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运城盐商的社会担当

在古代，中国的盐产地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和内陆的盐湖。其中，山西运城的盐池是最著名的盐产地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盐业实行专卖制度，只有得到政府发放的盐引的商人才能从事产盐贩盐。运城地区的盐主要供应北方地区。运城盐商依靠本地的资源优势发展壮大，形成了著名的四大坐商。运城盐商发家致富之后，广行善举，反哺社会，为运城的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自然灾害来袭后，他们积极承担起恢复当地经济发展的责任。除了秉承“仁”“义”的营商理念回报乡里外，他们也表现出对提升社会地位的渴求。

清代运城盐商概况

自古以来，运城盐池资源丰富。河东盐商历经多代的经营，在清朝发展到了顶峰。清代初年，清政府下令废除河东盐生产官营制，颁布了“畦归商种”的政策。所谓“畦归商种”，即将盐田的生产权交由盐商，准其世代相袭。政府向拥有畦地的商人征收盐税。这项政策使得河东商业资本进入生产领域，标志着食盐生产首次由国家垄断变为商人出资的民营资本参与活动。这些盐商后来分化出了从事生产的坐商与负责运销的运商两种。其中，部分规模大、较为独立的盐商，兼生产、运销两者。

清代中叶，运城盐池地区的盐商高达420多家。运城盐业的繁荣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士农工商”的传统思想，致使当地百姓不问农事，大半“为商所在”。四大盐商家族分别是槐泉王氏、南高刘氏、运城姚氏和运城杜氏。运城盐商代表有临猗人阎天杰，孜孜不倦经营盐业数载，回乡报效故里恩情。王氏家族王世泰，平时不多言语，但在家乡旱灾严重之时，他带头倡议赈灾，捐银千两，远购粮食储存于义仓中，谢绝乡邻为他树碑立传的一番美意。盐商大户周宗贤，是运城盐池拥有两号盐畦的12锭大坐商之一。留存至今的周家大院风格古朴典雅，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盐商家族的文化底蕴。

坐商专门从事产盐。推行“畦归商种”期间，因后期资金困难，坐商聘请当地大富入股经营，聘任本地人为掌柜，商贾坐收利润，是为坐商的最初形态。运城坐商在畦地生产时沿用了垦畦浇晒法，即雇佣工人，将掺杂淡水的卤水灌入畦地里，在硝板上进行晒制，以得到品质优良的盐。坐商一开始只有畦地的土地使用权。由于部分盐商经营失败，私下买卖无主荒地的情况出现。到了雍正十二年（1734年），坐商获得了锭票，实现了对畦地的合法化占有。

运商负责盐的运销环节。运商一般由政府招募，可以自愿退出。在政府管控下，运商根据自己的财力认领一定数量的盐引来运输和贩卖河东盐。根据年限长短，有短商和长商之分。运销的步骤为请引、按引配运、到地掣验。运商一般通过虞坂路和车辋路两条古盐道运输。他们渡过黄河，将盐运往中原的其他地区。运商还需要个人出资开设盐店。从前，商人将池盐交给店铺贩售，结果出现了店商与伙计勾结串通，私自倒卖食盐的现象，遂“将店家革除，令商人自行立店卸发，以杜积弊”。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和官吏搜刮民财，后期自愿加入的运商大大减少，经营体系濒临崩溃。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政府放松了对运商身份、财产的限制。普通百姓只要缴纳一定的税赋，就可以销售池盐。“畦归商种”的出现，使得运城池盐的产量超过了政府定额。仅运城地区四大坐商之一的槐泉王氏，在极盛时期就拥有五个盐场。这些盐商每年运输销售盐引总额能达到60万引，平均贸易额在1670万两以上。乾隆年间河东盐池累积运输销售盐引9000多万两。得益于这套产运销体系，河东盐畅销北方各省。

盐课是清代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分场课、引课、杂项三大类。场课是对食盐生产者的课税。引课是对食盐销售者的课税。杂项有铜斤、河工银、行政经费银等，是各种名目的杂款累积，是一种附加税。产盐的坐商缴纳场课，运销的运商缴纳引课。杂项作为一种附加税目，不属于国家财政之列，无需报备，因而到后期款项越发繁杂混乱。清政府在杂项上的收入甚至超过了场课、引课，给盐商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运城地区强大的盐商势力极盛之后开始出现衰微的迹象。顺治年间，官府扩大河东盐的销量，希望借此增加赋税收入。在很多地区食盐供应已经趋于饱和之时，仍然执意引商尽销。此举伤商劳民，给盐商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由于天理教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年），政府索取盐商资助军饷的集资超过了800万两白银，远远超过运城商人的承受范围。到了清朝末年，国内外大小战乱不断，加之外国商人大肆倾销，侵占市场，本地大大小小的盐商和其办理的企业相继衰败。

