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神信仰与辽西走廊的「多元互构」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古代王朝而言，祭祀提供基本的精神秩序，战争提供基本的生存能力，马神信仰则是“祀”与“戎”的一个重要结合点。马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可谓“国之大事在戎”，而“戎之大政在马”。马为耕战之必备，中国古代王朝长期把祭祀马神列入国家正祀，《周礼》中即有四时祭祀马神之制，隋、唐、宋，乃至明、清均有沿袭，中国北方民族长久以来也有关于马的信仰和习俗。

马神信仰的演化与南北农牧互动的历史主线紧密相连。良马产于北方草原，备受草原压力的中原王朝尤为注重北方马政；同时，经由马市贸易，农牧族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塑造。明清之际，从农牧对峙到南北统合，经由马神信仰，“祀”与“戎”呈现不同的关联形态，历史深层的延续性亦蕴于其中。

今天的中国，是在中原、北方草原、天山南北、青藏高原等亚区域在“多元互构”的过程中历史性地形成的（施展：《枢纽》）。马神信仰与马政、马市交织、嵌合，成为我们观察中国各区域经由走廊地带“多元互构”的一个切入点。就明清两朝而言，“祀”与“戎”关联演化的进程聚焦于辽西走廊，这里撬动着王朝的命运，也呈现着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特定机理。

一 、明代马政、马市与马神信仰

马神祭祀是明廷较早启用的国家典仪之一，且初起就与帝命和王权正统相关联。洪武二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祭祀马祖诸神。他在祭神祝文中申明“历代兴邦、勘定祸乱，咸赖戎马”，自陈“朕自起义以来，多资于马”。在中央马政机构—太仆寺设立后，他阐述马政时又强调，“马之功”关乎“备戎事”，“马之力”关乎“使君有道”。

推动明代马神信仰发展的直接动力是马政之兴。有明一代，明廷面临“三北”地区的军事压力，自明初就强调“马政即国政”，马神随之备受尊崇。正如明代大儒丘濬主张修明马政与四时祭祀马神相关联，“随其时举其祭，因其祭而行其政，则马得其养，国赖其用”，既诉诸人力发挥马政之功，又求诸神力，契合“古之帝王合天人而一”的理念。

明早期敕建的马神祠庙首先附建于中央马政机构，洪武时期，朝廷在包括辽东在内的五处边要之地设立行太仆寺，掌理各边卫所营堡的马政。明成祖长期与北部蒙古交战，深谙马政之重，他加强辽东乃至北方整体边防，在陕、甘、北京、辽东增设苑马寺，集中孳牧马匹。随着马政建设铺展开，马神祭祀网络逐渐与马政体系相嵌合，“天下凡养马处，皆有祠，遂为通祠”。专事马政的官员到任时，首祭马神。边地养马之广大军户，尤其苑马寺治下孳牧负累极重的牧军家庭，都祈求马神护佑。

明代马神信仰与边防形势相连，在北方设置边卫之地，建城则必立庙，马神庙亦与城同建。据《辽东志》所记：“社稷坛、山川坛、厉祭坛、城隍庙、马神庙，以上随城建立共十四所。”《辽东志》区分了各类祠祀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其中，“祀马神旗纛以兵卫”明确将马神祭祀指向军事信仰需求。

在明中后期辽东镇的官方祠祀中，祭祀马神已成为常例，此时辽东马政已走向废弛，可见马神信仰的发展并不因马政之衰而衰落。恰恰随着北部危机加剧，从朝廷到边方将领，通过祭祀以求马神“保民靖敌”、助化危机的意图更为强烈。诸多马神庙是由驻守将领带领边将修建的，庙址亦多位于总兵府、演武场等军事重地，文献中还出现了由军士管理马神祠庙的记载。

马神的军事信仰特性还表现在神灵组合的形式中。特别在沿北部边墙的卫所营堡，真武庙、关帝庙被作为武庙祭祀，马神常从祀其中。元统治者自蒙古高原入主中原，认为是获得了北方之神玄武（真武）的护佑，真武信仰在北方地区产生广泛影响。燕王朱棣“靖难”之时，宣称受玄武神相助，后又将此视为承天运而继大位的“神意”，祭祀真武遂被纳入国家祭典。真武大帝作为武神广受崇奉。在明中后期辽东战事频繁时期，多见将领军士兴修真武庙的记载，甚至在边将顾之不及时，由乡老自发募捐修庙。马神与关帝同祀的现象在明清的辽东亦极为常见。

如果说上述马神信仰的形式、特点普遍存在于明代北方边地，那么，要进一步明晰辽西走廊上马神信仰的特殊性，还需与多族群的互动关联起来。辽西走廊作为渔猎、游牧和农耕族群的接触带，走廊上的贸易互动是各方的生命线。明代辽东镇三面环居着蒙古和女真。对明朝的政治生态而言，尤其要处理好与蒙古、女真的关系。与此同时，不同人群在共同开发东北的过程中，要求互通有无、经济交流。马市和贡赏制度成为重要的互动机制。

