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和自由之间的韦伯

一 现代史上的德国问题

现代德国命运悲怆而深具世界历史意义。其间，又因为韦伯、施米特、阿伦特和法兰克福学派等思想家的阐释而与现代性密不可分。二十世纪之交的德国因其快速崛起的政治经济力量以及与霸权国英国的宿命性碰撞，尤让当代中国知识精英倍加关注。正如托克维尔之于法国，韦伯对德国政治充满深深的焦虑感，百年之后尚能让我们感同身受。

作为后发国家，德国在十九世纪末期面临双重压力：在国内面临政治发展压力，在国际面临自由主义霸权的压力。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后，德国完成统一，资本主义得到全面发展，但德国的政治发展却裹足不前。尽管引入了普选制，但不管是俾斯麦还是德皇威廉二世都独揽大权，限制议会制的发展，而官僚制则不受控制。与此同时，在争夺海外殖民地的竞争中，德国落后于英国甚至落后于手下败将法国。

而此时英国已经形成一套系统的自由主义制度和话语霸权，以至于俾斯麦不得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策动意识形态战争来缓解压力。威廉二世在一八九0年解除俾斯麦职务以后，也在几年之内将其平衡各方、具有防御性特征的“现实政治”原则（Realpolitik）变为更具进攻性的“世界政治”原则（Weltpolitik）。于是，除了意识形态竞争和经济竞争，一八九七年以后德国更与英国展开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随着一九0七年英、法、俄协约国联盟的形成，德国面临多线作战的地缘政治环境。双方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兵戎相见。战败后的德国并不甘心，短命的魏玛共和国终结于纳粹主义，并最终通往更具灾难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今天，英德矛盾已经成为“修昔底德陷阱”的经典范例。那么，如何理解英国与德国的这场世纪之争呢？结构主义的解释认为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冲突无法避免，但此解释忽略了这一事实：英德并非宿敌而有广泛联系，且“一战”之前英德并无战争甚至一度同与法、俄对抗。自由主义的解释则把英德对抗简约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随着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压制，德国的帝国扩张完全沦为保守主义和威权主义的产物，成为疏解国内政治发展压力的渠道。那么，德国国内自由主义的式微能解释其与英、法、美等国命运的分流吗？德国当时的自由派如韦伯在英德对抗和德国政治发展中又究竟采取了什么态度呢？

二 德国民族自由派的诊断

十九世纪既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高峰，也是欧洲帝国主义的第二个高潮。皮茨在《转向帝国：十九世纪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一书中写道，和十八世纪的情况不同，英法帝国扩张都受到本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大力支持。这些久负盛名的自由主义者是帝国事业的辩护者、参与者甚至领导者：英国密尔父子都是东印度公司的高级文官，直接参与殖民事业;托克维尔对殖民事业非常热心，力主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这些自由主义者支持帝国的理由各有侧重，或认为帝国可以传播现代政治，或认为欧洲肩负教化其他地区的义务，或认为帝国扩张能促进自由商业发展，或认为海外殖民能培育本国公民的政治热情。不仅英法如此，自由帝国主义是十九世纪欧美的时代精神。

作为国家建设和帝国扩张的后来者，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在德国的关系更加复杂曲折。马修·菲茨帕特里克（Matthewitzpatrick）在《德国的自由帝国主义》中指出，德国自由派从一八四八年革命开始，就拥抱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且彼时几种主义在逻辑上自洽。自由主义不但为普鲁士的民族国家建设，也为德国海外帝国构建提供理论支持。在俾斯麦统一德国、针对天主教会保守派的文化斗争和压制工人阶级的“反社会党人法”立法过程中，德国民族自由党给予俾斯麦支持。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俾斯麦不再需要他们，蜜月期结束。自由主义失去了主导德国政治发展和帝国构建的机会，而分化的自由主义者沦为德国政治的附庸或者边缘。