运城盐商崛起后的社会担当

（一）支持教育

运城的学校，有官学、社学、运学以及书院之分。运学即运城盐务专学，始建于元朝末年，最早是由盐运使奥屯茂创设，是一所以接收盐商以及盐工子弟入学为主的一般学府。

盐商在教育方面的付出，主要是承担了各个方面的经费。

一是维持运学的正常运转。运学的经费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河东盐运司公务费开支；二是购置学田，收入租金；三是盐务官员、盐商、士绅的捐助。运学最早的经费来源是河东盐运使林国相置办的第一块学田，而后河东盐运司运判王建中在其任上购置了60余亩土地作为学田。运学之所以能长盛不衰，除了这些土地的收入以外，也离不开盐商的捐助与支持。运学在元代时停办，明清时期重办，少不了盐商的捐款资助。

二是出经费资助书院。运城盐商持续资助河东书院、正学书院和宏运书院的开办，在书院改作学堂后也没有停止。其中，在河东书院的多次修缮中，盐商王恒泰、尉世隆、王费合三家相继各捐银1000两，常通裕捐银400两，葛广济、张隆泰各捐银100两，刘洪茂、侯六来各捐银75两。此外，每个盐商还要按引摊银1200余两。盐商每年还要缴纳40两银子作为修缮宏运书院的费用，盐商范天锡就曾先后给宏运书院捐银61409两。

（二）扶持慈善机构

由于盐业发达，运城地区盐商乐于资助慈善机构，为它们提供足够的经费来运转。比如，临猗人阎天杰经营盐业发迹，5年间获利丰厚。归乡后，他积极修缮当地的庙宇，救济贫苦的百姓。运城盐商资助的主要有育婴堂、养济院、养病所等机构，为其提供建设经费与维持运营的费用。

山西地区的育婴堂始建于清朝中期，快速发展于清朝晚期。育婴堂的职责是收养弃婴或者家人没有能力继续抚养的幼儿，为他们提供暂时的栖身之所。山西比较知名的是太原和运城的育婴堂。运城的育婴堂建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由运城盐商捐助建设，建于路家港，可容纳婴幼儿百余名。山西多个州县的育婴堂由于经费短缺，很难长期维持。宣统三年（1911年），山西省内的育婴堂总共有5个，运城便有1个。这反映出当地盐业经济的繁荣以及盐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清康熙二年（1663年），各地开始修建养济院，收留孤贫者。养济院是为收留孤寡鳏独、贫苦流民设立的，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运城盐商积极资助和建设了运城地区的养济院。康熙二年，运城养济院可容纳140多人。到了嘉庆八年（1803年），“河东金应琦捐廉银七十二两，饬交安邑县发商生息，为春秋完粮之用”。由此可见，创办养济院，维持其运转，离不开盐商在经济上的支持。

光绪十五年（1889年），运城一带流行病爆发。政府在城南的宏教寺为救济患病的盐池工人创办了养病所。为了更好地管理当地事务，政府将养病所交由运城坐商继续经营。每年库发的经费不足时，由盐商补足所缺经费。养病所会用此经费对盐池工人进行不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

义仓是旧时地方上为防备荒年而设置的公益粮仓。清光绪八年（1882年），阎迺珏任河东道台，在解州建成同善义仓。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在运城老东街创建运安同善义仓。工桑园设立于1906年，用于安置游民，发展农桑，促进了社会的和平安定。习艺所创设于1906年，是收容罪犯，令其学习技艺，改过自新的场所。这些慈善组织的建设和维持都离不开盐商按时捐助善款。

