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农耕文化的别样文本

早闻介休有一位曹锦老先生，一辈子扎根“三农”领域，退休后撰写了大部头的三卷本自传《农桑记》，是研究三晋农耕文化的珍贵史料，而传主则自称是一位“头上顶着土的人”，可见他基层阅历之丰富。2020年1月4日，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专程前去拜访了作者。初见曹锦，他温文尔雅，剑眉微扬，神态和蔼，进到家里，他给我们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和撰写《农桑记》的规划，他说，还计划再写两卷。那天，我们在曹锦家呆了一整天，他边谈边展示了从1962年以来积累的工作笔记、图件像片、证书奖状、文书文件、会议资料等，再加上他作为亲历者的回忆讲述，历史与现实交织，使人恍然置身到那个过往的年代。结束考察后，我开始认真阅读《农桑记》。随后的日子里，曹锦开始继续攻写后两卷。2022年夏，曹锦将他的《农桑记》书稿全部整理发来，并嘱为一文。

《农桑记》共五卷十四篇六十一章，成书近百万字，讲述了232个小故事，以“三农”为主线介绍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重大事件，时间跨度七十七年，实在是一份别样的三晋农耕文化的文本！

《农桑记》的第一个“别样”，在于它是真实的农民的经验性记录

阅读《农桑记》时，我常常奇异于自己为什么总有“停不下”和“出不来”的感觉呢？这可能是，《农桑记》从根本上触发了我的成长和学习经验，每次阅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次自我认知的深化和过往经验的确认。我出生于农村，自小在农村长大，虽中学时就离开村庄外出读书，从乡镇到县城再到省会，但一路走来，从未断开过和村庄的联系，对乡村的人和事充满感情。所以当我读到曹锦用生动的笔调描绘出“重情重义的京城嫂”“刚毅的孟姐”“沉默是金的苏根伯”“精巧红宝嫂苦乐人生”“率真红元嫂真情对人”，以及东窑院的其他邻居时，不禁暗自叫绝！这些在大历史中总被淹没和失语的“小人物”，却仿佛真实地就在我的身边，就是我昨日生活其中的真实世界和真实人物。

曹锦在书中总是不惜笔墨，不断寻找潜藏于底层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正能量”，从微观视角发掘农民生活世界的核心价值和优秀品质，以悲悯的情怀和隽永的笔触记述，以热烈的爱憎臧否人物，书中记录的作者遇到、接触到或有关联的且有名有姓的人士，就有两三千人，稍作描写或介绍详细的就达三四百人，这使得《农桑记》也成了为芸芸小人物立传的群英谱！

钱穆先生曾说：“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阅读《农桑记》，我常常会思考，究竟什么是农民？什么是真实的农民体验？曹锦在书中说：“刚回村时，我对当农民也看得过于简单，以为头上扎块毛巾，挽起裤腿脱鞋下田参加了劳动，就自然而然是农民了。可以说是信心满满热情高涨。实践了一段才知道远不是那么回事。从学生到回乡知识青年，这个转变相对来说还容易些，但要实现从回乡知识青年到农民的转变，那就难了。也就是说像农民容易，成农民难。”

近几十年来，学界面对“三农”问题时，较少能真正地从农民的视角、感受和立场出发去分析和看待问题。很多时候，“农民”只是其研究对象中的一个群体，是作为客体地位存在的一个职业或阶层概念，这就使得学术和农村实际情况有层隔膜。而作为农耕文化的亲历者，农民很难真正参与和讲述自己的历史，像《农桑记》这样完全将农民的生命体验和历史记忆寓于其中而形成的“三农”文本，目前很少见到，这恐怕也是《农桑记》迥异于其他“三农”文本的根本所在。

曹锦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农民、农业和农村，其成长和“三农”结下了一世“泥土情缘”。对“何以成为农民”，曹锦从中国农民群体特征习性的角度进行了深刻揭示，他说：“学当农民首先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过好生活关、环境关、劳动关。就是要准备去经受雨淋霜打，饱尝蚊叮虫咬；要头顶烈日酷暑，经历冬雪严寒；要准备过‘脚趟泥泞鞋常湿，手粘牛粪无暇擦’的生活。也要练成食物粗糙但喉咙粗，汤水灌肚但能撑得住，粪堆旁边也吃得下，搓搓脏手也吃得香的习惯。”这看似“质野”的一段，恰恰是一种人在其中、身心俱足的“有我之境”。

清代况周颐说：“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曹锦对“成为农民”的这番诉说，正是他扎根农村，直抵农民之心，“以吾言写吾心”的真实叙述，突出的就是一个“真”字。曹锦还说：“我仔细地观察我的这些乡亲们，在应对农村生存环境上，他们是那样的富有忍耐力和柔韧性，又是那样的豁达和乐天。为了适应农村的生存环境，磨炼出了无比坚强的忍耐力和能屈能伸的柔韧性。”这种特性被农民自喻为“河滩里的石头”和“腌在老咸菜缸里的萝卜”。意思是说，河滩里的石头虽在洪水不断冲刷下，左碰右撞而逐渐磨掉了些棱角，变得有些圆滑，但石性始终不变；而萝卜腌在老咸菜缸里，“盐”上来、“苦”下去，受尽了“盐”气变成了咸菜，但仍不失菜根之质，这是一种源于农村、源于大地、“扎在泥土中”的道德和伦理哲学。因此曹锦认为中国农民是“既淳朴厚道，又有点儿木讷、有点儿狡猾、有点儿小聪明的复合型性格”，这一精彩概括深刻揭示了中国式农民的经验内部和人性深度，又熔炼了丰富复杂的乡土世界。