韦伯的思想发展折射了德国自由帝国主义的命运。韦伯的父亲是德国民族自由党的重要成员。受其父亲以及长辈鲍姆加藤等人的影响，韦伯在青少年时代就有相当的政治自觉。但在其思想成熟时期，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在德国已经式微。此时的韦伯又如何看待德国的自由主义遗产以及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呢？韦伯看重的是自由民主制的工具价值：真正的议会制不是橡皮图章，而是作为选拔和培养政治家的机器、锤炼国际政治斗争能力的舞台、约束德皇任意外交政策的机制和平衡德国强大官僚体系的手段。韦伯认为，只有这样的政治机器和政治家，才能帮助德国在大国斗争中做到政治成熟，在海外殖民竞争中后来居上。也就是说，韦伯以德国的竞争对手英国为模板，使得他的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论述逻辑统一。所以，韦伯既批判俾斯麦乾纲独断却对德国的政治发展毫无建树，以至于留下一个有名无实的议会和官僚充斥的政府;更对威廉二世的半吊子政治深恶痛绝，认为这不但无助于国家地位的提升和海外帝国的扩张，也会使得德国走向与英、法、俄等强国同时为敌的危险局面。

韦伯特别担心德国的外交政策。在韦伯的私人通信以及晚年的政论中，尽管他对俾斯麦压制德国政治发展十分不满，但他也承认其长袖善舞，不但在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后确立了德国的大国地位，一度还在欧洲的均势政治中扮演话事人地位。然而，德皇威廉二世具有挑衅性、鲁莽而又笨拙的风格，将俾斯麦的外交遗产消耗一空，使得德国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大国关系日趋紧张。比如，在英国人策划的旨在推翻非洲德兰士瓦政府的詹姆森袭击失败后，威廉二世于一八九六年一月向该国总统克鲁格拍发著名的祝贺电报，挑衅英国。克鲁格电报事件不但引发外交风波，还引发英德媒体口水大战，更激发了英国民众普遍的反德情绪。保罗·肯尼迪认为这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英德政治关系中毫无疑问的最严重的时刻”。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这是让韦伯对德国外交路线和德皇干政深恶痛绝的几件事情之一。在他看来，正是因为类似事件，威廉二世让最不可能联手的三个大国，英国、法国、沙俄，在一九0七年组建联盟。至此，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完成了根本性变化，两大阵营开始成形，最终导向第一次世界大战。

与同时代的德国民族自由派相比，韦伯显然更有洞察力。比如，韦伯的朋友、政治家瑙曼一九00年的著作《民主与帝国政体》试图发展出让社会民主制与君主制相协调的框架：“我们将对进步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恺撒身上，而非目前这样的帝国议会。”与瑙曼相反，韦伯意识到德国扩张的最大障碍恰好在于威廉二世：他的个人统治“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成为头等重要的‘世界政治’因素”（韦伯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后给瑙曼的信，一九0六年十二月）。直到英、法、俄三国联盟成立之后，瑙曼才不得不承认韦伯的判断更准确。

三 自由主义的帝国阴影

正因为韦伯身上的复杂性，如何评价其政治思想在“二战”后争论不休。这更因为德国自由派的政治失败显得双重悲情：自由主义的阴暗面到底有多阴暗？而失败者是否需要为政治悲剧负责？在欧美主流观点中，或如英国学者本瑟姆认为韦伯总体而言是自由主义者，或如德国学者蒙森认为韦伯身上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立场，甚至压过了自由主义。中文知识界亦注意到韦伯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有趣的是，这些学者自身的知识立场亦摇摆于两者之间，如《读书》上甘阳《走向“政治民族”》和钱永祥《韦伯：“大国崛起”的思想家》两篇文章所体现的那样。

在主流的自由主义叙事里面，德国的帝国主义是压制国内自由的产物。而韦伯等人因为爱国心切而走入民族主义迷途，甚至为了德国的强大不惜选择支持卡里斯玛领袖。汉斯- 乌尔里希·维勒（Hans-UlrichWehler）在《德意志帝国：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八》里写道：瑙曼、韦伯等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机会参与德国扩张的决策过程，但是他们都对此给予支持。在《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一书中，蒙森指出韦伯政治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倾向干扰、污染了自由主义。可问题是，那个时期有这种干净的自由主义吗？

事实上，韦伯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紧密相连、互相支撑，而且这是那个时代德国乃至整个欧美思想家的共同特征。后殖民主义历史学者安德鲁·齐默曼（Andrew Zimmerman）《去殖民化韦伯》一文开头石破天惊：“马克斯·韦伯是个帝国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如果说威廉二世的社会帝国主义是为了疏导德国的国内政治压力，那么韦伯、瑙曼等人主张的自由帝国主义则是为了让帝国扩张更好地为国内政治服务。将罪恶归之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而将美好归之于自由主义，乃是一种非历史的误读和迷思。韦伯晚年的左翼学生乔治·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指出，韦伯的国内民主改革只是为了实现让帝国主义运转更好的技术手段;而历史学家吉特尔（Jens - UweGuettel）在《德国扩张主义、帝国自由主义和美国（一七七六至一九四五）》（German Expansionism，Imperial Liberalism and the United States， 1776-1945 ）中认为，哪怕这个判断也可能错置了因果关系，“对于韦伯来说，帝国主义是进步的发动机，是促成国内自由改革的催化剂”。

