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之所归

二0二0年岁末，欧美书业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回忆录《应许之地》（A Promised Land ）在皇冠出版公司的面世。该书全球首印量五百九十万册，以二十种语言在全球同步发行。一周之内，实体书售出一百七十万册，一个月后，这一数字变为三百三十万册，出版商也将总印数调高到六百八十万册。与实体书同步的，还有电子版和有声书版本，虽然二者比实体书价格便宜，也应和了当代社会“移动媒介”“视听媒介”的现实和人类精神生活中“听觉、触觉”的回归，但销售数量仍大大落后于实体书籍。书业与政治圈、文化界为这本传记的惊人销量备感兴奋之余，一个持久的话题在大多数人眼中也许早已“视而不见”，但它却又无时无刻不隐隐浮现于人们内心深处。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持久的传播媒介——实体书籍——的命运问题。

“实体的黑夜”

对于与人类精神生活如影随形相伴了数千年的实体书籍，二十世纪之前的知识人看到的似乎只有它传通知识、思想的非凡魅力与延展文明、视野的不朽价值。人们很少将关注点投射到书籍本身。对书籍地位与命运的忧患之思始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电子媒介在人们日常精神生活领域的“攻城略地”，此时欧洲的精英文化圈就开始对电影、广播等视听媒介有可能“掠夺”书籍文化地盘的现象产生警觉，但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对书籍的信心却十分笃定：“至于‘书籍’这一观念差不多已丧失尽过去的崇高地位，最近因电影或广播的影响，书籍甚至在多数人的眼中都行将失去魅力，我们倒不必引以为悲的，我们不必忧虑书籍也许会连根被拔除的一日。”黑塞认定，即使视听媒介有朝一日“侵占”了书籍的某一部分功能，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它们所“侵占”的仅仅是书籍可有可无的那部分功能。

乐观的情绪，显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实体书籍的未来变得心里越来越没底。有的学者认为，不仅实体书籍在未来的精神版图中没有位置，所有书籍恐怕都将地位不保。法国历史学家亨利-让·马尔坦（Henri-JeanMartin）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指出：“书籍已不再拥有昔日的威望，已不再是我们理智与情感的主宰，因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人类所拥有的全新的交流和资讯工具。”与马尔坦观察到书籍在与其他媒介的竞争中丧失了主体地位不同，罗杰·夏蒂埃（RogerChartier）认为实体书籍时代已悄然远去，电子文本将粉墨登场：“革命已被宣告或实际上已经开始，我们将从纸质书，例如我们熟悉的书册、书页、集子，过渡到电子文本和视屏读物。”二00八至二00九年，欧洲大陆极富影响力的两位知名爱书人——意大利学者翁贝托·埃柯（UmbertoEco）和法国电影艺术家让-克洛德·卡里埃尔（Jean-ClaudeCarrière）就书的前生今世做了数次长谈，两人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书会消失吗”。对书籍的未来，埃柯的态度虽然不如夏蒂埃认为实体书时代已经结束那样决绝，但语气中也多了分不确定。他一方面认为“书就如勺子、斧头、轮子或剪刀，一经造出，就不可能有进一步改善。你不能把一把勺子做得更像勺子。书多方证明了自身，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比书更适于实现书的用途”，一方面又补充道：“也许书的组成部分将有所演变，也许书不再是纸质的书。但书终将是书。”我不清楚，上述话语从一位中世纪珍本爱好者、收藏家、历史小说家口中说出的时候是什么滋味，或许总有一种苦涩在心间吧。