《农桑记》的第二个“别样”，在于它对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介休农村及更大区域的社会历史给予了全景式记录

曹锦在书中对于在现代化浪潮中逐渐被冲刷褪色乃至几近消失的传统农耕民俗和农业生计进行了深描细绘。他说：“作为农民的儿子，从落地就闻到了泥土的芳香。出生成长在农村，无论儿时玩耍，还是下学途中，脚下踩着泥土，身上粘着泥巴，满眼看到的都是农事、农器、农艺等农民的人间烟火。”

书中用呈现细节、还原场景和解释说明相结合的独特笔法，展现了传统村庄打铁、制绳、打井、熬盐等工艺的完整过程。曹锦的写作手法于朴实自然中蕴含着深刻道理，妙笔生花处处闪现。开篇一句“农村百业繁，人间烟火气”，就以强烈的带入感将时空瞬间拉回到那个年代，仿佛徐徐展开的一幅古老的画卷。作者在写铁匠铺里烧熔、锤锻、淬火等各道工序要领时，不仅再现了铁匠铺里火热的工作场景，刻画了工匠们的娴熟技艺和敬业精神，还用“看泥匠溅点点，看铁匠烧眼眼”的俗语，生动传神地再现了孩童们的好奇心理和真实情景；对于制作豌豆绳、架绳、缰绳、井绳、船绳等产品的麻铺，每个器械、操作、尺寸都详细记录，既事无巨细，又执简驭繁，收放自如。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书中记录的农民打井时用来协调井上井下人步调的劳动号子，一场紧张、舒缓而又有节奏感的劳动场面跃然眼前，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歌颂劳动美的笔调。书中还记录了张兰赶庙会、三进介休城等，读者不仅可以从中获取历史信息和客观材料，还能从曹锦独特的叙述方式中去发现更深层次的历史场景和民众心态。因而，《农桑记》不仅是一部个人自传，更是一幅三晋民俗风情画卷。

当然，《农桑记》并非是“匍匐于乡土、醉倒于村俗”之作，全书既探究农村农民微观生活，又分析村庄的运行机制和集体记忆，是一幅上层与下层、国家与农民多元互动的立体图景，展示了完整的“三农”变迁史。换言之，曹锦能够“成为农民”自然是成书的前提，但这份别样的农耕文本得以最终形成，还得益于曹锦实际上经历了农村孩童、农村学生、农民、农村干部、公社干部、县农业部门干部等多重身份的演变，这些经历有助于他获取超越性的眼界和功力，能够在“局内”和“局外”之间游刃有余地转换，从而建立起自己更加理性的独立思考并诉诸文字表达。

从纵向来看，“三农”虽是作为一个时代问题被提出的，但它本身又是一个连续的、复杂的和互动的长期历史构造过程，每一个当下，都有深厚的历史根源。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极其剧烈，农民“从翻身当家做主人”到集体化生产模式的集中改造，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进入市场、流动到城市，中国农民的政治意识、情感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分层都发生了深刻转变，这其中有太多复杂的议题需要讨论，这就需要曹锦必须对历史和社会有整体的把握。

观《农桑记》五卷，虽为自传，但它所反映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历时之长和跨度之大，竟达七十余载！几乎涵盖了介休解放、土地改革、镇反肃反、统购统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大搞水利、三年困难时期，“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进农业产业化、城镇化，直到今天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所有涉及“三农”的大事件，容量广博。

最为可贵的是，曹锦对这七十多年时间轴线中的每一个事件的叙写，都是从自我与所处时代的关系问题入手，在融入个人经验和情感的基础上，对每一个与“三农”缠绕的时代问题条分缕析，层层剖解，既有泼墨写意的烘托，又不乏工笔细描的特写，更有跌宕起伏的真实情节和发人深省的追问思考，让读者仿佛走进历史现场，走进农民的生活世界，以一双农民的眼睛去感知和体悟历史事件背后的意义。全书既不据守旧论，亦不盲从新说，而是从一种本土性和地方性的知识去把握和理解历史的精微之处，进而帮助读者从长时段、整体史以及大历史观的视野去审视和打量我国农耕文明演变与兴衰的规律。

《农桑记》的第三个“别样”，在于它强烈的历史意识与现实情怀激荡后给予读者的深刻启示

由于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化影响深巨，所以认识农村是认识中国的基础，改造农村也是改造中国的基础。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发动乡村社会和农民力量参与革命，结为工农联盟的革命主体，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这一胜利过程又无时不伴随着新的政治秩序在基层确立并不断转化成农民和干部群体逐渐认同的理念和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