广宁位于医巫闾山脚下，辽西走廊的最东端，既是辽东镇的政治权力中枢，也是贸易重镇。广宁是贡赏制度得以施行的重要关口之一，是沟通中原与东北乃至整个东北亚的枢纽，连接着地域广阔的贸易网络。穿行于广宁的女真人成为重要的跨界人群。对明廷来说，马市不仅就近补充军马，还是对蒙古、女真施行羁縻治策的重要手段。广宁马市是辽东镇最大的、开设最早的马市，主要对兀良哈三卫开展贸易。活动在辽西走廊上的女真多为建州女真人，当中原与蒙古之间的马市贸易中断时，女真常常成为这种贸易的中介。

到明中后期，明廷逐渐失去辽东马市的主动权，辽东马市从官办易马市场转变为更具民间性的民族贸易场所，这为建州女真兴起创造了条件。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前的三十多年中，建州女真与汉人开展大规模互市；女真与蒙古之间建立经济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长久以来的马市贸易。这为努尔哈赤完成女真诸部统一，乃至后来清王朝统御长城南北、建立复合性治理打下重要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马神信仰的演化机制也随之浮现。不同于明官方祀典中的人格化马神，女真和蒙古围绕马的祭祀更具萨满信仰和动物崇拜色彩。满蒙联盟是推动明清历史演化的一个关键机制，后金（清）政权与蒙古的联盟是通过“刑白马乌牛， 祭告天地”的立誓结盟仪式达成的，其中，广泛存在于北方民族中有关马的神圣观念，成为维系部落联盟政治的内在精神要素。

除了女真人，明代进入辽东的晋商群体也是重要的跨界人群。明初实行“开中制”，由于辽西走廊的交通之便和朝廷对辽东的锐意经营，大量山西商人自募农人屯耕于辽东各边镇，又运粮换取盐引，依托远距离贸易的山西商屯遍布辽东。晋商还逐渐涉入跨族群的马市贸易，在马市转为官民兼营乃至以民市为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角色。乃至后金能以厚赏吸引蒙古诸部归附，商人群体所牵连的跨族群、跨地域远程贸易是为必要条件。

在辽东镇军事防御体系下，陆上商路运输网基本沿边墙而成，商业地理深受军事影响，商人信仰也与军事信仰产生交织。有明一代，中原政权有效控制辽东达一百六十余年，辽西走廊成为信仰迁移的重要通道。其中，辽东晋商所建关帝庙尤为众多，这也符合明代在边远地区推行“借褒关羽，以张汉治”的政策需要。关帝庙常建有戏台，甚至庙宇维修、祭神演戏之资多由卫所支出，这种演戏风习还传入女真部落。马神常作为关帝陪祀，关帝庙酬神演戏亦有报谢马神之意。

可见，明代卫所祭祀关帝、马神，背后常常牵连着卫所将领军士和商人商会的社会网络，也可能交织着军事信仰和商业信仰。关联明代北方边地马神信仰的演化过程，可以想见，自明中后期辽东马市转向民族贸易市场的过程中，马神或已成为大量远距离贸易商的行业神，并在跨族群贸易中成为文化沟通的底层介质。地方文史资料中零星可见女真人、蒙古人前往辽西走廊的寺庙进香祭拜的记录，尽管少有明时期各族人群共享马神信仰的直接证据，但至今在医巫闾山一带的歌谣、谚语、民间故事和剪纸中，仍然留存着关于马市和朝贡的文化记忆。

二、 “ 大一统”格局下的马神信仰

辽西走廊上的多元人群围绕马长期互动，呈现出“祀”与“戎”关联的不同形态，从中可以解读出明廷经略堪称王朝生命线的辽东边疆的各种努力；也能看到女真在“多边犄角”（宋念申：《发现东亚》）的地缘关系中争取生存空间，对农耕、游牧和射猎文化的兼容，恰恰成为其牵连跨界互动的重要依凭。尤其明清之际女真关于马的信仰文化，延续到了清宫马神祭祀中，有助于进一步考察辽西走廊基于信仰的跨地域连接。

明辽东苑马寺位于辽河以东，并未被清廷沿用。清军入关后，在更适宜养马的辽西地区建立牧场。大凌河牧场即是重要的皇家牧场之一，除了为军队供马、为驿站添换马匹外，还保障行围、巡幸、谒陵等重大政务用马，其中就包括为宫廷的祭马神仪式选送马匹。