（三）义赈灾民

运城本地盐商在赈灾方面主要有两点贡献。一是在“丁戊奇荒”中赈济灾民。二是设立了运城粥厂。

1875年开始，中原地区爆发了一场持续三年的严重旱灾，山西地区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因为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所以被称为“丁戊奇荒”。这场旱灾几乎席卷了整个山西大地，各地都出现了无雨、干旱、降雪稀少的情况。旱灾造成了严重破坏，导致粮食短缺，民生凋敝，其中“晋南被灾尤酷”。旱灾之后往往又伴有瘟疫发生，由于当地医疗卫生条件有限，运城地区饥民、病人遍地。“丁戊奇荒”发生时，“内外库储俱竭”，清政府很难通过自身财力来挽救这场灾难，还需山西各地区的商人募集筹款。据记载，山西盐商捐银总额超过了300万两。其中，运城盐商的捐款数额就占了大部分。荣河县商人王章成“在县赈捐八十金。在村倡散粟二十大石，全活甚众。又建义冢，凡死后无人葬埋者，咸出私囊，觅人掩埋之”。新绛盐商赵延珍，“丁戊大祲，邻里求助者，辄量力而予，全活甚众”。

运城盐商还出资设立粥厂，搭建粥棚，施粥给灾民。向灾民提供粮食是非常有效的赈济措施，“救荒法，如煮粥者善”。运城粥厂成立于清朝时期，每年寒冬腊月开厂施粥救济无衣无食的贫苦百姓。粥厂创办经费一部分来源于政府，还有一大部分来源于运城盐商与地方士绅捐赠。运城粥厂会在粮食收成欠佳，青黄不接的时期接济挨饿受冻的百姓，并为其置办棉衣棉裤。粥厂用捐资的办法兴办两年后，因担忧临时募捐的方法不能持久，“遂饬坐运两商每放盐1名（3万斤）捐钱1钱5分，按当时盐池年生产能力5000名计算，粥厂每年就可以得到1500两银子”。自此，运城粥厂有了稳定的资金来源。遇到灾年，有些富裕的盐商家族会开仓放粮，将自家储备的粮食发放给百姓，或者单独设立粥棚，施粥给百姓。例如，万荣商人潘正春每逢灾年，都会在村口支起大锅熬煮米粥，为贫民、灾民分发馒头。四大坐商之一的绛县槐泉村王氏家族，每年都会在青黄不接时，在槐泉村村外用粥饭连续救济村民三个月。不仅是本村，周边邻村的贫民也因此受益。

（四）创新生产

运城盐业的繁荣离不开运城商人追求进步，不断改进制盐技术。

一是创设凿井新法。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水灾导致黑河淤积，盐池的卤水需要打井取水。最初修建的滹沱，又称挞井，“口面宽广，有环绕数十丈者，下则层递缩小”。每次都需要约20人才能将水抬往盐畦，雇佣工人的成本大大提高了。光绪六年（1880年），关东场坐商李传典创新了凿井的办法。凿出的井名为樁周，也叫卤井。此井细而圆润，可以汲取地下深处的泉水。为坐商节约了凿井、维护井壁和雇工的费用。

二是完善垦畦浇晒法。“畦归商种”政策推行后，运城盐商在“垦畦浇晒法”的基础上，舍弃了自然结晶的办法，使流程更加合理和科学，达到了古代制盐工业的新高度。文献中记载：“每随二月一日畦工入地，盖庵治畦，掏沟，俟薰风一至，引水浇晒。浇者，灌之以水。晒则暴之以日也。先用桔槔挹水注于畦之首段，时以铁扒搅之，日曝味作，挹注次段。首段另注新水。次段水咸，色赤，挹移三段。俟其澄清，开门塍隅，以灌四段。段段开灌，悉以前法。”这种完备的制盐方法，大大提高了产量，同时保证了产盐质量。

对运城盐商的评价

（一）为教育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运城盐商资助河东运学的运营，培养从事盐务的人才，夯实了运城地区的教育基础，完善了运城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当地良好的学风。运城因此成为了河东的文化中心，教育文化水平一直在山西省内名列前茅。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盐商资助运学发展壮大后，运城本地考取进士的人增多，考生的文化素质明显提升。顺治三年（1646年）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运学中诞生了33名进士。顺治年间，运学出身的谢象申与谢象超兄弟，均在科举考试中中举。运学的成立，是在产盐区设立盐务专学的一项创举，造就了“师道立而教化行，理明义而风俗美”的良好学风。但是，运学成立后只接收盐商、盐丁的子弟入学，要“教诸商子弟”，并非接纳所有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入学学员的范围。