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一一明白回奏
作者: 林鹄大清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桐城张廷玉这位毕生精明、谨慎低调的两朝元老,已经七十七岁了,正所谓风烛残年。
张廷玉出身名门,其父为康熙朝内阁大学士张英。其仕途一帆风顺,二十九岁中进士,点翰林,不到五十即出任正二品的刑部侍郎。在雍正朝更得清世宗胤稹赏识,飞黄腾达,官拜正一品的保和殿大学士。他与鄂尔泰是胤稹晚年最宠信的两位大臣,而且的的确确劳苦功高,世宗在位十三年所取得的政绩,背后几乎都有两人的身影。所以胤稹遗诏,两人均得配享太庙——这意味着,只要大清不亡,死后将年年得当朝皇帝本人亲自祭祀。身为臣子,这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张廷玉是有清一代享此殊荣的唯一汉人。
高宗弘历即位初,张廷玉、鄂尔泰,再加上世宗的弟弟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组成了辅政班子。乾隆二年(一七三七)末,加封勤宣伯。至此,张氏的声望与地位,到达了汉臣无以复加的顶点。
自二十九岁踏上仕途后,或者在京,或者随驾巡幸四方,张廷玉一直矜矜业业,为大清朝献出了毕生精力。但在这七十七岁的风烛残年,廷玉终于想家了。老了,不中用了。是年正月,张氏当面向高宗乞求致仕,“情辞恳款,至于泪下”。但弘历不为所动,并于第二天颁发上谕,向广大臣工说明,不批准张廷玉退休的理由。
高宗问,真正的大臣,“与国家关休戚,视君臣为一体”,会想着退休吗?当然,假使“昏耄龙钟,不能事事”,“在朝廷亦不得不听其引退”。但真要老糊涂了,“固将神明愦然,其于去留,已瞀不知”,退不退休,都弄不清楚了。如果心里还明白,“则日日同堂聚处之人,一旦远离,虽属朋友,尚有不忍,况在君臣,岂其恝然?”难道大臣对君主的情感,还比不上普通朋友?弘历接着说,你张廷玉光想着“泉石徜徉,高蹈为适”,无牵无挂地享受生活,难道就忘了诸葛亮“鞠躬尽瘁”的誓言吗?“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到这份上,高宗摊牌了:“朕尝谓致仕之说,必若人遭逢不偶,不得已之苦衷,而非仕人之盛节。”所谓退休,不是官员的荣耀,这是那些没有碰上明君的大臣,能力得不到施展,不得已只能放弃。现在你们三生有幸,遇上了我这样的好主子,“为人臣者,断不可存此心”。
受了这一番羞辱,张廷玉老实了。但他身体确实不行了,经常请病假。这对高宗的神圣形象很不利,再不让退休,就显得皇上太刻薄了。所以,第二年冬天,张廷玉再度卧病在床,弘历终于决定,允许他致仕。不过,退休虽准了,但高宗认为,道理还得讲清楚:张廷玉退休,是特例,是“圣人安老之仁”,特批的恩情;广大官员“在臣之义,矢以毕生,实分固然也”,这是原则,还必须坚持。
上谕说,昨天朕与兵部尚书梁诗正谈到了这件事。梁氏奏云:“故乡为祖先坟墓所在,桑榆暮景之人,依恋弥笃。”“此言虽属宛转,亦于情理未协。”现在才想到父母,早干吗去了?“离乡远宦者,早已不能岁时瞻扫,岂待迟暮方知?”出来做官这么多年,不是一直没扫墓嘛,怎么临老了才想起来?“梁诗正亦无辞以对。”
当然了,你们没良心,是你们的事,朕很宽容,不计较,不仅不计较,既然你们有私心,想偷懒,朕也能体谅。张廷玉想走,那就走吧。我为什么留着他?那是对他有感情,合不得!家里摆着的古董,年头长了,有了感情,都不合得收起来换上新的,更何况我大清天子一向把大臣看成自家骨肉,说走就走,真是合不得啊!
