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山西会馆经营家族考略

泰安山西会馆概述

泰安地处山东省中部的泰山南麓，北依省会济南，南临孔子故里曲阜，东连瓷都淄博，西濒黄河，交通十分便利。同时，泰山神和碧霞元君的信仰遍及全国，对与山东临近的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区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山西是泰山香客的重要来源地。区位优势和朝山文化，使泰安成为晋商外出经商的首选之地。从泰安红门关帝庙内“自明季盐、当两商捐资建”碑文内容得知，明朝末年已有晋商进入泰安，并阐明了修建者身份就是盐业、典当业商人。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山西盐商在泰山红门建伏魔宫，入清后于顺治年间改为关帝庙。后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在庙之西北方向另建大殿三楹，殿前建拜棚及钟鼓楼。关帝被奉为武财神，故乡为河东郡解县（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就位于著名的“河东盐池”南岸，晋商与其有桑梓之谊，恰好经营范围以盐业、典当业为主，所以全国各地山西会馆多依托关帝庙而建，形成“庙馆合一”的建筑格局。从泰安山西会馆内现存碑文题名来看（康熙十年、康熙二十二年、康熙三十一年、乾隆五十九年、道光二十八年、咸丰九年、光绪二十一年、民国25年），在泰晋商籍贯多为山西汾州府汾阳县、平阳府洪洞县。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以来，旅泰山西人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从明末清初在泰经商，至乾隆、道光年间达到鼎盛，旅泰山西人垄断了泰安地区的盐业和典当业，成立了盐业行会“公业隆”，并大力捐修泰山庙宇。行会是行帮组织，它以行业和地域为纽带，并以行规和习惯势力为凭借。在一个城市里，固然有外乡侨居的客商建立的会馆公所，也有本地同业商人建立的会馆公所。不过前者比后者更需要建立自己的行帮组织，团结来自同一地区的同乡商人，借以维护本行帮的经营和利益，遇有意外并能相互救济。在红门关帝庙碑刻的诸多题名中，笔者关注到有多位刘姓人士在历代重修关帝庙的事务中出现。康熙年间大多为小额捐资，但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重修时起，“公业隆”领袖刘洪绪的捐资令人瞩目，捐钱多达565千文。在后续咸丰、光绪、民国的重修碑记中，刘姓人士出现多达5次，分别为刘汝明、刘维屏、刘思诚、刘廷钧、刘维翰。这几位刘姓人士均来自山西洪洞县。他们是否为同一家族族亲，令人好奇。

洪洞县万安村刘氏家族调研

刘氏家族规模庞大、分支众多，仅在洪洞就有万安村、苏堡村两大刘氏家族，两村各居县城东西，却毫无血缘关系。笔者查阅自清康熙至民国多次重修的《刘氏家谱》，均为洪洞苏堡刘氏，与在泰经营的万安刘氏并无关系。笔者在洪洞县万安村调研时，采访到了万安刘氏第九辈——“年”字辈长者刘丰年先生。依据当地文物史料和后代族人回忆，基本勾勒出了万安刘家的发迹轨迹。

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陕西米脂县遭遇严重旱灾，人民流离失所。米脂县刘天增携三个儿子刘富、刘贵、刘余逃荒来到山西洪洞万安村，安身土地庙，以做短工度日。长子刘富听闻山东是南北往来的要地，经商十分便利，于是前往山东济南开设洪茂盐店。至康熙四十年（1701年），洪茂盐店已经发展到店铺、库房、住房50余间，运输车辆10余乘，店员60余人的规模。刘富共有三个孩子，分别为刘积庆、刘积玉、刘积美。刘富及其子女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继续在河北、山东、浙江、福建经营盐业。致富后的刘氏族人十分懂得如何巩固财富和社会地位，以捐纳资金的方式获封官衔。乾隆年间至道光十年（1830年），刘氏族人回到家乡洪洞万安兴建宅院、书院、家庙、牌楼。刘积庆长子刘克昌于村西门兴建石坊，额曰“万安保障”。刘积玉之孙刘杰凤在村东门建石坊，东面额曰“四世崇封”，西面额曰“累代恩荣”。

石坊东面“四世崇封”栏板题名自上而下分别为：

“诰赠资政大夫，前移赠朝议大夫，移赠昭武都尉刘富。

诰赠资政大夫，前诰赠朝议大夫，移赠昭武都尉刘积庆。

诰赠资政大夫，前诰封昭武都尉，覃恩诰封奉直大夫，刑部浙江清吏司员外郎加一级，候选盐运司运同，议叙知府，钦加盐运使司盐运使衔，特恩赏加三级刘克昌。

诰赠通奉大夫，刑部浙江清吏司员外郎，兼理福建司事加一级刘杰龙。”

