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如何影响经济决策与宏观经济

二00七年，沪市指数突破六千点，有经济学家不断鼓吹“一万点可期”。当时，我所熟悉的某所地方高校，教研之余，几乎所有人都在议论股市。其中一位哲学教授，更是放弃了购买单位廉价自建房的机会，把原本用于购房的钱，全都投向股市。“高光”时刻每天账户都能多出万余元进账。一个哲学教授在股市发财的“故事”，很快在校园里流传，几乎成为传奇，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教授把积累投入股市。当然，后来的结果是悲剧性的，他们中的不少人，亏掉的不仅是积累，还有远低于市场价位的单位自建房。

亦是在一片狂热的时段，熟读经济史的我感觉到一丝丝不安。于是，在当时《东方早报》所开专栏“京华书影录”中，我推荐了美国历史学家艾伦（Frederik Lewis Allen）的著作《从大繁荣到大萧条》。在那本书中，艾伦生动再现了一九二九年大萧条降临前夕美国股市的“末日疯狂”。而这种“末日疯狂”，也正是由无数个在民间流传却无法证实的“日进斗金”故事推动的。终于，当财富的底层架构已承担不起最后垒上的那个方块时，崩盘开始了。

特别巧合的是，十五年后，当我翻开经济学诺奖得主罗伯特·席勒（Robert J.Shiller）的《叙事经济学》（以下简称《叙事》），扑面而来的文字，竟然就是席勒对艾伦《从大繁荣到大萧条》这部著作的同一段内容的引述。更让我感觉“不谋而合”的是，席勒之所以以艾伦著作开头，是在论证“故事”在影响个人经济决策中的强大力量。而我当时警告人们不要被流行性“故事”所“忽悠”，其基本逻辑亦是：个人决策并非全是理性的，而是受到周边舆论环境的极大影响。

关于“叙事”（N a r r a t i v e）与“故事”（S t o r y），在席勒看来，“叙事的本质就是故事”。正因此，席勒为《叙事》加了副题—“故事是如何流行开来并驱动主要经济事件的”。不过，“故事”要成为“叙事”，还要有两个前提性条件：一是流传范围较广，而非在很小的圈子内很少人知道的故事;二是围绕某个话题衍生出一连串而非单个故事。

关于“叙事”对个人与社会的重要性，在经济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其实是得到了充分认证的。席勒在书中也专门有一章，带领读者来了一场所谓“知识融通之旅”。

比如，社会学认为，故事以及讲故事是人类知识的基础。人们对于事实要点的记忆，是围绕故事来进行排列的，那些被记忆的事实是附加在故事中的。没有故事穿插其间的事件就没有意义，我们也就无法将其保存在记忆中。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回忆起走过的路，也得益于经历的一个个“故事”构成路标，引导我们“回到”个人独特的成长历程。

心理学家还认为，人类的交流也总是以互相提醒的讲“故事”方式进行。一个人讲一个“故事”，就会激发另一个人想起相关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又会使对方想起另一个“故事”。如此不断提醒，形成很长的反馈序列，使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特别是，人类的心智结构，还要求接收的信息不要被太多的细节以及太冗长的逻辑所拖累，因此，线索越清晰明了的“故事”，往往越能被人们所记住。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人老了仍然记得小时候听过的经典童话，也是这些童话历经悠长岁月而仍在流传的原因所在。

人类学家则干脆提出，会讲故事是人类社会一种特殊的现象，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人类特有功能。

然而，被诸学科如此重视的“叙事”，在当下的主流经济学中却没有其存在的空间，因为在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个人的经济决策，只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财富约束，即你口袋里有多少钱;二是市场价格。剩下的，就是“你”如何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下，确定怎样的商品组合能够实现最大限度满足。至于这个“你”，是绝对理性的。不仅仅知道自己“最大化”需求是啥，而且知道如何实现这个“最大化”。也就是说，这个“你”，在主流经济学中，就是一台冷冰冰的、不会受任何外在环境与情绪影响的“超级计算机”。这一明显忽略人性的多样性及人的决策受多元化因素影响的假定，使得主流经济学在独享半个多世纪学术霸权之后，越来越与现实经济发展相抵牾，越来越受到包括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更多经济学家怀疑。