更具批判性的法兰克福学派比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甚至在《启蒙的辩证法》中论证，导致纳粹主义的不是自由主义的失败，而是自由主义的成功。当然，这种总体性批判恰好和自由主义史观一样无法解释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诚然，晚年韦伯深感德国议会已经无力把握政局，所以呼唤卡里斯玛领袖来驾驭德国官僚机器、把握政治方向，而这样的卡里斯玛领袖最后竟然以希特勒这样的形式出现。但是，韦伯理想中的“帝国总统”实际上是直选的美国总统制。如果他还活着，肯定不会为希特勒背书。哈贝马斯曾说纳粹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是韦伯的思想嫡子，但卢卡奇、雅斯贝尔斯又何尝不是呢？

实际上，哪怕在“一战”期间，德国仍然存在更具包容性的自由帝国主义与排他性的泛德意志帝国之间的争论。瑙曼一九一五年广受赞誉的著作《中欧》（Mitteleuropa）即提出了一个基于经济整合的扩张方案。尽管韦伯对瑙曼提出的中欧经济同盟不乐观，但他还是热情地参与了中欧工作委员会以促进同盟国的关税与经济同盟。库兰德认为，如果“一战”的结果对德国更有利一些，德国精英可能会致力于这个基于经济共同体的政治方案。但残酷的世界大战和冰冷的战后政治现实让权力意志主导德国政坛，而“凡尔赛条约”的屈辱使得不少德国自由派转向了更为种族主义与沙文主义的泛德意志帝国方案。即便如此，一九一八年革命中建立起来的魏玛共和国也并非命定般地通往法西斯主义。如果不是一九二九年的全球大萧条，运转尚可的魏玛共和国不至于让纳粹主义攫取政权，祸害世界。

回到韦伯，他不仅热衷于德国的海外殖民，而且其早期思想也有种族主义成分，而这同样与自由主义有关。在一八九五年前后论述德国的波兰问题时，韦伯明显受到生物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曾被中文思想界津津乐道的弗莱堡大学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多年后韦伯反思这次演讲颇不成熟—提议关闭德国东部与波兰边境，以阻止波兰季节性劳工移入，抢占德国农民的工作机会，影响德国的自由精神。彼时，韦伯认为生物因素决定种族高低，甚至攻击好友瑙曼对于波兰人缺乏敌意。在一八九三年的一次演讲中，韦伯说：从文化的角度看，德国宁愿要中国苦力，也不应吸收波兰移民，因为至少中国苦力不会被德国工人同化（而影响德国文化精神）。

但在后来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韦伯慢慢放弃了生物种族主义思想。毕竟，“社会学的历史也是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告别的历史”。这同韦伯与曾在德国留学的美国黑人社会学家杜波依斯的交往以及韦伯一九0四年的美国之行关系甚大。旅途中，经杜波依斯建议，韦伯参观了另一位重要黑人活动家布克·华盛顿—也是杜波依斯的“友敌”—在阿拉巴马州为非裔美国人开设的第一所职业学校。韦伯认为“这所学校是美国南方他所见到的唯一的充满热情的地方，而南方州的白人却完全漫无目标，失去希望”。在一九一0年十月德国社会学学会成立大会上，韦伯与一位坚持种族优越性的优生学者正面交锋，批判了后者的遗传决定论，否定了种族差异与智商以及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他还特别引证杜波依斯是美国最杰出的、没有白人可以望其项背的社会学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对种族、族群的研究中，进一步否定了这些概念背后的生物学基础，而强调它们的社会、文化属性和建构特征。整体而言，受益于后期体大思精、冷峻严肃的社会学研究，韦伯相比于同时代其他欧美精英比如威尔逊、丘吉尔而言，其种族观或许还算相对“进步”。杜波依斯也发现，与十九世纪美国的种族主义相比，德国学者的种族主义堪称“ 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