“四世”指四代，由此可知，上述四人为刘富及长子刘积庆、长孙刘克昌、曾孙刘杰龙。

石坊西面“累代恩荣”栏板题名自上而下分别为：

“诰赠资政大夫，前移赠朝议大夫，移赠昭武都尉刘富。

诰赠资政大夫，又诰赠通奉大夫，前诰赠昭武都尉，诰赠通议大夫，工部营缮清吏司员外郎加五级刘积玉。

诰赠资政大夫，又诰赠通奉大夫，前覃恩移赠奉直大夫，刑部浙江清吏司员外郎加一级，诰赠通议大夫，工部营缮清吏司员外郎加五级，候选游击刘克敏。

诰授资政大夫议叙道衔，又议叙盐运使司盐运使，特恩赏加三级刘汉疆；诰赠通奉大夫，前诰授通议大夫，钦加道衔工部营缮清吏司员外郎加五级刘杰凤。”

“累代恩荣”即指四代人积累下的荣耀。

由此石坊题名，可以大致梳理出刘富其中两个儿子的支系关系：

长子刘积庆→孙刘克昌→曾孙刘杰龙。（杰龙为克敏二子，因克昌无子，所以过继到克昌名下。表现在石坊题名中，便是杰龙的名字跟在克昌之下，而汉疆的名字与杰凤并列。）

二子刘积玉→孙刘克敏→曾孙刘汉疆、刘杰凤。

刘家这种靠捐纳买得官职的做法，在清代的商人子弟中已是常态。明朝中叶正德、嘉靖年间，一些参与国家重大经济活动的边商，通过结交地方官吏，使子弟获得以郡县学籍参加科考的机会。明万历年间，在扬州的山陕盐商，核定商、灶二籍，山西、陕西两省的盐商子弟可以凭商籍就地应试，清初此项政策惠及徽商。政府允许商人子弟拥有正式学籍参加科考，彻底打破了自秦汉以来推行的商人子弟不得入仕为官的规定。

在增建石坊、宅院，捐纳官衔的同时，刘氏家族成员对于政府的各项行动予以积极配合，并逐渐将经营范围由济南扩展至长清、泰安。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2月29日，乾隆皇帝东巡首次登岱，特意驻跸山西会馆并御书“神威巨镇”匾额，晋商的政治影响力可见一斑。而刘家作为晋商会馆的主持者，此时的商业实力也可想而知。

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刘积庆过世，其子刘克昌前往山东长清主持盐业生意长达数十年，成为当地巨富。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临清州农民王伦发动农民起义，时任山东巡抚徐檄命令长清县令准备粮草备战镇压，但县令苦于银根匮乏难以完成任务。刘克昌发觉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政治投资机会，于是他主动提供经费给县令购置粮草，并说道：“叛逆我辈所不共戴天者也！”这次成功的政治投资，带来了显著的效果，临清农民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七旬大寿时刘克昌受邀赴京祝寿，赐酒食。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8月20日，奉旨授五品衔。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皇帝在乾清宫举办千叟宴，刘克昌再次受邀参加，并被赏赐《御制千叟宴诗》《古稀说耕织图》。嘉庆八年（1803年）11月19日，时任山东巡抚铁保疏浚境内运河水道、泉源。时值冬季，刘克昌为工人捐赠棉袄1000余件、银子30000两，临清两岸堤坝施工即用此款项操办。刘克昌80岁去世，《洪洞县志》记载其墓地在县西15里的高公村。笔者询问刘克昌家族后人，老人予以否认，称家族坟墓皆集中于北山上，今不存。所言“北山”即万安娘娘庙所在地，承青龙山余脉，属于万安村北部高地。