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席勒与其学术伙伴、同为诺奖得主的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一起，把“叙事”这一重要元素主动引入主流经济学，专门研究“通过口述、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传开的大众性传播故事，是如何推动人们做出一些最终会对决策产生影响的决定”，以“开启一种新的经济变化理论”，扭转主流经济学“黑板化”趋势。同时，“鼓励人们识别那些能够帮助定义重大经济事件的经济叙事，并将它们纳入思考，从而提高人们预测和处理这些事件的能力”。这就是《叙事》一书的主旨。

无疑，个人经济决策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亦是理解宏观经济现象的入口。《叙事》一书，从资本市场中个人行为受流行性叙事驱动入手，同样是想为理解“叙事”的经济效果、构建“叙事”流行的经济学模型找到一个完美切口。

《叙事》是以艾伦讲的一九二九年故事开头，而席勒自己第一个用以解剖的“麻雀”是“比特币”。在席勒看来，公开的股票市场尽管看起来以“叙事”推动，但经济自身因素可能更具决定性。而作为一个“隐秘”的地下资本交易市场，比特币系统几乎是完全凭借“叙事”得以运行的，因为，与货币价值有实物与政府信用支撑不同的是，“比特币现在之所以有价值，完全是因为公众的狂热”。这与经济学上关于个人理性决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通过回顾比特币自出现到成为大众投机工具的历史，席勒发现，关于比特币的流行性叙事，几乎拿捏住了当下人们所有的困惑，迎合了全球化悖论下人们所有的情感需求。主要有三条：财富鸿沟越来越深，以至于普通阶层通过寻常路径永远无法实现财富自由，而比特币的交易体制提供了实现平等以及使普通人发财的可能性;腐败的权力阶层与资本阶层联姻，通过其掌控的所谓“合法”金融机构，通过制造通胀与危机，反复“合法”地剥夺普通阶层好不容易积累的那点财富，而比特币系统是由大批匿名个体以民主方式维护的，是“无政府主义”的;信息化与智能化装备的大量使用，使得技术越来越决定着人类未来及未来个体的命运，而比特币提供了个人深度参与新技术的接口，并可能使参与者成为新世界的赢家。

不仅如此，比特币叙事的流行，甚至还抓住了大众心理对神秘性的兴趣。这就是关于比特币最早的“发行者”中本聪的“叙事”。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人确切地说见过中本聪本人，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后来还有关于中本聪的传言反复出现，其中的“浪漫”与“侠义”，成为推动比特币叙事流行的又一个“核心人文故事”。

从比特币及其他流行性叙事的分析，席勒推出了关于叙事经济学的七大构想，这构成了全书最具理论与逻辑性的部分。但这些构想其实并非经济领域所独有，而是通行于社会认知领域。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经验与常识非常吻合。这也足以证明席勒想把主流经济学从“黑板”拉回“生活”的努力。

其中有三个构想，尤其让读者“感同身受”，同时也能让读者进一步理解社会认知是如何被塑造的。

一个是“真相不足以阻止虚假叙事”。最权威的《科学》杂志曾发表过这样的研究成果，在故事的真假问题上，虚假故事的转发率是真实故事的六倍。这里面反映了两个深层逻辑：首先是人类一个普遍性心理—对于刺激、有震撼力的叙事，人们更“趋之若鹜”，更津津乐道，也更急于进行“二次传播”。再就是，出于对体制或权威的本能警惕甚至是抗拒，人们对口口相传的“故事”的信任程度，从来都超过对传统媒体的信任程度。尤其是当下，人们对自媒体所传播叙事的信任程度，以及对传统资讯的不信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两个深层次逻辑，是导致虚假叙事日益主导社会认知的原因。在此背景下，即使传统媒体或政府出面，对虚假叙事进行“辟谣”与修正，提供真实的故事原型，其传播力也远比不上虚假叙事。

再一个是“经济叙事的传播力取决于重复概率”。无数的事实表明，一个叙事要流行起来，反复进行强化非常重要。仍以股市为例。研究表明，人们在股市的投资行为，受“故事”影响的程度，与“故事”被重复的概率息息相关。每一轮行情启动的初期，就会有这样的“故事”在人们之间流行：“某某昨天还与我们一样，今天因为买股票发大财了！”一开始，大家半信半疑;但很快，耳朵里不断被股市发财故事所充斥，且这个“某某”离自己越来越近。终于有一天，又听到了这样的“故事”：“我们小区的某某发财了，你看他都一口气买下两套房子！”这种不断重复的“故事”似乎在越来越强烈地警示人们“再不买，可能真会错过发财机会”，大家都疯狂地扑向股市，股市也在人们的推动下不断攀上新高。