张廷玉致仕一事,本已尘埃落定,不意风飙突变,刹那间换了一个谁也未曾料到的结局。原因是鬼使神差,张氏居然哭哭啼啼地去找皇上,免冠叩首,乞求皇上给他一个公开承诺:虽然退休,配享的待遇不会取消。
高宗很生气,配享是我爸的遗命,我这天字第一号大孝子,当然惟父命是从,但这是我个人的主动选择,别人拿这说事,就是要挟我!生气归生气,一时还真没什么借口,可以拒绝张氏的无理要求。千万个不愿意,也只能忍了。弘历明发上谕,昭告天下,张廷玉配享坚持不动摇。随后张氏一个无心之失,给了高宗泄愤的绝佳机会,剧情陡然翻转。
在张廷玉拿到弘历批准致仕的公开声明的第二天,如此空前绝后的恩宠,照例当亲自入宫道谢。蹊跷的是,张氏居然没来,只让儿子张若澄代表自己进宫。更蹊跷的是,下一天一大早,张廷玉自己又巴巴儿地来谢恩了。这下,憋了一肚子火的高宗,发飙了!他下了一道冗长的上谕,公开怒斥张氏。
先摆事实。朕对张廷玉多好,要退休就退休,要配享就配享,实在仁至义尽。可他呢?递上来的谢恩奏折说得好听,“泥首阙廷”(要到宫里磕头—头磕到地上,不就沾上泥巴了吗),可人都没来。昨天朕就很生气,已经让军机大臣起草训饬的谕旨了。可上谕还没正式下发,今天天刚亮,他就来了,这不是军机处泄露消息是什么?
接下来讲道理。配享太庙这么大的恩情,不只是你张廷玉到了阴间还得记着,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也要感激我大清的大恩大德。“即使衰病不堪,亦应匍匐申谢”,真病得不行了,爬也得爬进宫来谢恩。他是觉着,朕做了公开承诺,没法收回了,能捞的好处都捞到手了,不用再求我了,谢恩也就不来了。
这回,弘历终于把多日来的不快,通通倾泻了出来,借口就是张廷玉没有及时亲自谢恩。
必须替张廷玉辩白两句。张氏十二月癸未(初九)进的宫,哭求配享承诺。清代的规矩,不管多大的官,也不管多大年岁,除了集体上朝的正式场合,进宫见皇上,从头到尾得一直跪着。清代做高官,是对身体的巨大考验。就在乾隆十三年,一品大员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于义,跪久了,头晕眼花,两腿打颤,起来时踩到衣服,摔死了!张廷玉年近八十,当日哭哭啼啼,远非三言两语所能解决,想必跪了挺长时间,筋疲力尽。虽然当天高宗应已做出允诺,但终究还没有公开发布上谕,所以老先生回到家,十有八九仍忐忑不安,生怕皇上变卦,没法真正休息。等到亲见谕旨,已是两天之后的乙酉(十一)。三天来,老先生多半惶惶不可终日,待得旨,余生唯一愿望得遂,大喜一冲,陡然放松,身体估计再也支撑不住了。第二天入谢,哪还能起得来,只有让儿子代劳了。休息了一天,稍微缓过来点,就赶紧亲自入宫。不想阴差阳错,反而倒了大霉。
谕旨还没完。接下来,是高宗对泄密与结党的严厉指责。昨天朕让军机大臣拟旨时,值班的是傅恒(弘历的小舅子,传说中乾隆的私生子福康安的父亲)和汪由敦(张廷玉的门生),当时汪由敦就跪求朕开恩,希望给张氏留点颜面,因为一旦公开发布上谕,张廷玉就身败名裂了。为了老师,学生舍命相救,“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再看今天一大早张廷玉就来了,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张廷玉纵忍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就放过他一回。但汪由敦作为军机大臣,居然“顾师生而不顾公义”,着革去其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留尚书任赎罪,以观后效。
汪由敦真给张廷玉通风报信了吗?笔者以为,这一可能可以排除。事实上,高宗自己也不相信,只是以假乱真,拿这个借口,收拾张氏。
先从汪由敦的角度分析。他并没为张廷玉辩解,只是希望弘历手下留情,不要公开斥责而已。汪由敦斗胆在盛怒的皇帝面前劝谏,在清朝是了不得的大事,尤其作为汉人,公然违抗圣意,为老师说话,简直是主动往朋党的火坑跳。高宗说得很清楚,这是“舍身相为”,不要命的举动,已经是极限了。弘历翻脸不认人,就在这年年初,诛杀了最宠信的满洲大臣、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再给汪氏十个脑袋,也绝对不敢泄密。
再来分析高宗的反应。对汪由敦的处罚并不重。事实上,三个月后,汪就官复原职了。这只能说明,高宗根本不相信汪泄过密。
张廷玉当然得赶紧解释,但可想而知,越抹越黑,弘历又颁布了非常严厉的谕旨。
谎言需要谎言来支撑,一连串的谎言,难免露出马脚。为了淡化汪氏所谓泄密之罪,高宗一方面说,当天值班的军机大臣只有傅恒(继讷亲崛起的头号满洲亲贵)、汪由敦两人,傅恒不会泄密,那只能是汪氏。另一方面,又为汪氏开脱,不排除“万有一分”的可能,汪是清白的,那就一定是军机处的中层办公人员通风报信。
说到这里,马脚终于露了出来。泄密一案,关系重大。如弘历所言,军机处的“卧底”尚无法确认,那当务之急,不应当是揪出这个人吗?有趣的是,高宗一方面表示,“若降旨革职严讯,未有不水落石出者”,却又惺惺作态,说“朕自即位以来,即假借包容张廷玉至此矣,何值因此遽兴大狱”,决定不予追究。“大狱”两字值得特别注意,这告诉我们,在弘历的心目中,真要发生泄密,会是什么后果。
更有趣的是接下来的一句:“然若迫于不得不办,则朕非可朦混了事者。”“迫于不得不办”,什么意思?这是赤裸裸地威胁张氏这位两朝元老,再不乖乖认罪,别怪朕真不客气了!