泰安商业版图的拓展及会馆经营

可以说以刘克昌为代表的刘氏家族第三代，在鲁经营期间不仅生财有道，同时注重把握机会和时势，进行了支持平叛、支援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等多项有力的政治投资，这为后来刘家开辟泰安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克昌膝下无子，刘杰龙是从堂弟克敏家过继来的。刘克昌去世后，接续发展的任务转交到其他族人手中，这在泰安市场的经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前后，刘氏族人刘洪绪已将盐业生意版图拓展至泰安，并参与到泰山斗母宫、红门关帝庙的重修工程中。其在关帝庙重修中捐资阔绰，达565千文。从捐款数量来看，此次重修关帝庙盐商捐资的方式应该是抽厘，即按盐包销售额来抽取，由此可知刘洪绪的盐业销售额在泰安盐商中排名第一。咸丰三年（1853年）4月，太平天国北伐杀至泰安，在其影响下泰山山区民变四起。咸丰九年（1859年）秋、冬，捻军两次攻打泰安城。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多次袭扰泰安，晋商的典当行因有大量现金而成为捻军抢劫的主要对象，致使晋商损失惨重，典当生意依次收回。红门关帝庙中的日常工作逐渐转由盐业同仁负责。咸丰九年（1859年），重修关帝庙钟鼓楼及垣墙，主持刘氏家族泰安盐业生意的新秀——刘汝明出现了。刘汝明是捐资者盐业公会“公业隆”的督工代表。也正是从咸丰年间开始，晋商盐业同仁开始全权参与红门关帝庙的建设工程。

《洪洞县志》中记载：“刘汝明，字采臣，生而魁梧，幼读书每以身体力行自勖。长游齐鲁，治鹾泰安三十余年，起衰振弊，成效大著。光绪初，山西奇荒，人相食，诸友皆晋籍，明许暂假公款济其家室，积欠近万金，事后不能偿，明念诸友欠债非得已，且全活甚众，乃出赀代偿，始终无德色。他如矜孤恤贫，扶颠济危，皆佽助之无少靳，今犹脍炙人口。”此处记录将刘汝明的人物画像勾勒得十分清晰。刘汝明在泰安经营盐业生意长达30余年，把盐业生意做得“成效大著”，可以算是洪洞刘氏家族在泰经营的中兴之人。刘汝明在泰致富后不忘接济家乡。光绪初年，山西遭遇饥荒，刘汝明从公款中拿出部分钱接济山西老家的亲友，其兄刘汝舟当时留在万安照顾母亲。虽然度过饥荒，但族人皆无偿还能力，于是刘汝明独自承担，偿还了这些资金。这份义举使得刘汝明在家族中威望大增。

刘汝明开拓泰安市场的成功，还要追溯到其父亲刘尹卿。刘尹卿原本一直在万安生活，因其早年丧父，家庭的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迫于生计，刘尹卿追随堂兄刘杰凤的脚步来到山东经营盐业。由于济南、长清两地生意已经稳固，族人将开辟泰安市场的事务交给刘尹卿负责。同治二年（1863年）南方捻军袭扰泰安多地，清政府派名将僧格林沁率兵镇压，刘尹卿捐献6000两银子作为军饷。僧格林沁想将其招至麾下作为幕僚，刘尹卿婉拒。之后，刘尹卿被授予祁州（今河北省保定市安国市）知州官职。刘汝明接续刘尹卿执掌泰安盐业生意，后代不断经营至民国年间。刘汝明一支，正是刘富三子刘积美的后人。

刘积美支系如下：刘富→刘积美→刘克荣→刘汉元→刘尹卿→刘汝舟、刘汝明→刘维屏、刘维翰。

“刘维屏，字子藩，号松崖，（刘）汝明（之）子。”《洪洞县志》的记载明确了刘维屏与刘汝明的父子关系，并述刘维屏自幼体弱，不善经营，但很有悟性，聪颖过人，擅长诗词吟咏，后潜心钻研医术成为名医。刘维屏不像其父亲一般善于经营，未能深入经营盐业生意，但其成长环境安定富足，使得他可以遵循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在父亲的资金捐纳之下，刘维屏得了个山东长山县知县的例贡身份，这在清代后期商人子弟中已经颇为常见。

刘维翰，刘汝明次子，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增贡，与其兄长一样，为资金捐纳所授山东长山县知县，民国25年（1936年）重修泰山关帝庙碑阴有题名，为民国6年（1917年）所题。

刘思诚，洪洞万安刘氏族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直隶河间举人代理，资金捐纳授长山县知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关帝庙碑记有题名。

刘廷钧，洪洞万安刘氏族人，光绪十年（1884年）任兵部主事。民国25年（1936年）重修泰山关帝庙碑阴有题名，为民国6年（1917年）所题。

行文至此，我们已大致了解山西洪洞万安刘氏家族在山东经营盐业的概况。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前后，刘氏族人刘洪绪已将盐业生意版图由济南、长清拓展至泰安，并参与到泰安红门关帝庙的重修工程中。咸丰九年（1859年）至民国时期，泰安盐业多半由洪洞万安刘氏家族中刘积美一支后人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