还有一个构想也非常有意思：“叙事大行其道依赖其附属元素，如人情味、身份认同和爱国情怀等等。”因为这些附属元素最能打动人们的内心。席勒在文中不无嘲讽地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一档名为“九十秒观世界”的节目很受欢迎，尽管里面的新闻报道几乎全是美国发生的事，却极少有美国观众质疑其名称为啥叫“观世界”。席勒认为，这背后其实就是身份认同及爱国情怀。他写道：“虽然美国人口只占全世界5%，但在美国人眼里，美国就是世界”，“最重要的事也只配发生在美国”

在分析了经济叙事对个人经济决策的影响及机理之后，席勒亦分析了经济叙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关于国家宏观经济增长，如果问任何一个接受过经济学标准教育的人，都会这样回答：决定一个国家短期经济增长的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即所谓“三驾马车”;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是资本、劳动与技术，即所谓“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然而，席勒认为，这些内生性经济因素，对宏观经济及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当然是有决定性的，但还应该看到，经济叙事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关键。

在仔细研究了美国历史上经济增长周期之后，席勒列举了他所认为的影响宏观经济的九大经济叙事。这些经济叙事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并且在当下呈现出新特征。这九大经济叙事分别是：恐慌与信心、节俭与炫耀性消费、金本位制与金银复本位制、劳动节约型机器取代多种工作岗位、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取代几乎所有工作、房地产繁荣与萧条、股市泡沫、对“奸商”和“邪恶企业”的抵制，以及“邪恶工会”干预导致的经济扭曲等。

其中，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历来与宏观经济息息相关，又如前所述，它们与人性中的贪婪、盲从、愚昧等黑暗的一面相联系，所以，关于股市泡沫和房地产繁荣这二者的叙事，成为所有长期经济叙事中最显眼、最具吸引力的那种。经济史也表明，股市与房地产市场走向，受相关叙事影响也最大，而其对股市与房地产的最终影响，又与宏观经济表现息息相关。

与此相关联，恐慌与信心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我们已不陌生，但却仍然难以驾驭。特别是金融恐慌叙事，带有强烈的心理成分，更容易如超级病毒般传播，引发市场崩盘。金融恐慌叙事往往又影响到商业信心。这也是现代经济危机往往以金融危机开端的重要原因。也正因此，每当经济下行或资本市场遭遇重挫，尤其是经济与金融危机期间，如何消除投资者与消费者的恐慌情绪，如何提振他们的信心，就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决策指向。

节俭与炫耀性消费是一对对立的经济叙事。席勒指出，历史上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节俭叙事与炫耀性消费叙事交替出现，都因其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和储蓄模式，故对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预期。以美国大萧条时期为例，因为太多人陷入贫困而不得不节衣缩食，勉强度日，此时，“节俭叙事”在全社会流传。一方面，媒体及社会舆论要求即使是富人也应该有“共情效应”，把节俭与过普通人一样的生活视为“新道德”，甚至到最后，“贫穷”成为一种时尚;另一方面，那些仍然无视大众苦难，还在进行炫耀性消费的人，会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这种“节俭叙事”的流行，导致即使有能力正常消费或较高消费的人群也不敢消费，同样去过着“节俭”的生活。其结果是，总消费水平进一步走低。席勒认为，这是导致危机越走越深的重要原因。直到一九三三年，“罗斯福新政”用政府和社会消费提升总消费使萧条走出谷底，“炫耀性消费”叙事又悄然升温，并助推了经济重新走向繁荣。

对一个国家来说，当国内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国际贸易与汇率出了问题时，恢复金本位的叙事就会流行。美国上届总统特朗普，基于对美国国内所负担的国际债务不断高企、美元滥发导致通胀的双重担忧，在其任期内，多次提出在美国恢复金本位制，亦成功地在欧美激活了关于“金本位制或金银复本位制叙事”。这一叙事的再次复活，不仅是美国与国际经济结构出现问题所催生的结果，亦将反过来影响到经济下一步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