中，偶然看见谢六逸一段趣闻：大学课堂下一位弟子把听课笔记整理出版，请老师作序推荐。谢师欣然应允，并不计较，倒生同情。商务一百多年来进进出出的馆史人物何其多也，整整一百年前，谢六逸二十四岁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入职商务修订《综合英汉大辞典》，成为一名编辑人。在二三百人的编译所供职七个多月，待一待作了“无名英雄”（茅盾语），何以让人难以忘怀？二00九年，我获准推出“ 才子英年” 丛书，准备收录梁遇春、朱湘、谢六逸三位文人的随笔杂谈。

拜识谢六逸大名不难，寻绎其著述编译却非易事，仅结集者即不下几十种。虽说拟订编选十余万字的小册子，仅凭雪泥鸿爪零星感受和个别篇什印象深刻肯定不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提及其名的出版物几乎没有。五六十年来，只是一九九五年陈江、陈庚初两位先生整理编选了《谢六逸文集》。此书印数很少，发行一千册，所知者并不多。我开始在图书馆上下翻腾，收获不多。眼见这第三本速度落后，无奈何，小字辈驰书向陈江老师告急求助。

回音来了。陈老师首先解释因为退休多年，信由商务老干部处转来，所以延宕了时日。赞扬谢六逸文章“有深度，文笔抒情、幽默”，前辈所言增强了自己的信心。肯定我的编选很有意义的同时，善意提示，“可能经济效果不会太理想，文化价值、社会影响却是肯定的”。有了联络方式，讨教请益变得方便迅捷。陈江老师熟稔现代出版历程，钩沉馆内外旧事，研究人物现象，勤于笔耕，先后惠赠编选撰著的谢氏文集和年谱两部作品，老人家又复印相关材料寄达，让我对六逸先生诸方面建树有了大概了解。尤为关键的，编辑长者对搜罗线索、联络当事人知情者富于经验，指点后学泥淖里踏实脚步，迷津中觅得航标。

唐弢书话，赵景深日记，曹聚仁、吴奔星、内山完造回忆录，郑振铎评述，谢六逸交游圈的同道好友，都在翻阅范围之中。韬奋一九二九年撰文区别硬性软性读物，五年后谢六逸略谈了介乎两者的中间读物。吴宓对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弊端提出了四条不满，谢六逸针砭流行小品文中的四种毛病以桴鼓相应。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去世，郭沫若于东京撰挽联呈治丧委员会后又致信谢六逸， 投稿《言林》希望发表。《韬奋全集》收录《同道相知》一文，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立报》副刊《言林》创立两周年纪念，为主编六逸约稿而作，说到“拉稿”编辑生涯，自愿“老死此乡”。韬奋主编《抗战》时，谢六逸同样积极投稿支持。乐此不疲的编辑执着，俩人志趣相契。主编《言林》《国民》周刊，巴人、唐弢撰稿最多，王任叔因此可能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笔名最多的作家。不断发现的快乐，连带着不可弥补的缺憾和怅惘。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七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谢六逸于一九二九年曾主持并开山新闻专业，“社会教育，有赖报章……言而有文，行而能远”，简章中他开篇点题办学宗旨。两年后受教育部聘请，主持大学新闻系课程及设备标准。新闻工作者应有史德、史识、史才，新闻人才除了理论与实际工作，还要成为新闻批评家，能够建设一种新的新闻学理论，“新闻即史”。谢六逸之观察提炼，由传统向现代嬗变，可谓适应本土、赋予当下以意义的话语体系，惜之长期湮没，“渐行渐远渐无书”，效仿无门。“知我者希，则我者贵”，知道的人很少，取法前贤自然很难了。新闻媒体使用历史事件，当下既向未来也向过去延展，过去和未来共同设计了对目前事件的报道框架，日益成为事实。罗伯特·达恩顿多次说过，所有历史学家都应该抽出一段时间，学习为媒体报道抢劫、凶杀等案件，目的在聚焦于一点，必须搞对事实。文本与事实的关系，介乎直接透明反映与多重制约和束缚之间，两者间制衡乃一脉相承的特性。新闻学、历史学立身之本高度契合， 智者所见相同。谢六逸从广义狭义上来阐述报章文学与纯文学、普通历史的同和异，唐弢认定其主张可以说是新闻文学一个方面吧。回忆“十年动乱”中付之一炬的一千三百余封函件，唐弢列举了五六位友人，销毁谢六逸来信数量居中，排名第三。