通常认为，为印刷文化“画上句号”的是被称为“媒介先知”的二十世纪加拿大媒介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一九九九年三月，美国历史学家、书籍史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Darnton）在《纽约时报》撰写评论，指出麦克卢汉一九六二年提出的所谓“印在纸上的文字很快会消失”并未实现。二十世纪下半叶乃至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谈及实体书籍的暗淡前景，人们大多将“实体书籍即将消亡”的帽子戴在麦克卢汉的头上，有的学者甚至为此对其大加挞伐，痛斥他信口开河、哗众取宠。然而，在有生之年，麦克卢汉从未明确说出过实体书即将消亡类似的话语。引发误会的，是使他声名鹊起同时又毁誉参半、出版于一九六二年的《古登堡星汉璀璨》。这是一部奇异的书，从形式上看，它虽然篇幅不短，正文却不分章节，也无目录，不同部分之间亦缺乏鲜明的逻辑关系;虽然列出征引文献篇目或作者，全书却无一处注释。在学术规范已然成熟的欧美学界，麦氏说他之所以选择如此这般独具一格的“花样”著述方式，是为了打破印刷文明的“视觉垄断”，却也着实令学界同侪备感不适。更多的人，在讨厌且并未通读此书的情况下，就宣称该书宣告了印刷术的终结，使麦氏轻而易举背上了“书籍终结者”的恶名。其实，麦氏此书着眼于印刷文化和印刷书对人类社会、文明和个人生活带来的新变革与新变化，他“镶嵌画式”的行文布局，也是为了通过这种“形式实验”，让人们感知到以往印刷文化的特质及其引发的“星汉事件”。其实，麦克卢汉对印刷文化最严厉的“判词”并不在《古登堡星汉璀璨》中，而是在一九五九年于美国芝加哥的演讲“电子革命：新媒介的革命影响”中提出：“印刷术的君主统治结束了，新媒介的寡头政治篡夺了印刷术长达五百年的君王统治。”即使点明实体书籍可能正在逐步丧失优势地位，可他终究未说出实体书籍会消亡。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九七二年，英国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主持了一场多位世界知名人士参加的论坛“书籍重要吗”，麦克卢汉应邀参会，发表演讲“书籍的未来”。在演讲中，他的宣示斩钉截铁——“书籍的未来前景广阔。它不会走向终点;实际上，它正在重温和重塑它扮演过的一切角色。”

真正为实体书籍唱起“挽歌”的是德国媒介学家基特勒（FriedrichA. Kittler）。在一篇论文中，基特勒将“没有一物可想象”的情形称为“漫漫黑夜”，而这无一物可想象之处，乃是“数据处理之所”。历史上，从手写书信，到印刷书籍，再到卫星无线电，在基特勒的眼中都是数据处理的不同形态。以往，“实体的黑夜”可能是一位声名卓越、知识渊博的学人，将一切所能吸收的智识集于一身，却也隐去了智识来源，他于是便成了“保存之所”。同时，作为“保存之所”的他，也因之成了其他智识之源的“黑夜”，一物得以保存之处，背后将是淹没无数实存之物的茫茫黑夜！印刷术出现之后，广积博储又没有任何注释且体现强烈创作主体色彩的实体书籍，淹没了它的主人生成思想借以观览的诸多实体书籍，成为新的“实体黑夜”。据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就是这样的“实体黑夜”——它比《古登堡星汉璀璨》还过分，后者尚在正文中写出文献来源，而前者对依凭之实体书籍、观点来源不着一字。当下的技术社会，实体日益流失，越来越不可见，就如《精神现象学》这样少量而分散的“保存之所”也终将以数码的形式消散在数据存储器的渺茫之所。所以，依照基特勒的看法，离散的数码技术，终将成为所有实体的“黑夜”，书籍最终也免不了这样的厄运。

“思想的货币”

基特勒洞见了数码技术的力量，却忽略了数码技术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宰制。

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在阐述“货币哲学”时着重指出，货币本是物品，“最为需要和最有价值的物品最易成为货币”。换句话讲，货币本身即有价值——它可以作为有用的物品使用，也可以作为装饰品存在，还可以作为友朋馈赠的礼物——并非仅仅作为现代意义上之货物而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讲，现代符号货币的形成过程是不断张扬货币功能性价值、挤压货币物质性价值的结果。这个过程是货币不断符号化、抽象化的过程——原本的货币，具有符号和物质双重价值，对应着实际可用的物质，但伴随抽象符号化体系的逐步建立，再生的抽象符号已经与现实物质脱离了关系，成为某种空洞之物。这就如当代的纸币以及发展中的比特币、数字货币，其自身已经没有了任何物质价值。

实体书籍犹如思想的货币。无论是货币，还是实体书籍，本都是器具性的存在物。依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看法，“器具之器具存在，即可靠性，按照物的不同方式和范围把一切物聚集于一体。不过，器具的有用性只不过是可靠性的本质后果。有用性在可靠性中漂浮”。换言之，相比“有用性”，“可靠性”更能显现器物的本质，也具有更加丰富的意涵与价值。反观货币，作为器具性的存在物，它不仅仅是以物易物的工具，更是具有物质价值、人际中介关系、体现人类生活艺术等诸多面向的存在物。实体的书籍何尝不是如此！千百年来，无论中西，知识界极力表彰的往往是书籍所承载的微言大义与思想价值。知识界对待书籍，犹如商业界对待货币，过度看重功能价值而有意无意忽视物质价值，这在货币和书籍身上，同样突出。实体书籍看重内容，强调内容在文化的时间性传承与空间性传播中的功效性价值，这当然没什么错，而知识界的过失在于对实体书籍物质性价值的选择性忽略。二十世纪的媒介学者中，麦克卢汉是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在他看来，内容恰似一片美滋滋的肉，吸引了“看门狗”的注意力，而“窃贼”早已偷偷溜之大吉。十六世纪古登堡现代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人们就沉浸在印刷书营造的温暖摇篮里，时时刻刻感受摇篮的温暖，却从未抬眼看一眼摇篮是什么。麦克卢汉常用的另一个术语是“麻木”，主要用来说明现代人对电力技术的迟钝和电子媒介的无感。事实上，《古登堡星汉璀璨》恰恰是要人们在“镶嵌画式”的文本迷宫中，留心印刷媒介这个“窃贼”的真面目。