对张廷玉做了这样的告诫,接下来高宗就把火力完全集中到在他看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张氏,以保护他非常赏识、即将重用的汪由敦。为此,弘历不惜自揭盛世的疮疤,将张廷玉和史贻直(资历、威望仅次于张氏的汉臣,时任文渊阁大学士)在他面前攻击对方的私房话,公之于世。他说,一直以来,史贻直就不断进言,说张廷玉哪够资格配享太庙。张氏哭求配享承诺时,就挑明了,是怕退休后,离开了皇上身边,史氏会肆无忌惮地诋毁他。
耐人寻味的是,高宗没有接下来给配享的是非下个结论,话锋一转,谈起了张氏退休后,空出的内阁大学士谁来填补的问题。弘历曾刻意摆出尊重老臣的架势,征求张廷玉的意见,张氏当然深谙其道,知道高宗准备起用汪由敦——就在上个月,汪氏署理(即代理)协办大学士,很明显,要接张氏的班——于是提名汪由敦,这是迎合皇上,给主子的决定锦上添花,还可以做个顺水人情——汪是张的门生,张当然乐见其成,但不代表提名的主要考量是私心,弘历的为君之道,他清楚得很。没想到,局势陡变,反而授君以柄,现在成了结党的罪状。
弘历撇开史贻直在配享问题上的是非不谈,一口断定,张廷玉推荐汪由敦,是为了退休后留下代理人,是为了个人利益,假公济私,牺牲朝廷利益的朋党行径。他轻蔑地宣称:“此等伎俩,可施之朕前乎?”
高宗不惜将重臣不和公之于世,除打击张廷玉外,其妙用之一,即警告史贻直,朕对你的私心,一清二楚。史氏要把张廷玉的退休,误以为是自己谗言的成功,只会自取其辱,朕将来把他也办了!公开张史之争的第三个妙用,即有意制造史、汪问的矛盾,使之互相牵制,从而大权独揽。
最后,总结陈词:朋党绝不姑息!大清朝乾纲独揽,事无大小,皆出朕衷独断。张廷玉推荐汪由敦,不是爱他,而是害他!所以朕才将汪氏革了职(不小心说了实话,不是因为泄密)。“仍令张廷玉一一明白回奏!”
到了这份上,张廷玉再不敢辩解,只有认罪了。
弘历宣判说:“太庙配享,皆佐命元勋,张廷玉有何功绩勋猷,而与之比肩乎?”鄂尔泰好歹还有平定苗疆的功绩,“张廷玉所长,不过勤慎自将,传写谕旨”,也就是按照皇上的指示起草文件,比较谨慎细致,不出错罢了。“朕平心论之,张廷玉实不当配享,其配享实为过分。而竟不自度量,以此冒昧自请,有是理乎?”
做了这样的铺垫,高宗重申,“张廷玉忍于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除了革去伯爵,将来仍准配享。
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底的这番大起大落,大概是张廷玉为官五十载中最跌宕起伏、最为凶险的一幕了。老先生一定在盘算,伴君如伴虎,早日离开京城这是非之地为妙。结果,聪明一世的他又错了。
乾隆十五年(一七五0)四月,更为严厉的一份上谕颁布了。
事情的起因,是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意外于三月去世,而张廷玉却仍拟按计划于四月返乡。这又让高宗抓到了把柄。他说,朕登基十五年了,在朝廷事务上,张廷玉不过随大流,“毫无建白,毫无赞襄”。朕对他宽容、礼遇,不过是因为他资格老,“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花瓶。
去年他犯了严重错误,“朕仍复加恩”,“仍准其配享,是在伊又当何等感愧?乃仍腼然以老臣自居,并不知感”。今年三月,永璜年轻轻地就驾鹤西去。“甫过初祭”,张氏“急思旋里”,“即奏请南还。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安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谓尚有人心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