一路查找，挖掘，分解，拼接组合，重新框定，史上谢六逸的形象逐渐立体丰满。作家、学者、教师，主办副刊投身书局，策划报展组织协会，写作翻译编辑教学，细节足以说明全貌。从《日本文学》到《日本文学纲要》，最后定名《日本文学史》， 研究轨迹之扎实悉现其中。一九二八年而立之时，北新、商务分别印行其《文坛逸话》《日本文学史》之外，大江书铺出版了其翻译的日本现代创作集《接吻》，还在世界书局推出《农民文学ABC》《神话学ABC》。一九二二年《小说月报》连载，翌年由商务出版《西洋小说发达史》，胡愈之将其与周作人《欧洲文学史》相提并论。无独有偶， 两人一南一北分别在复旦、北大开设相关课程。后来悔其少作，谢六逸敦请“老东家”停版不再发行，以免贻误读者。周作人晚年回想录中称《欧洲文学史》“杂凑而成”，“在供应了时代的需要以后，任其绝板，那倒是很好的事情”。作为文学研究会二十四号会员，谢氏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接任郑振铎主编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旬刊》（ 后更名《文学》《文学周报》），一九二三年五月起由沈雁冰、叶绍钧、谢六逸十二人共同编辑，轮流主编，谢六逸与李青崖、徐调孚等八人一直编辑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停刊。抗战爆发后，参与多家报刊策划编辑，加入文艺界救亡协会，正式成立前即与郭沫若、巴金等十一人被公推为临时执委，继而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四十五名理事之一。发起中国文艺家协会、上海书报杂志界编辑人协会，出任后者主席。一九四一年中国新闻学会成立，与王芸生、张季鸾等十一人被选为第一届监事。

“身后空传稿，生前事作坟。”现在妄自猜想，也许与赵景深等人都是鲁迅“游戏文章”（许寿裳语）、“教授杂咏”中善意讽刺过的人选，甚至被误判为遭到茅盾、鲁迅敲打和批判的民族主义文学者之一？ 也许因误会与“ 左联”关系一度紧张？也许赞许过周作人的学术态度，为周作人、林语堂刊发诗文来函而约稿鲁迅却遭拒绝？评价他“埋头做事，不说苦，不叹穷，不言劳”，相知甚深的郑振铎去世过早。后来身居高位要津的故交郭沫若、萨空了、胡愈之、周建人、陈望道等人无暇或不便于提及老友。曹聚仁、黎烈文等同人又出走香港、台湾……贴标签，扣帽子，斥异己，冷眼热嘲，打入另册，逢迎误读中的传奇、流言，谢六逸无辜被偏见、创伤命中为受害者。“我纵言之将何补”， 只关注大作家岂可作数呢？北斗人物日月天才之外，繁星点缀旧云新影烘托不可或缺，定于一尊赞何益，阿世曲学遗毒深。鲁迅研究前辈，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编纂中不可替代的“核心人物”（王培元语）林辰，和古稀之年后在上海书店出版社主编、总编纂《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大型工程的范泉，这两位昔日复旦新闻系学生作为谢六逸出版界薪传者，对先师情深意长，明晰版本线索。不出所料，我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搜罗出近二十种民国老书。林辰作为弟子和同乡，兼以学者和编辑身份看待老师的创作成就，将其与朱自清、俞平伯、钟敬文、梁遇春散文并列为一时之选。尊师作品他收集很全，甚至有谢六逸与叶圣陶等友人签名互赠本，林辰将平生积累的五千多种七千多册藏书全部捐给了北京鲁博。我从几本专著译著中抽取章节，选本来源更为丰富，谢六逸为文作人之笔力事功，展卷披览，读者自然从中体会到“谈说从容抽妙绪，玉树堂前推谢公”（叶圣陶诗句）的大度与风雅。

各美其美，互见共存，化约与孤悬遁去，苛求回归宽容。黄开发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第四卷，由谢六逸一九二0年五月《小说月报》刊发文论亮相文坛发端，三十五万字全书中一共提及谢公十一处。人民出版社“出版家丛书”集纳四五十位现代巨子，叶圣陶、王伯祥等人传记中披露出谢六逸诸多交游行踪，声名卓著的商务、中华、开明，“众筹”的同人出版商朴社、大江书铺，无不活跃着谢氏的身影与作品。边春光等主持《出版词典》，多个词目收录其生平事迹，附录“中国出版史大事年表”，罗列他几项创意贡献，如一九二六年创办《趣味》半月刊，一九三五年为复旦三十年校庆而举办世界报纸展览会。纵横记载铺陈，让人忆起“孤岛”时唐弢阅读赫尔岑引发的感慨：过去有它的权利，面对既往，捧住的是既不能克服又不能忘记的事实，愿启示我以更新的路！

（《谢六逸文集》，陈江、陈庚初编，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五年版;《谢六逸年谱》，陈江、陈达文编著，商务印书馆二00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