作为“思想的货币”，实体书籍原本并不只看重自身的功效性价值。漫长岁月里，物质性价值在实体书籍中不曾缺位。在古埃及，用于制作纸草书的莎草纸品级众多，有“皇纸”“王纸”等多种类型，价格也相差甚远，莎草纸本身质量的高低代表着书写完成的纸草书的价值。更有甚者，古埃及晚期，民间所用亡灵书是没有什么“内容”（具体内容需要后续填充）的，决定其价值的是亡灵书材质。古罗马时期，“大约从公元二00年到四00年，人们把大量的文献从传统的纸草卷转抄到新近采用的羊皮卷上。……可正是这种转换造成了文献极大的损失。……可一旦文献获得了新的外在存在形式，所有旧的本子，因为已经变得多余，自然被抛弃了”。大量的古代文献和神学著作被从纸草文献转抄至羊皮纸，除了后者坚固易存之外，人们看重的是书籍的物质样态——在他们心目中，羊皮纸可以使心目中的经典作品更加神圣、更有永恒性。欧洲大陆有着一千余年书籍制作传统的修道院缮写室中的抄工们，更多关心的是所抄之书如何呈现，而很少细查抄的是什么内容。三年前，笔者在牛津大学访学，有幸目睹在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展出的制作于十二世纪的四卷本《温彻斯特圣经》（WinchesterBible）。这部长五百八十三毫米、宽三百九十六毫米的泥金手抄本圣经，典雅庄重、气势撼人。特别是每一卷首页都有三分之一幅面的彩绘字母，首页以及正文页每一节开头、每一行文字亦均有精美的首字母装饰。可以说，《温彻斯特圣经》的独特，更多地体现在内容之外，是这部十二世纪的手抄书籍的器具性存在令其卓尔不凡。事实上，实体书籍的开本也并非随意为之。一七七六年三月，塞缪尔·约翰逊与好友詹姆斯·鲍斯威尔到牛津大学的彭布罗克学院看书。鲍斯威尔发现了用摩洛哥羊皮装帧的四开本大卫·休谟著《随笔和论文集》，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记下了当时惊愕的心情。在他看来，休谟不配享有标志“教养和尊敬”的四开本。中国唐代，也特别重视书写材料的质地，除了本国生产的“鱼子纹”“斜纹纸”等本土纸张外，还从高丽进口“蛮纸”，从日本进口“松皮纸”，这些无不体现了时人对物质性的重视。同时，现代中外出版业引人注目的书口刷金或彩绘的工艺，至少在中国明代的书籍制作中已较为常见，书籍物质表现力的价值曾一度被珍视。

实体书籍功能性价值的兴起，随着媒介技术的演进一步步走向深入。写本或抄本时代的书籍，至少将实体书籍的器物性放在与内容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的人看来，实体书本身即是价值的体现，器物的优劣不仅是它作为内容载体是否合用的问题，更重要的，器物还表明它的使用是否得体。现在遗存下来的写本或抄本每每震撼人心，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们传递出后世书籍所未有的意涵。用海德格尔的话讲，这样的实体书籍是“可靠性的”器具，它为传递人类思想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可能性。早期印本书，虽然比不上抄本精雕细琢，但印刷与装订也是完全分开，依然保留了抄本时代首字母装饰、边饰等做法。印刷技术和造纸技术的进步，激发了书业的扩张雄心，也张扬了人类加速知识传播的旧梦。这些都有利于文明的普及，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实体书籍的功能性价值在极速扩充的同时，压缩了其物质性价值存在的空间。平装书革命，使得更多的人有书可读，可也拉低了实体书籍的“器具可靠性”。现在，将实体书籍连根拔起的是数码洪流。除了pdf 文本系从实体书籍演化而来，依稀仍有几分实体书籍的感觉外，当下通行的数字书籍，mobi、epub、azw3 三种格式的出版物，无论具体内容是什么，均被以上述三种格式压缩在数据之中，没有了个性，也变得面目模糊。数字化书籍消除了实体书籍“可靠性”中丰富的可能性，唯一留下的只是用于内容传播的功能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