祭马神是清宫祭祀的重要内容，“顺治年间定， 每年春秋二季， 择日为马祭神， 请坤宁宫所祭神， 祭于神武门内神室。凡二日”。实际上，“马祭”可能是明代女真人即有的萨满教祭俗。清朝统治者以弓马定天下，马群喻示军事力量，早在皇太极称帝之初，就将“为马群致祭”的权力收拢至极高等级，“亲王以下、辅国公以上许祭，镇国将军以下不许祭祀”，以确保神灵对军事力量的护佑专属于统治集团。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内务府总管大臣和上驷院卿被指定为“致祭马神之典”的“主祭人员”，仪式进一步规制化。至于祭祀礼仪，尽管有诸如“合掌致敬”的佛教仪式，但无疑是以萨满礼仪为主导。

多数学者认为清宫“祭马神”是祭祀马神，或至少所祭诸神中包括马神；孟森先生认为是“为马祭神”，乃为马而祭“国俗”所崇奉之神，即坤宁宫诸神及堂子神（孟森：《清代堂子所祀邓将军考》）。我的关注更在于，经由马匹的供应和仪式物品及其“神力”的传递，清宫廷与位于辽西走廊的大凌河牧场连接成了一个跨地域的祭祀系统。以顺治年间“祷马”仪式为例，一方面，“祭神受福马缺额”由大凌河牧场选补。另一方面，“祭马神室”正日夕祭，“以青帛送系大凌河骟马群三十匹”，“次日， 朝祭以绛帛送系大凌河牝马群千三百匹， 夕祭以青帛送系大凌河牝马群二百七十六匹”。被置于供案经受熏祷的各色绸条，除了专系于皇帝所乘御马，其余均被送至辽西的大凌河牧场拴系于马鬃尾，以祈牧群繁息。

细考其仪式和祝祷神歌，可见多重表征。其一，为皇帝所乘御马和牧群繁息，祭祀诸神（可能包括“马神”）。其二，“为马祭神”蕴有保持皇族骑射武功之意，这亦与萨满信仰相契合，在蒙古、女真等北方民族有关马之神性的传统观念中，马和骑乘之人不仅福祸相关，且灵性相通。其三，通过仪式主体（祭神受福马）和礼仪物品（绸条）的往来流动，形成“神力”的传递，不仅在王都和“龙兴”故地之间构建了神圣连接，亦寄托了护佑“王气”和“天下”之意愿。突破辽西走廊是皇太极入主中原的关键，也成为清朝历代统治者重要的历史记忆。大凌河牧场虽为皇家牧场，但其对清朝马政的意义，超越了一家一族，更关乎“天下一统”。乾隆皇帝在《观大凌河养息牧》一诗中所言，“我朝养马无须多，上都盐泽大凌河……哈萨克马来服皂，新疆用以资腾饱。一家万里合东西，白傅那歌阴山道”，将此意表达得淋漓尽致。

视野回到辽西走廊。据相关研究，清廷在大凌河牧场建有马神庙，始建于康熙年间，乾隆时曾三度维修。鉴于前述大凌河牧场与清宫“为马祭神”仪式的既定关联，大凌河的马神祭祀必然内蕴着萨满特性；但又如清廷内务府上驷院不仅是宫廷“致祭马神之典”的主祭者，还沿袭了明朝太仆寺旧制于通州马神庙祭祀马神，辽西地区由官方兴修的马神祠庙，其神灵、祭仪也极可能承袭中原典制。那么二者如何统合呢？

大凌河牧场官兵多是满洲八旗或入旗汉人。细考清代方志和东北流人笔记，一方面，从黑龙江、吉林到辽西走廊一带，“关羽、马神诸祀”确为“满、蒙、汉军旗人”共同崇奉；另一方面，清中晚期，满人“家祭”仍有祭祀“他合马”（神马）、给马鬃尾拴红绿布条的仪式，但更凸显满汉文化的交融。如清代旗人掌故家福格记录的“祭马神”礼仪：“今满洲祭祀，有祭马祖者，或刻木为马，联络而悬于祭所，或设神像而祀。按《周官》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又胜国洪武二年诏祀马祖，皆此礼也。”其中，福格申明“祭马祖”源于《周礼》，又如明制；“刻木为马”体现对马的崇拜；“设神像”则更趋向人格化的马神。这或可说明，在满汉长期共享马神信仰的进程中，满人的马神祭祀已进一步兼容了萨满传统和中原礼制，更具复合属性。

清代马神信仰的军事信仰色彩逐渐消隐，加速转向交通、贸易的意义。明清时期，保障驿马是马政的重要功能。清代驿路“通天下之脉络”，尤其关内外一统，辽西走廊开始真正发挥通道的作用，随驿路兴建马神庙在清代的辽西走廊更为显著。经考察文献，在北京经辽西走廊通往东北腹地的驿路上，驿站中修建马神祠庙是较为多见的。还常有马王作为关岳庙、关帝庙、真武庙的陪祀。驿站的马神信仰往往交织着护佑驿传交通、经贸往来、边疆戍守和畜牧经营的多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